基本表現
為“裙帶腐敗”“衙內腐敗”畫像
裙帶腐敗、衙內腐敗是懲腐肅貪的千年難題。從字面看，裙帶是女子束裙裳的一根帶子，引申後特指因妻女姊妹關係而獲取的官職。裙帶官常被社會清流所蔑視，有的甚至說裙帶有毒，因為有多少裙帶關係就有多少腐敗。和裙帶一樣廣為人知的還有“衙內”，這是官僚子弟的另一種叫法。老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但衙內腐敗表現為“老子為兒子撐腰，兒子為老子撈錢”，把權力變成牟取利益的工具。如果把官員腐敗稱為原發性腐敗，那麼裙帶腐敗、衙內腐敗就是衍生性腐敗或寄生性腐敗。
歷史上，不同朝代的裙帶腐敗、衙內腐敗有不同表現。比如，西晉的門閥家族特權蔓延，裙帶關係異常嚴重，裙帶腐敗主要表現為：公開賣官鬻爵，公開搶劫，壟斷商業經營等；宋朝的惡衙內現象比較嚴重，元雜劇《陳州糶米》中北宋權豪劉衙內的形象為發國難財、搜刮百姓、白拿白要等；明朝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貪財好色，背地裡搜刮的財富讓嚴嵩目瞪口呆，而總督胡宗憲之子胡衙內則橫行鄉里、吊毆驛吏、砸壞驛館等。
國際上，裙帶腐敗、衙內腐敗也屢見不鮮。比如，美國參議院貴族世襲雲集，有統計顯示，參議員兒子成為參議員的概率，比普通人高8500倍；政治黑金蔓延，利益集團通過裙帶提供鉅額獻金，政客當選後向利益集團傾斜政策、謀取私利。人民日報曾刊文提到，僅2014年美國中期選舉的捐資，高科技公司2250萬美元，證券業和投資業高達1.21億美元。法國則主要表現為爵位買賣腐敗、立法審批腐敗等，2014年歐盟《反腐敗報告》顯示，69%的受訪者認為裙帶關係和腐敗影響了商業競爭。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裙帶腐敗，普遍表現為以官員為中心結成利益共盟，進行權錢交易和利益輸送。
從國內看，黨的十九大以後，反腐敗贏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但也要看到，“衙內腐敗”“裙帶腐敗”依然存在。比如，搞政治攀附，如安徽省原副省長陳樹隆、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等人，主動搭天線、抱大腿、攀高枝，找政治靠山；搞利益輸送，把關係網中的權力“變現”，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通過兒子收受賄賂高達3400餘萬元；搞壟斷性獲利，一些掌握壟斷資源的人，利用特殊資源經營權結交權貴，或從中漁利，如茅臺集團袁仁國的妻子和兒女，通過違規經營茅臺酒獲利2.3億餘元。（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室主任 王炳權）
原因探究
利益固化、利益輸送是主要原因
裙帶的好處在於可攀可附，但一旦纏繞便難以脫身。就像華融公司賴小民經營的裙帶關係，從管理層到食堂大廚，眼見他起高樓、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可悲的是，裙帶腐敗、衙內腐敗的利益共生鏈及其背後原因，恰恰是現代衙內、走太太路線之流認識不足之處。
妻子之所以坑夫，兒子之所以坑爹，家長之所以坑子，說到底還是領導幹部管教不嚴、約束不夠。歷數近年來落馬的幹部，“全家腐”現象並非個案。在這些案件中，多數男性貪官的背後，總有一個或幾個女人在推波助瀾，要麼“貪內助”，要麼情人同謀。與此同時，衙內坑爹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官員為此身敗名裂。早前查處的郭伯雄、周本順、劉志庚等人的共同之處，就在於都有一個衙內，都發生了衙內腐敗。老子為官不正帶壞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終把老子拉下水，家風之殤如此循環往復。
裙帶分化階層、固化利益，反映出政治資源對社會其他資源的巨大支配力。為了維護既有利益格局，腐敗分子往往不惜異化權力，與某些利益集團達成默契、形成利益勾連，甘作代言人。同時，在拼爹模式與利益固化的作用下，衙內經濟悄然滋生，權力家族化的特徵更加明顯。最終，基於“裙帶關係”“衙內關係”形成的各種圈子，互相交換資源，互相安排子女工作，甚至搞“精英複製”“權力世襲”，逐漸演變成利益俱樂部，催生形形色色的裙帶腐敗、衙內腐敗。
裙帶是鏈條，也是輸送帶，一頭連著權力，一頭連著利益。這幾年，無論是中央巡視還是地方巡視，在巡視反饋時，“裙帶關係”“近親繁殖”已不陌生，利益輸送“暗道”叢生、“灰色權力+灰色暴利”也頻頻出現。從通報看，有的在經營銷售等環節輸送利益，有的向領導幹部親屬輸送利益，有的在領導子女留學或就業方面輸送利益，等等。近年來發生的石油、金融等行業腐敗案件，就是通過利益輸送，開辦“寄生公司”，獲取稀缺優質資源， “靠山吃山”承接業務，出現一批裙帶腐敗、衙內腐敗類型的案件。
也許，人們深惡痛絕裙帶腐敗、衙內腐敗，但對裙帶風、衙內風的認識不一定那麼深，認為沒那麼大危害。值得警惕的是，在腐敗亞文化的推波助瀾下，裙帶風、衙內風一旦成為社會主流，裙帶腐敗、衙內腐敗也就難以避免。（湖北省紀委監委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 李瑞）
案例回顧
從典型案例看防範裙帶腐敗
裙帶腐敗的危害，在於私有化權力，把國家變成自家。回顧案例發現，加拿大、日本、印尼各有不同做法和不同效果。
利益衝突引發裙帶腐敗，中外概莫能外，一些國家把防止利益衝突作為有效做法。比如，加拿大出臺《利益衝突法》，成立利益衝突與道德專員辦公室。2019年8月，加拿大議會道德委員馬里奧宣佈特魯多總理在處理蘭萬靈公司案件中，試圖施加壓力“延期起訴協議”，違反利益衝突法規中的第九條。此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及其家人因多次赴巴哈馬私人島嶼度假，同樣被認定違反利益衝突，因為2016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向阿迦汗家族的非政府組織撥款時，特魯多沒有迴避，這兩個行為之間被認定存在明顯的利益勾連。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日本，經濟迅猛發展加劇了官員的裙帶化、家族化進程。彼時，利庫路德公司搞政治公關，於1984-1985年間向政客、官僚提供了購買原始股的機會。1985年10月，利庫路德股票上市，受贈者總獲利約六億日元。調查查明涉案者7000多人，有40多名國會議員，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時任首相竹下登。案發後，輿論譁然，自民黨失去一黨單獨執政地位。幾十年來，日本社會利益固化問題嚴重，富有被固化，貧窮也被固化，在政府努力下，利益格局慢慢調整，行業壟斷不斷破除，逐漸形成“橄欖型社會”。安倍首相多次表示“願做一個強大的鑽頭，衝破既得利益的堅硬磐石”。與此同時，日本採取從制度到文化的立體防範機制，強化特別搜查部職能，出臺《斡旋獲利處罰法》《政治資金規正法》等，禁止官員收人財物幫人斡旋，禁止企業或團體在領取補助金後一年內捐錢等。
相比之下，印尼的民主化改革由於缺乏有效的防範機制，不僅無法遏制裙帶腐敗，反而讓腐敗蔓延的速度更快。在1967年至1998年間統治印度尼西亞長達32年的蘇哈托，被列為20世紀全球最貪汙的國家元首。其家族控制國家的金融業、交通運輸業和房地產業等幾乎所有的經濟命脈。77個基金會成為他家的提款機，夫人茜蒂從基金會抽10%提成，因此獲得“提成夫人”“10%夫人”的綽號。蘇哈托把政權建在裙帶關係之上，與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共存，腐敗成為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整個國家被作為賭注。蘇哈托下臺後，曾有人認為民主是解決腐敗問題的良方，但印尼流行這樣的笑話：在蘇哈托時代，腐敗是在桌子底下進行的，民主改革後，腐敗則攤到了桌面上進行，現在連桌子都是腐敗的。（復旦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李輝）
審核：李 楠
製作：張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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