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管性侵養女案疑雲》的質疑其一：法律角度明顯不嚴謹其二：未充分進行平衡報道其三：記者主觀結論偏武斷昨天，“鮑某明性侵案”在網上熱度不減，但似乎風頭最盛的卻是財新網的特稿報道《高管性侵養女案疑雲》，據說後來此文從網上撤下了，由於我並非付費用戶，因此詳細經過無從知曉。昨天晚上，本人曾在某個群裡與該文作者等進行過一番辯論，最終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只好在此通過文字表達我對此文的一些質疑——順便說一句，本人這裡選擇的相關素材，都是從公開渠道獲得，未將群內交流的任何信息作為證據使用。第一，文章試圖定論“女孩變心了，惡意指控鮑總”，但缺乏嚴謹的法律事實和證據。從現有材料來看，煙臺警方最終立案是去年10月，當時警方的初步結論是可能涉及強姦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請注意幾點：其一，警方立案時還沒有媒體介入報道，無所謂輿論“帶節奏”之嫌；其二，此案經歷了撤案、立案的反覆，通常情況下警方會非常慎重，沒有新證據不會重新立案，且警方通報中也說明當事女孩提供了新線索，警方進行了大量調查取證工作。這是已然的事實，自然也是新聞報道必須尊重的事實基礎。並非不能質疑警方，新華社高級記者湯計為呼格案平反奔走呼告就是典範，關鍵是如何質疑，達到什麼標準能質疑。湯計記者質疑的基礎是“真兇告白”，這自然是非常有力的證據——真兇招供是自己犯罪，別人肯定被冤枉了。但在此案中，類似證據並未出現：首先，鮑某明從不否認發生過性行為，鮑方宣稱兩人為“戀人關係”更讓人們覺得這種行為是存在的，此外警方提取的證據應該也能證實這一點。其次，否認“強迫女性進行性行為”的說法，來自鮑某明本人和親屬，他們不這麼說反而可疑——即使不是律師、高管，普通人此刻也不會主動承認“強迫女方”，否則他就該去自首了。鮑某明選擇“否認強迫”是必然，符合追求個人利益最大、損失最小的預期和期望，但他可以這麼說，記者卻不能單純當“傳聲筒”或“刻錄機”，而有必要對其言行進行一定的法律評析，然後做出報道。從這一點來看，此文作者顯然做得不夠好，沒有在必要的法律審視後完成稿件。第二，稿件未做到平衡報道，沒有給女方必要的發聲機會。對於這一點，記者似乎說過，女方不接受“對其不利的採訪和報道”，以此解釋自己行為的合理性——其實，此言應該隱含了一個前提：記者在與女方溝通時或明或暗告訴過對方，報道可能對其不利。這種行為對於記者而言也是很不合適的，記者的天職是報道事實，最大限度揭示真相，新聞工作只對事實和證據負責，而不可能主動告訴別人，報道對誰有利對誰不利。一旦記者有了“先入為主”的偏見，甚至一屁股坐到了某一方，自然無法客觀呈現、公正報道了。第三，結合文章和作者在其他公開場合的發聲，感覺記者已經形成了較深的主觀判斷，對涉案女孩產生了某種厭惡、憎恨的感覺，這種情緒應該影響到報道的採訪和撰寫過程，這一點大家看看圖片就能知道，無須贅述。至於新聞報道中要體現人情味、人文關懷等，那是更高的標準和要求，雖然對於許多報道人們應當有這樣的要求，但這篇報道已經被不少人認為“不可接受”，我們就不要求它達到這些高標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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