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尋蜜鳥引發的關於人與自然的和諧到底該是什麼樣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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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北部大草原裡，地球上僅剩的為數極少的狩獵-採集部族哈扎人（Hadza），生活在鹹水湖埃亞西湖（Lake Eyasi）畔的4000平方公里土地上。沒人能確定他們從何時開始生活於此，美國人類學家Frank Marlowe說，他們的口述歷史和故事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是從其他地方遷徙來的。
很久以來，人類學家觀察、研究哈扎人，試圖從他們的傳說和習俗中找到能打開人類過去之謎的窗口。哈扎人自己這樣描述祖先和過去：“第一個哈扎人叫Akakaanebe，這個詞也是祖先的意思，生吃易於獵獲的動物，他只要盯著那些獵物看，後者就會死掉；第二個哈扎人叫Tlaatlaanebe，他吃烤肉，和狗一起打獵；第三個是Hamakwabe，發明了弓箭和炊具，從而拓展了食譜。”
生活在坦桑尼亞北部大草原裡的哈扎人是最後幾個依然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族群
今天他們大約還有三千人口，由於狩獵地被農田、畜牧場和私人領地擠佔，一些哈扎人迫於無奈也開始在這些地方工作，從鄰居手上購買食物。但仍有兩三百人依然完全過著狩獵採集生活，以根莖、肉類、水果和蜂蜜為食。
其中蜂蜜是他們的最愛，據統計，哈扎人攝取的卡路里中有15%來自蜂蜜。野蜂巢都在高大的猴麵包樹上，被蜜蜂死死守衛著，採集並不容易，更難的是找到它們。哈扎人仰賴一種尋蜜鳥（Honeyguide），它黑白相間，大小和羅兵鳥差不多，非常善於尋找蜂巢。
哈扎人能吹著特殊的哨音呼喚尋蜜鳥，和它們交流。尋蜜鳥明白哈扎人的意圖，它們一邊領路，一邊跟原住民一唱一和。一路上，鳥會在不遠的樹枝上等候，確保尋蜜人沒有跟丟。哈扎人拿著斧子和火把緊跟尋蜜鳥直到目的地，然後上樹用煙燻走守衛者取蜜，尋蜜鳥呆在一旁靜候。絕大多數人文記錄中都寫到：最後鳥能取走哈扎人回報它們的蜂蜜。
這種人和動物互幫互助的故事為大家喜聞樂見，但事實並沒那麼簡單。
哈扎人在尋蜜鳥的帶領下找到藏於猴麵包樹上的蜂巢，他們爬上樹、用煙燻走蜜蜂，取出蜜
耶魯大學生物人類學助理教授Brian Wood還是大學生時就聽說了尋蜜鳥的故事。他被這個人鳥共生的事例打動，兩個不同的物種找到交流方式且達成互利關係是自然世界最好的運作方式。在過去，人類在這樣的共生狀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到今天，和野生動物還能有這樣的關係實屬罕見——“美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他說。
2004年，Wood帶著自己的畢業論文來到哈扎人的土地上。他跟隨這些狩獵-採集者穿梭在森林中，學習他們獲得食物的方式。“儘管是受尋蜜鳥故事的吸引而來，但我一直認為研究重點會放在他們作為狩獵-採集社會平等共享的生活方式上，畢竟尋蜜鳥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足以構成論文。”Wood坦言。但出乎意料的是，哈扎人有很多時候都跟著尋蜜鳥取蜜為食，“食物中有8-10%是在這些鳥帶領下找到的蜂蜜。”他還發現，鳥不僅幫哈扎人找到最近的蜂巢，還會為他們挑選大個頭的。
這還不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Wood發現，人和鳥根本不是共生關係，鳥並不會因領路而拿到獎賞，事實上，哈扎人還會細心摧毀多餘的蜂巢和蜜蠟，以防被鳥取走。“他們上樹取出蜂巢，但會留下一部分幼蟲，其餘的則扔到地上。拿上自己所需後把多餘的埋起來或是付之一炬。”Wood記錄到。
哈扎人把多餘的蜜埋起來或是燒燬，不會留給尋蜜鳥
Wood花了數百個小時跟隨哈扎人，觀察他們如何採集食物，並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七年時間裡，他每年都會前往坦桑尼亞和哈扎人共處。“我問哈扎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Wood說，“他們的解釋是，不希望尋蜜鳥吃得太飽，這樣會影響它們第二天的尋蜜工作。”Wood一次次看到這些狩獵採集者埋藏、燒燬蜜蠟，就算鳥不在附近也同樣如此，“讓它們吃飽了就不回應我們的呼喚了。”哈扎人解釋。
這也就意味著尋蜜鳥和人類並不是平等的共生關係，而是利用關係。儘管Wood觀察到的現狀並不那麼美好，但是他認為，讓鳥捱餓、不給它們餵食，以此讓它們幫人找到自己和親朋好友可以賴以活下去的一餐“不能算壞事，這也並非貪婪所致，更像是讓自己的工具保持鋒利”。
讓Wood擔心的是，不少關於哈扎人的書和紀錄片都捏造了事實，一面倒地描寫尋蜜鳥和他們的美好關係，他發表的論文也因此遭到質疑。坦桑尼亞環保人士、作家Daudi Peterson，和哈扎人有著至親般的關係，他在《一億團火焰照亮的哈扎人》（Hadzabe：By The Light Of A Million Fires）一書中記錄了自己和哈扎長老共處的故事，展現了他們眼中的世界——哈扎人的日常生活、狩獵、製作用具和他們採集根莖、蜂蜜和藥用植物的方式。2014年的紀錄片《哈扎人：最後的先民》（Hadza：Last of the First）也是由此而來，拍攝地和Wood做田野考察的是同一個地方，書和紀錄片裡展現的正是Wood觀察到的反面，哈扎人給予尋蜜鳥回報，畫外音說：“鳥耐心的等待，然後飛下樹枝，拿走剩下的蜜……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共生關係。”
紀錄片中拍攝了哈扎人和尋蜜鳥之間的美好共生故事，Wood認為全是擺拍
這樣的擺拍並不少見，BBC紀錄片策劃、英國探險家Will Millard在自己2018年的紀錄片《部落中的一年》（My Year with the Tribe）裡甚至揭露了自己東家在著名的《人類星球》裡擺拍生活在樹屋中的巴布亞原住民的情節。Millard在一年時間裡重返樹屋部族四次，他發現的他們絕大多數人都不在樹屋中生活，樹屋都是為不同的攝影師、紀錄片攝製組的到來而建，而且為了視覺效果，建得要比他們傳統生活的樹屋高得多。
“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想象中的原住民和大自然完全同生共存的關係，也試圖用這樣的故事證明：你可以由此對原住民社會的道德維度有驚鴻一瞥，從而解開更多關於人和自然的深刻真相。”Wood說，“正是因此，人們拒絕相信哈扎人和鳥其實是利用和被利用的關係。”
乍看之下，擺拍一個美妙故事罪不至死，但弄虛作假時間一長，就會產生可怕後果。美國知名環保作家William Cronon在《與荒野之間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一書中提出，有些西方人受歐洲浪漫主義影響，在工業發展導致大自然被破壞的今天轉而對自然和原住民產生“神聖”“神秘”等建構，並深信自己的想法全無問題，其本質不過是把自己未經審視的嚮往和慾望投射到自然和原住民身上而已。這些臆想的概念和畫面是致盲的，人們不僅無法看到事物的本質，也無法認清自身慾望，以至無法跟自己、跟原住民、跟大自然健康互動。“這樣的幻想讓環保主義者試圖回到不存在的過去，尋找一個不可能的未來，”他寫道。
Wood認為狩獵-採集者和大自然的關係並不是西方人所想象的和諧共存
Wood說，如果你期望狩獵-採集者完全實現或渴望實現一種你認為的和諧狀態，那就會對實際情況非常失望。
哈扎人並不是唯一和尋蜜鳥建立關係的族群，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部落也靠尋蜜鳥尋找蜂巢。《人類星球》裡拍攝到馬賽男孩們給鳥留下蜂蜜美餐作為回報嚮導的方式（還沒人質疑這個片段造假）。英國探險家、作家Laurens van der Post在1960年代描述布須曼人和尋蜜鳥的關係時，認為這是“充滿魔力且具有宗教性的啟示”。18世紀英國鳥類學家William Swainson則記錄道：“它們耐心地等待非洲獵人留給它們回報，後者總會這麼做。”
Wood自己找到的最早關於尋蜜鳥的記錄來自1777年一位名叫Anders Sparrman的瑞典自然學家，“一種有趣的鳥，”他寫道，“會為人們找到野生蜂蜜，獵蜜人則會給他們的嚮導留一點，但非常小心不會留得過多把它們餵飽。”Sparrman繼續寫道，“鳥的食慾被蜂蜜勾了起來，它必須再找到下一個蜂巢，期待得到更多作為回報。”儘管Wood批判Sparrman把尋蜜鳥人格化，但無法否認這樣的記述。
野生蜂蜜是哈扎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社會學助理教授Clapperton Mavhunga在津巴布韋長大，童年時期不少時間都花在由尋蜜鳥帶領尋找蜂蜜上，“在我們的文化裡，人們認為尋蜜鳥可以帶你找到蜂蜜，但也能把你帶向埃及眼鏡蛇。”言下之意，不給尋蜜鳥回報，它會施以致命報復。在一些哈扎人的傳說和歌謠裡，尋蜜鳥就是以騙子身份出現的。
在剛果研究尋蜜鳥的法國民族自然學家Edmond Dounias相信Wood的觀察，但他談到：“就我所知，哈扎人是唯一欺騙尋蜜夥伴的人。我所研究過的部族都會給鳥留下蜂蜜，認為它們在尋蜜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是一種向鳥表達尊重的方式。”
Mavhunga提出如下疑問：這樣的利用關係是一直如此還是變化而來？或許曾經尋蜜鳥和哈扎人有過平等共生時期，後來才成為今天的樣子？哈扎人如今面對很大壓力，政府和NGO都希望他們快速發展，狩獵面積減少、環境變化等也導致食物緊缺，是否有可能，他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改變了和尋蜜鳥之間的關係？
但Wood指出，從他和同事們接觸過的哈扎人來看，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曾回報過尋蜜鳥。
取蜜
即便哈扎人確實從來不回報鳥，學者們也都認為全面理解他們做出這種決定的背景至關重要，必須考慮他們的信仰、倫理、哲學和當下處境。“你在尋找的應該是哈扎人和尋蜜鳥產生這樣關係的理由，不是你的理由。” Mavhunga說。
美化原住民為他們帶來的更嚴峻問題是：如果他們的行為方式不符合“與自然和諧”的標準，就會受到無視、排擠，甚至以此為由迫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園。Wood從哈扎人身上得到的訊息則是：“哈扎人面對的道德難題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的想象。前者關注的是尋蜜鳥是否受到公平對待，後者要首先確保自己和親族有食物果腹。”他希望哈扎人和尋蜜鳥之間的關係可以讓人們看到原住民和動物關係的多個面向，這同樣是跨物種交流的重要展現。
多一種價值觀，多一條逃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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