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三十而立，浦东从农田遍布变为如今高楼林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推出《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
口述：胡炜
采访：谢黎萍、年士萍、郭继、严亚南
整理：严亚南
时间：2020年3月17日
我自1992年任浦东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起，在浦东工作了十多年，有幸参与和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这一历史过程。重述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更好地举好浦东开发开放这个旗帜意义重大。
受命参与组建新区管委会
1990年当开发开放浦东的号角吹响，上海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浦东开发办公室，不久，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公司挂牌成立。不过这时浦东地区的管理体制是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三区两县（杨浦区、黄浦区、南市区、南汇县、川沙县）和各委办局各司其职、浦东开发办协调推进的体制。随着开发建设的任务不断增加，这个体制开始显得不适应。
1992年底，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找我谈话，说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将“三区两县”的浦东部分全部合并在一起，成立浦东新区管委会，以全面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建设，要调我去浦东新区管委会工作。
对此，我欣然接受。其实，早在市里要组建三个开发公司的时候，说要有一个区里的领导，我就跟黄浦区委书记胡瑞邦说，让我去。不过因为工作需要，没有去成。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在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的班子里，赵启正是书记、主任，王洪泉和我是副书记、副主任，党工委委员有赵启正、王洪泉、胡炜、王安德、朱晓明、阮延华、黄奇帆、盛道钧等，管委会副主任有黄奇帆、王安德、朱晓明、阮延华，其中王安德、朱晓明、阮延华分别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为兼职副主任。
在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成立伊始，吴邦国和黄菊同志就提出，浦东要做到“四个率先”，即率先探索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率先建立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率先形成统一精简高效、有权威的政策管理机制。
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启正同志带领我们对如何设置新区管委会的机构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由我和奇帆根据启正提出的精简、规范、高效的要求，借鉴国际、国内其他开发区的行政架构和设置，用半天时间，商定出浦东新区管委会组织机构的设置，建议管委会设立10个部门。
分别是：党政办公室，内含组织、宣传、统战、纪委工作职能；行政部门包括综合规划土地局（包含了规划、土地、房产、统计等部门）、城市建设管理局、财政局（含财政、税收部门）；经贸局（含工业、商业、外贸、旅游等部门）、社会发展局（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农村发展局和工商局等。
当时商量设立工商局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其他机构都是综合性的部门，工商局职能单一，似乎不匹配。不过考虑到工商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执行官，企业的生存、死亡、运作都是由他来管理，发通行证的，应该要单独设立。
后来，浦东党工委、管委会就只设立了上述10个部门，这与上海其他区县每个区县平均51个机构的设置状况对比，是高度精简了。这个管理体制有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就是有很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当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工作机构，以开发开放为主要任务。
大概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为了这个管理体制，当时在一个小范围内，我们曾向李岚清、朱镕基同志作过汇报。我们说，这个体制优点很多，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苦恼。比如，中宣部说，哪个共产党执政的部门没有宣传部？统战部说，统战是我们的一大法宝啊，你们怎么连统战部也没有？
我们在政治上有压力。其他一些如水务部门、绿化部门说，你们问我们要钱，但你们连机构也没有，除非你们挂一块牌子。后来镕基同志说：“你们带着钢帽，也要顶下去。”岚清同志说：“这个体制，还要再搞个5年。”为了能够和市里有关委办局对接，我们就开始挂牌，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有关上级职能部门要什么牌子，我们就挂什么牌子。
总体来说，那时候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这个领导体制为浦东开发开放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锲而不舍推进功能开发
在内部具体分工上，启正同志是按照全局的要求管全面工作，奇帆同志分管财税、规划、土地和综合部门等工作，洪泉同志分管农村和政法工作，我主要负责浦东的开发建设和行政管理，分管经贸局、城市建设管理局、工商局等部门，联系四个开发公司。
当时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四大开发公司的定位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主力军。因此，管委会必须加强对四大开发公司的规划、年度计划和任务研究，以保证市委市府的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我们每年都会对四个开发公司的年度计划进行季度、月度和每周专题工作研究。
浦东开发初期，资金是很缺的。因此，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筹措开发建设资金，对四大开发区的重点项目进行资金平衡。有一次，我向黄菊同志报告，说我们浦东四大开发公司缺钱啊。那时候正好中央派姚依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商量第二轮浦东开发开放政策，我们就向中央提建议，争取政策，为四大开发公司注入了一部分资金。
过了两年，四大开发公司又没钱了。我就和黄菊市长汇报，说我们没钱了。黄菊市长说：“你也不要一直问我要钱，你要眼睛向下，自己想想办法。”
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我们就想，怎么能把土地变成资金。当时我们的土地是规划一块、征用一块，动迁一块，而且要用地指标。如果能够把没有动迁的土地（毛地）注入四大公司，就为缓解他们的资金和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
我们大家反复商量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出路，经向黄菊市长汇报及市相关部门批准，就向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个开发公司都注入了土地。
外高桥的森蓝地块原本规划的是绿地，我找夏丽卿（时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同志说“光是绿地也做不起来，是不是能拿出30%的土地进行开发。”现在看来，森蓝这个地块就是因为作了这样的调整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记得一开始，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成立时是在童涵春药厂楼上的一间阁楼里办公。吴承璘来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我找他谈话，提了个要求，就是张江既然要打造中国高科技重要的阵地，你们就不要再在药厂办公了，要到现场去。
后来，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在张江开发区找了块地方建了办公楼，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开发也逐步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在金桥开发区，美国通用汽车要来投资，我就和朱晓明一起到现场。我记得通用的董事长说过“这块地很好，但是现在麦浪绿油油，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块农田和房子变成我们的施工基地？”那块地大概有半个平方公里多一点，我告诉他，半年就可以了。他认为不可能。我就说：“可能在你们那儿不可能，在我这里是可能的。”
后来，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全部动迁。通用的董事长非常感慨地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开玩笑的。”在上海通用汽车厂第一辆汽车下线的时候，他又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用一年时间造出了一个汽车厂。”这件事让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又比如，在陆家嘴，一位民营企业家拿了一块地却迟迟不开工。我们要收回那块地时，他找到花旗银行，希望花旗银行把总部搬过来在这块地上建大楼，但花旗银行觉得规划中的这幢楼的楼层不够高。那位民营企业家就来跟我商量能不能提高大楼的高度。
我向徐匡迪市长作了汇报，反映了花旗银行要把亚太地区总部搬过来的想法，请示是否可以提升一下大楼高度。匡迪同志很认真地说，规划是经过人大批准的，只能做微调而不能随意改变，让我找市规划局局长夏丽卿商量。和市规划局沟通后，觉得可以作些微调，匡迪市长就同意了。
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项目是我参与度很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功能性项目，要求我们能引进世界上最好的会展企业。
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第三、第五的德国会展商和英国铁航联合起来跟我们谈判。因为谈判对象多，要统一思想很难，久攻不下。后来市里领导说，如果你们浦东谈不下来，那这个项目就放到浦西算了。时任管委会书记周禹鹏就对我说“胡炜啊，你要亲自出场了，去了就要谈成。”
谈判的过程非常激烈。因该德国企业是国有企业，需要他们的企业负责人——监事会主席来拍板说“Yes or No”。该主席同时是德国的经济部长，他见面就把桌子一拍，开口就怀疑我们的项目动机，认为让他们的企业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投资肯定亏本，他是不会同意的。
我也拍了下桌子，对他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啊？你对中国有研究吗？这个项目我研究了近一年，你有什么问题问我，我都答得出来。投资当然要共赢。如果你不赚钱，我们就全退给你。这个钱赚定了，今后你欠我一个道歉。”
大概是我的这些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一个小时后，我和他笑嘻嘻地握着手出来了。谈成的那天，正好是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之日。我们一起拍了张照片，时间定格在2003年12月3日早上4点。
我原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没想到的是英国铁航又准备退出。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去英国找铁航董事会主席做工作。在他办公室里，我反复讲了好长时间，对方始终强调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松口。
最后，我激他说：“你现在不同意，就是搅局者。如果今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以后不要到上海来了。我现在马上要乘飞机走了，如果我走出这个门，就再也不回来了。”话说出口，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我就和身边工作人员拖着随身携带的拉杆箱，转身往门口走。
好在这个房间很大、走廊很长，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数一二三，就在我马上要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慢！我去做董事会工作，我们参加吧”。这样，我们终于把会展中心项目签下来了。
现在会展中心发展得很好，钱都赚翻了。后来每次碰到他们，我都要开玩笑地说：“你们欠我一个道歉。”
“四个坚持”做强做实外高桥
外高桥保税区是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开放层次最高、开放领域最广、开放功能最强的一个地区。从1990年启动开发到1992年，只开发了2平方公里，市里主要领导对此不满意。
1993年5月，组织安排我兼任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邦国和黄菊同志找我说，外高桥保税区目前进度太慢，要我去调查一下体制。我去调查很快发现确实有很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在调查研究后，我提出了一个思路，即引进竞争机制、强化保税区管委会的行政职能，基础设施开发和功能开发并行，等等。30年过去了，外高桥保税区坚持“四个坚持”不动摇，在探索的道路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是坚持贸易、货币、货物进出口“三个自由”目标不动摇。在我们为外高桥保税区归纳出“三个自由”的政策概念时，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对当时政策的重大突破。那时对“自由”两个字还是有些敏感的。关于保税区英文名称的翻译也体现了解放思想和务实创新精神。
关于保税区英文名称的翻译，当时阮延华请了专家一起来商量，觉得这是面向世界的自由贸易区，所以就翻译成“Free Trade Zone”。尚未离沪赴京任职的朱镕基同志，也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中文名字还是按照国家确定的“保税区”。
1992年11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海关总署有关领导说，中国只有保税区，这是中国特色，英文只能叫“Free Bonded Zone”,也就是说只能作为保税仓库区或者保税港区。
后来还是国务院副总理镕基同志说，外高桥就是要跟世界接轨，这是世界通行惯例。外高桥保税区的“三个自由”和对外的英文名称才正式确定。为了把保税区的形象打出去，我决定做个门头，看了好几个方案都不满意，最后选定了现在还保留着的那个海鸥造型的门头。
二是坚持创新、探索、突破不动摇。一开始大家认为保税区搞“三个自由”国外的东西就都会进来，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把假货或者是海上走私进来的东西放在保税区里卖。当时我就说，这种情况必须刹住，否则保税区的形象就给毁了。
再比如，为了解决保税区的贸易活动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我们是不断找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中央部委反映，终于到2005年获得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同意。在探索、创新、突破的过程中，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一有胆识，二是要有问题导向，三是要站在国家的战略高度来推进。
三是坚持市场功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不动摇。我兼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之前，管委会的体制是不顺的，保税区管委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没有纳入财政单列，由开发公司发，因为开发公司先成立，保税区管委会后成立。
为了形成竞争体制，我把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一分三，新成立“新发展”和“三联发”两家公司，改变原来“外联发”一统天下的格局。实施后，马上产生巨大效应，招商引资工作很快就上来了。
1993年3月25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保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成立，并于11月29日正式开业，一下子就产生了20亿-30亿美金的交易额。应该讲，成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是外高桥保税区加强市场功能建设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
四是坚持与国际惯例接轨、法规先行不动摇。我始终觉得，研究世界自贸区建设，立法是第一位。于是，1995年我担任总策划，编辑出版了《世界自由贸易区研究》一书，该书的主编和编写人员都是保税区管委会研究班子的成员。
此时又正好是我国要进入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的时候，我们就想通过编这本书，研究关贸总协定和自由贸易区的关系。经市领导同意，我把希望政策上有所突破的内容塞进了想要制订的条例方案中。
结果，中央各部委是火眼金睛，将我塞进去的“私货”一条条都枪毙了。我已经折腾了这么久，总要对自己、对大家有个交代，最后决定还是要立法。
1996年12月1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浦东开发开放第一个地方性法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条例于1997年1月1日起实施。
虽然这是部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干货”的条例，但万万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世界各地的大企业纷纷过来，他们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有了中国地方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法规，说明你们有诚信体制，有法治精神，再加上之前积累的口碑，是最值得依赖和投资的地方。因此，兴起了新一波的投资高潮。
现在看来，不论是我们在外高桥保税区走的每走一步，还是在其他几个开发区的实践，都是在探索，离不开改革创新。当然也有彷徨，也有停滞，但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前进。
犹记得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吴邦国同志要去北京之前，让我陪他在浦东走了一圈，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看，提醒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不久，世纪大道刚修到一半就因金融危机，出现困难资金，黄菊同志到现场看的时候，也跟我说，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要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三十年来，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于创新，艰苦奋斗，不辱使命，完成了我们这代人应该完成的任务，在浦东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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