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已經蔓延到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感染者已經超過120多萬，死亡突破6萬，而且這些數字還在繼續攀升。雖然中國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遏制住疫情的擴散，但依然面臨著輸入或再次爆發的風險。我們看到美國、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伊朗、韓國等正在經歷著我們遭遇和處境，沒有必要去評價它們的處置和應對之法，更不應該有“幸災樂禍”的心態。
貧窮是國家和人類安全的最大敵人
戰爭是國家和人類安全的最大威脅。
戰爭給人類造成過巨大的傷害，它給人類留下的陰影，是深刻的、無法抹去的。所以人類從內心出發追求和平、維護和平，都不希望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再降臨人間。
但作為個體的人又分屬於不同組織體——國家，為了利益或目標，國家間的惡性競爭依然存在，雖然說科技進步，核武器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避免了世界大戰，但局部戰爭並未停止。
國家通過局部戰爭保護本國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實際上是維持他們已經享受到的美好、富裕的現實生活。而戰爭不僅是破壞了和平，更重要到是導致了貧窮。
貧窮導致國家內戰、分裂，人民苦難加深，形成大批難民，難民流動影響到國家的安全環境；同樣貧窮也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一旦貧窮，信仰很難存在，更不會紮根。
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中，各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付出高昂的代價，中國如此，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是這樣的，但何時到“終點”，並不知道。
疫情無國籍無國界，各國在積極抗疫的同時，也擔心像非洲、拉美等國家和地區疫情惡化，其實是因為貧窮而懼怕失控。
新冠是“未知生物”，人類對世界還有無數的未知，“未知生物”入侵地球不會停止，“未知生物”與貧窮相結合，我們的星球可能會毀滅。所以全球一定要合作，消滅貧窮，人類共同富裕，應對來自宇宙的挑戰，避免“流浪地球”。
全球經濟停滯或下行是必然的
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是嚴重的，發熱、打噴嚏並且會持續較長時間，甚至可能引起全球經濟格局的根本性變化。
從製造業來看，採購經理指數（PMI）再度下滑。2月份，全球製造業PMI為47.2，結束了連續3個月的擴張態勢，重新跌至收縮區間，並創2009年4月份以來的新低。
受各國抗擊新冠採取減少或限制外出交流措施的影響，全球旅遊業、酒店住宿等服務業逐步進入低迷狀態。泰國旅遊局數據顯示，受疫情影響，2月份訪泰遊客同比減少44.3%；日本政府觀光局指出，除中國遊客外，歐美訪日遊客也將進一步減少，一季度訪日遊客的數量將減少40%以上，僅旅遊方面收入將減少6244億日元。
國際貿易也進一步萎縮。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新貨物貿易晴雨表指數為95.5，較上一期下滑1.1個點。
能源、非能源價格普遍下跌。2月份，國際能源價格環比下降12.7%；非能源價格環比下降3.7%。其中，農產品下降2.8%，原材料下降1.4%，金屬和礦產下降6.0%。特別是國際油價出現暴跌。受疫情在全球擴散和OPEC+會議未能達成減產協議等因素影響，近期國際原油價格出現暴跌，價格跌至2016年4月以來新低。
全球股市集體重挫。美國三大股指跌幅均在10%以上。3月9日，全球資本市場遭遇“黑色星期一”，美國標普500指數開盤跌幅達7%，出現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熔斷；歐洲股市跌幅普遍超過7%，均是逾十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從製造業、服務業、國際貿易、金融市場等領域來看，能直觀地看到全球經濟受疫情的衝擊，下行較明顯。但更為嚴重的是，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全力抗擊新冠肺炎，實施嚴格的隔離管控措施，全球經濟按下了“暫停鍵”，而且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那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斷裂。
相信超越制度的政府力量
像自私一樣，追求自由也是人的本性。但是在一個社會中，無論是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人的自由都需要規範和制度來約束，如果沒有約束，絕對自由也就造成社會的絕對混亂。
政府的出現就是為了制定規則、建立秩序。政府的定義是“指國家進行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機關，是國家表示意志、發佈命令和處理事務的機關，實際上是國家代理組織和官吏的總稱。”
無論在美國、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還是在中國、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政府權力集中於中央，不會被分割，“政府行為一般以強制手段（國家暴力）為後盾，具有凌駕於其他一切社會組織之上的權威性和強制力。”
英國、法國、意大利和美國等國疫情快速發展，並不是其政府沒有強制力，也不是其制度出了問題，而是它們抗擊新冠肺炎的措施不到位、不及時、不重視。究其原因：
一是不相信中國傳遞的信息，也不太認同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的措施和辦法，長期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的抱有偏見；二是對自己國家醫療體系、生活習慣的自信，相信民眾的自我處置和管理能力；三是歷史文化因素，也就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觀點，新加坡、韓國能快速應對，有效控制疫情，恰好說明這點。
如今，看到意大利、英國、美國等都採取像中國一樣的辦法——隔離、管控甚至封城——抗擊新冠，正如基辛格所說，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傳播，在當下這個世界繁榮取決於全球貿易、人員流動的時代，“城邦國家”的城牆正在悄然復興。
當然這個“無形的城牆”阻斷新冠肺炎傳染是有效地，但不會隔斷國家之間的聯繫。國家間緊密的鏈接在一起，互相交融，互相借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也不斷創新個人主義激烈機制，給個人更多的自由空間，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發展市場經濟。同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通過類似於社會主義的立法和措施，構建“福利”，對財富實現再分配，降低或限制個人所得，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也不斷加強。
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威爾·杜蘭特所說，“對資本主義恐懼，社會主義不斷擴大自由；對社會主義恐懼，資本主義不斷增加公平。東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東方，這一對雙胞胎很快就會團聚。”
行將要改變的國際秩序
全球抗疫過後，一定會引起國際秩序的變化。
在冷戰結束以來，近40年，無論是新興國家、後進國家，還是地區聯合體、國際組織，在科技、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取得飛速發展和進步。但現有的國際秩序並不適應互聯互通、共享共存的數字時代，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形成，經歷了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被固化下來的，帶著強烈的“冷戰思維”和“等級偏見”。
新冠肺炎疫情是個導火索，使這種不適應進一步放大，從而會加快國際秩序的變革。
首先，互聯網發展推動了“共享經濟”興起，使全球經濟產業鏈和供應鏈更加完善更趨合理，促進了國家在國際交易中平等關係。加之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下行甚至衰退，合力觸動了現有國際經濟格局的根基——也就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銀行、WTO等國際組織制定的經濟規則。
其次，各國和各民族在保持自己特色文化的同時，隨著科技進步和認知更新進一步融合到全球文化，特別是時尚文化和科技文化。文化融合推動民主進步，“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在所有政府中民主是最難實行的，它需要最大限度的認識和智慧。
近40年來，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教育普及程度也很高，事實上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很快，故也能“制度自信”；而反觀美國的民主並沒有大的進步，反而有點“自以為是”，並不如剛建國那一百多年發展和執行的好，所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對中國善意幫助忽冷忽熱、反覆無常。
事實上，國際政治格局需要民主化，各國間平等合作，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諸如戰爭、貧窮、疾病等安全問題。
最後，新冠肺炎疫情值得各國及其人們去拷問和反思，人類面臨的威脅到底是什麼？什麼是民主的真正障礙？經濟格局如何推動政治格局的變化？事實上，民主不是西方國家的特色和法寶，民主在各國有不同的體現，並且是自動自發的，動態變化的。經濟發展推動民主進步，經濟格局決定政治格局，政治格局根植於經濟格局。各國超越制度和文化差異和平相處，應“把謀求人民幸福”作為唯一目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0年全球抗疫，也許會成為國家發展和國際格局變化的“分水嶺”，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我們期待的是——正如基辛格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各國領導人面臨的歷史性挑戰在於，要應對危機的同時建設未來。而失敗可能會讓世界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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