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面前，不同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策略。雖然在我們看來，歐美國家好像選擇的策略普遍都差不多，但其實並不一樣。
簡單來說，就像歐洲的法律被分為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一樣，英國和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策略更加接近，而歐洲大陸上的其他國家的策略則更加接近。
法國和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應對策略相對來說是比較積極的，也很努力的在應對疫情，希望能夠減少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當然他們控制的並不好，所以死亡人數也比較多。
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就不太一樣了。英美的策略是比較接近的。看起來美國的檢測更加積極，英國的檢測更加消極，所以兩國的死亡率看起來也天差地別。
但因為英國是以公立醫院為主體的醫療體系，而美國是以私立醫院為主體的醫療體系。所以美國即使檢測了，很多人因為付不起費用，所以也只能選擇放棄治療。這也是美國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的主要原因。
英國的情況則不同。英國死亡人數以老人為主，這一點和歐洲大陸國家是基本一致的。但英國和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一樣，是有選擇的治療的，也就是在醫療資源相對比較緊張的時候，會選擇治療預期壽命更長的人，也就是年輕人。
所以英國也是第一個明確提出了群體免疫計劃的國家，後面雖然有所變化，但目前只檢測重症要求輕症居家隔離，同時要求人們儘可能的保持社交距離，所以實際上也不是圍堵病毒，而是延緩疫情的傳播速度。
相對來說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策略要更積極的多。雖然他們的醫療資源現在都已經被病毒擊穿，但至少他們是曾經積極抵抗過的，而英國和美國從一開始就是消極抵抗。
美國雖然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了55萬人，看起來檢測特別積極，但治療仍然是收費的。所以即使被確診了，有醫保的人可以到醫院去治療，沒有醫保的人則是要看自己是不是能夠負擔得起費用。
所以簡單來說，歐洲和美國死亡人數雖然都很多，但是也有比較差異，歐洲死者主要是老人，而美國的死者主要是窮人，也就是社會下層。這兩者的共性就是，他們都是弱勢群體。
無論是歐洲的老人還是美國的社會下層，他們在各自的社會都是容易被忽視的人群，在各自的國家也沒有什麼政語權。他們活著就是被主流社會忽視的群體，他們死了，一樣沒有人會在意。
所以英國的死亡率已經達到了13%，美國的累計死亡人數已經達到了2.2萬多人，躍居全球第一，而且可以預見的是還會繼續增加。但如此之多的人的死亡，卻並未喚醒各自的國家和社會。
這場疫情可以讓我們理解什麼叫資本主義，那就是雖然病毒不講政治，也不分階層，但每個人感染之後得到的就治療機會並不完全一樣。有錢的人能夠得到更好的治療，沒有錢那就只有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雖然英國看上去和美國不一樣，美國似乎顯得要比英國更加平等一些。但其實這是錯錯覺，英美都是嚴重階級固化的社會，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非常明顯，而且都已經經過了兩三百年。
英美和歐洲大陸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歐洲大陸曾經經歷過多次革命，而英國的在光榮革命之後，美國則在南北戰爭之後，都沒有再經歷過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和社會革命。所以老百姓已經學會了容忍，說好聽一點是樂天知命，說難聽一點就是認命。
美國社會下層的老百姓曾經把希望寄託在奧巴馬身上，奧巴馬也曾經努力的推動醫保改革，希望能為沒有醫保的美國人建立起醫保體系，但最後同樣是這些社會下層的老百姓，又用選票把特朗普送進了白宮，特朗普又把奧巴馬僅有的一點政治遺產一筆勾銷了。
用魯迅的話說，在英美國家這樣的社會體系下，底層的社會老百姓，就如同在無物之陣中，命再苦不能怨政府，點再背不能怨社會，自己所有的悲慘命運，都要歸結為自己不夠努力。用特朗普的話說，這也許就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