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多個州急缺各類防疫醫療物資。3月末，多家美媒報道，部分醫院醫護人員由於缺少防護服，不得已穿著垃圾袋工作。
美國《紐約時報》4月6日報道稱，美國複雜的醫療物資供應體系正造成混亂，多個州的州長抱怨採購的醫療物資被聯邦政府“截走”。
然而就在此前，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在2日的記者會上稱“聯邦戰略儲備不應該被認為是各州的應急儲備，並不是各州能隨便使用的。”
另一方面，部分美國政客對外仍然執著於打“口水仗”，即便疫情當前卻沉迷於“政治遊戲”。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8日指責世衛組織
8日，被《華爾街日報》評為“美國史上最差國務卿”的蓬佩奧在白宮舉行的疫情簡報會上指責世衛組織“貪沒”經費，並以此為由拒絕繳納費用。而一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率先公開指責世衛組織並威脅或將停止對其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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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緊急，美國政府遲緩拖延的抗疫決策不但貽誤了中國為世界爭取來的緩衝時間，更耽誤了美國醫務人員的抗疫準備。面對聯邦政府缺位的指揮、醫療防護物資的匱乏以及日增數萬的病人，不少美國醫學專家和醫生再也坐不住了，選擇直接與太平洋彼岸的中國醫生與科學家取得聯繫，獲得第一手的抗疫經驗和應對策略。
《華爾街日報》10日發表關於中美兩國醫生合作抗疫的相關文章（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4月10日的報道，美國與中國的數百名醫生與科學家一直在利用網絡舉行各類會議，就如何更好地治療病人、防範疫情和採購必要物資交換意見。
儘管美國政客頻頻大放厥詞，但中美醫學界從沒斷過聯繫。實際上，中美醫務人員在抗疫中的合作由來已久。
早在今年1月，鍾南山便與美國“病毒獵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感染與免疫中心主任、傳染病學專家——維爾特·伊恩·利普金取得聯繫，雙方就新冠疫情展開交流與合作。
1月30日，利普金來華並與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會面，商討抗擊疫情的策略。
甚至在2003年SARS期間，中國特邀利普金教授來北京協助抗擊SARS。他還帶來了1萬個檢測試劑盒贈與了中國。也因此，“病毒獵手”利普金與鍾南山院士結識併成為朋友。
除了“病毒獵手”，鍾南山還在1月與哈佛醫學院取得聯繫，雙方在病毒學、疫苗研發、流行病學與臨床管理等領域展開了合作研究。
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喬治·戴利博士：“每個人都渴望幫助。當時，人們並不擔心它（新冠肺炎）會具有全球大流行特徵，儘管有人對此表示擔憂。我和同僚們最初僅僅是向我們的中國同事提供支持和幫助。”
譯文：在2天內，有80名美國醫生通過視頻連線同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取得聯繫。並且有約10名中國醫生從武漢撥通了美國醫生的電話。（來源：《華爾街日報》）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就應邀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哈佛大學醫學院、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機構視頻連線，分享一線抗疫經驗。
克里納博士曾在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與鍾南山的一位同事共事了十年。由於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此前曾對新冠病毒病原體進行過研究，他也因此得以直接通過醫院獲得相關的資料。
克里納博士回應《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來源：《華爾街日報》）
面對幾乎無法提供任何有效支持的美國聯邦政府，中國經驗，成為了他們的救命稻草。克里納博士說：“因為我們在中國認識了這些醫生，從一開始他們就告訴我們，‘你必須做好準備，要有進取心’。”他強調道：“我們聽他們的，這就是我們所做的。”
美國華人醫師會（ACAP）目前也憑藉著與中國的聯繫源源不斷地向美國各州的醫院輸送醫護必需的醫療衛生用品。
哈佛醫學院院長喬治·戴利回應《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來源：《華爾街日報》）
面對無能的美國聯邦政府，正如哈佛醫學院院長喬治·戴利所說，“在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下，一次又一次的實踐證明，醫學與科學可以逾越政治以致良善。”
喬納森·萊博維茨博士在布魯克林開了一傢俬人診所，他接受了美國華人醫師會（ACAP）捐贈的來自中國的個人防護用品。除了布魯克林，現在，美國華人醫師會（ACAP）也向全美各地的醫院和診所運送中國製造的口罩。
美國華人醫師會（ACAP）組織董事會成員、紐約腫瘤學家艾麗莎·吳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來源：《華爾街日報》）
美國華人醫師會（ACAP）組織董事會成員、紐約腫瘤學家艾麗莎·吳（Elisa Wu）說：“各國之間將出現緊張局勢。但從我們作為醫生的立場來看，新冠疫情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我們都必須把我們的政治議程放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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