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者當以“ 兩輩子 ”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學術使命
——在“清華首屆基礎文科博士後夏令營”開營儀式上的致辭
黃裕生（哲學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德國哲學學會會長）
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博士同事們：
大家上午好！
我很高興能參加這個開營儀式，也很榮幸被邀請致辭，讓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與你們分享一些感想。
首先要對你們的到來表示歡迎!
我猜想，你們走進清華時第一個印象一定是：這校園真大！是的，清華的校園應是北京所有高校中最大的。不過，清華之大，主要不在於其校園。今天在這裡，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從我切身感受到的清華之大，大在哪裡。
我是2009年5月分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到清華哲學系工作。5月底到清華人事處報到，提交了一些材料，其中包括我的住房情況。一個月後的一天，我接到清華房管部門的電話，通知我到學校房管處簽字，因為要給我發放一筆錢。我問：“什麼錢？”工作人員回答說：“是房補的錢。”我說“中國社會科院已經把房補給我了，而且我也沒向清華房管部門提交過任何材料，你們可能搞錯了。”工作人員解釋說：“中國社科院是按教授105平米的住房標準給您補差額的，而清華是按120平米的標準，還差您15平米；您住房情況的表格是由學校人事處按程序轉到房管處的。”放下電話，我一下子對清華有了感覺！補給你本不知道該有的錢，還主動請你去取。這是哪個單位才會發生的事情？至少在我近二十年的工作經歷中是沒有過的，相反的情況倒是經常發生。
我在清華得到的對待，並不是一種優待，恰是一種最普通的對待。這表明什麼？這表明清華有一個高效、公平合理的管理體制。我有多位同行從其他也一樣非常好的高校調入清華，他們不約而同地表達過同樣一個感受：到清華之後才找到點教授的尊嚴。這同樣也不是因為他們在清華得到了其他高校沒給予他們的優待，而是因為清華從學校到院系，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以學生和教師為本。這在很多高校還是口號，但在清華則不只是口號，而是在管理中成為一條原則，在實踐中成為一種約束，一種傳統。而清華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按原則管理、辦事的原則精神。這種“原則精神”，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法治精神”：按公開的原則或法規、政策對待每個教師和學生，按既定的規則管理一切事務。該給你的一定會給你，能辦的事一定為你辦。因為這裡首要的東西，不是管理者的個人意志與愛好，而是公開的原則與法規本身。
實際上，尊重與維護那些普遍性、公開性的原則或法律、政策，不管是對於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結果都會是最好的；相反，不管是對於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如果為了自己的意志或好愛而漠視那些原則或法律，甚至輕率地偏離、改變它們，那麼結果對雙方都是最糟糕的。因為在沒有原則的地方，或者有原則卻總是漠視原則、踐踏原則或改變原則的地方，一定是人人都不相互尊重的地方，因而也一定是充滿相互不認同、相互不認可而充滿相互輕視、甚至相互怨恨的地方，這當然也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我相信，清華人早早就想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清華之大，首先就在管理層面的這種原則精神或法治精神。而這種精神之所以成為清華的傳統，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括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清華從其為大學起，就非常自覺地追求與守護大學的基本精神，這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類在近代四百年來，大學對人類的貢獻是無以倫比的，絕大多數新知識的產生、新技術的發明，新思想的出現與傳播，都與大學息息相關。正是這些從大學裡不斷湧現的新知識、新技術、新思想創造出了人類前所未有的財富，推動著社會的巨大改善。但是，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新知識與新思想的殿堂，有一個必要的條件，那就是自由的思想與獨立的精神。因為沒有獨立的精神，就不可能有質疑權威的勇氣，當然也就不可能有超越權威的創新渴望；而沒有自由的思想，大學校園裡就不可能有可以試錯的科學實驗室，大學課堂也不可能成為允許相互辯駁、爭論的思想試驗室。在真正的大學裡，只有一種權威，那就是允許質疑且經受起質疑的權威；換一個更徹底的說法，在大學裡，只有一個權威，那就是人類的自由理性本身，它有能力也有正當性反思、質疑歷史上與現實裡的一切權威，並尋求超越它們。維護、傳承人類的自由理性，以之為一切知識、一切理論、一切學說之唯一法庭，是每所大學的靈魂所在。否則，大學就會成為失魂落魄的荒野，就無法真正有大貢獻於社會與國家。當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佇立於清華園，也就意味著清華人自覺地把自由理性的精神迎進了校園，並且以之為校園之“永光”。
這種自由理性的精神實際上是一切原則精神、法治精神的源頭。
與清華的這種原則精神密切相關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新清華的傳統。新清華以工科為主，自然重視工科原則。什麼是工科原則？可能會有不同理解，但是，最根本的兩條應當是沒有疑義的，那就是：尊重客觀性規則，講究普遍性效應。對於工科人來說，規則就是規則。在有充分的實驗數據證明一條規則是錯誤的之前，它就是客觀的，就當遵守。因此，不管是個人意志、集體意志，還是上級的意志有多強烈，我們都不可能置客觀規則於不顧。比如，不管我們多麼渴望成為世界科技強國，渴望能造出高端芯片，但是，這不是靠主觀願望，更不是靠吹捧、鼓譟、狂熱乃至欺矇能做到的，而是要靠大量艱辛的科學實驗，靠技術上一步步的堅實積累才有可能。儘管有些社會科學學者對這一點不明白，但是，清華工科人對此一直很明白，很清醒。因為他們知道，不管是他們所要遵循的規則，還是他們所要驗證與探究的規則，都具有獨立於任何人意志的力量與尊嚴；而他們所追求的學術觀點、學術成果的效應，首先是一種可普遍驗證的客觀效應，而不是社會影響的大小與個人名利的多寡。
尊重客觀規則，講究普遍效應，這種工科原則無疑加持了清華的原則精神與務實傳統。
不過，清華之大不僅於此，更在於清華始終有一批學者、教師以自己的青春與虔誠堅守學術殿堂，堅守基礎理論的研究與教學，而不管社會流行什麼潮流，也不管外面世界多麼喧騰。他們是清華的中流砥柱，因為正是他們成就了清華最好的基礎理論教育。
施一公教授在一個訪談中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他在美讀博士期間，有一天他的導師很興奮地在黑板上給大家推演一堆公式，試圖證明熱力學第二定律是錯的。在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的時候，施一公發現了導師在推導過程中出現三處錯誤，在他舉手指出第一個錯誤之後，導師停止了他的推導，然後問他本科在哪兒學的，並認定教施一公的本科老師一定是大師。施一公之所以能發現導師的錯誤，按他自己的說法，就得益於他在清華修習物理化學課程時受到了非常紮實的基礎理論訓練，給他上這門課的教師叫朱文濤先生。朱先生也許並沒有被公認為大師，但是他無疑是基礎理論最出色的研究者與教育者。清華之大就大在一直有一批批學者、教師象朱文濤老師那樣，懷抱著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獻身於基礎理論研究與教學。
今天參加這個夏令營的你們，都屬於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者，所以最後我想談一下我對清華的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解。清華今天的人文社科院系，都是近三十年裡復建的。我強調一下，是復建，不是創建。
在復建過程中，依我的觀察，清華基本是按工科的人才標準來規劃、引進人文社科的學者隊伍。雖然以工科人才的標準來衡量人文社科人才，會有一些問題，但是在引進人才這個問題上，總體效果上卻是好的。因為按工科標準來引進人文社科人才，雖然引進的不一定都是一流的學者，但一定都是中上水平的學者。所以，復建的清華人文社科學者隊伍，也就是你們到清華之後要與之打交道的學者團隊，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們規模不大，但是他們單兵作戰能力都比較強，作為一個團隊，他們在科研與教學上的平均水平應屬全國最前列。以我所在的哲學系為例，按規模，清華哲學系在全國屬於較小的，但是，按人頭平均，每年發表的高質量作品，我們排在全國最前列。
另一個特點是，清華人文社科學者來自全國與世界的不同名校或著名研究機構，因此，這裡的學術風格、學術觀點、人文思想是很多元的。所以，從清華園發出的學術聲音是不一樣的，可能一些聲音大一些，有一些聲音小一點，但一直有不同的學術聲音。這保障了清華大學是一個有希望、有未來的大學。
我剛才之所以要強調清華人文社科的院系是復建，而不是新建，就在於，清華原本就有這些人文社科院系，而且象剛才孟慶國處長提到，在被撤併之前都有非常深厚的學術傳統。所以，在復建過程中，雖然學者、教師都是從不同學術機構引進的，但是，他們大都自覺地與老的人文社科院系的學術傳統、學術精神聯繫起來，有很明確、很自覺的意識去繼承、發揚清華原本的人文社科傳統。
那麼，清華原來的人文社會科學有什麼傳統呢？我把它概括為五個字：“學不分東西”。這是一種蘊含著大情懷，大眼光、大期待的傳統。近代中國人被捲入了一個新的存在處境，那就是不得不面對一個強勢的他者，也就是西方文化世界。如何對待這個強大而陌生的西方文化世界？對於很多國人一直是一個問題，一個困惑。但清華人一開始就以學術的精神、科學的態度回應這個問題：那就是“唯理是學，不分東西”。真理所在，就是學術所在。
清華這種“學不分東西”的傳統，實際上，一方面，對從事人文社科領域研究的中國學者提出一個很高的要求，可以說是一種額外的要求，那就是，不僅需要了解、研究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需要了解、探詢西方文化世界，否則難以回應、解決處境性問題。而無力回應處境性問題，也就難以有深度地理解、發揚傳統世界。所以，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先生甚至認為，不瞭解西方文化，也無法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以致他得出結論說：“異日昌大吾國固有之哲學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之人，無疑也。”
要在中西文化世界之間進行跨越、穿梭，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學不分東西”這個傳統也蘊含著對中國人文學者一個大的期待，那就是替世界會通東西文化。我想，這也是今天我們人文學者要有的一個自覺：我們對東西方文化的探詢、研究、會通，並只是為了我們自己，同時也是在為世界承擔這份使命。
從清華學人對“學不分東西”的自覺，一百年過去了，對於其中蘊含的要求與期待，中國學者做得如何呢？不太差，但也談不上好。因為在這一百年裡，中國的實踐家與學者都有操之過急之嫌。1905年，孫中山與嚴復會面於倫墩，討論中國改造事業。嚴復主張通過教育（包括思想、學術重建）來改造中國文化與國民習性，對接中西文化，以求穩步、可靠的未來。孫中山回應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為實行家。”
實際上，在這一百年裡，不僅中國的實踐家著眼於有生之年而操之過急，中國的人文知識界也一樣，總是把眼光限定在自己有生之年的短暫視野之內，以致未能沉潛於更系統、更深入地思考、討論東西文化世界以及那些普遍性的理論問題。所以，一百年過去了，我們在文化轉型、思想更新、社會提升、東西方對接諸方面，進展緩慢。今天，我們也許該認真反思一下，中國學者是否以及如何與實踐家保持適當距離，以避免急功近利，從而真正承擔起自己的學術使命？在硝煙瀰漫的年代，學者們以“救亡”為藉口“放下了啟蒙”。在相對安寧的時代，學者們又當如何呢？
也許所有從事人文社科事業的學者，都不應當只以自己一輩子的眼光去理解、期待自己的學術工作，而應以兩輩子甚至更長的眼光去對待自己的學術工作。唯其如此，我們也許才能不急不躁，從容長思，以便堪配“學不分東西”的要求與期待。
我相信，因為你們的加盟，新的清華人文學人能做得更好！謝謝！
（ 2019年 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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