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拜登選情“復活” 國際頭條網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標題《疫情之下，拜登選情“復活”》，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的衝擊，以及聯邦政府遲緩的應對策略招來的批評之聲，使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前景重新被看好。不過在對特朗普進行挑戰之前，拜登還需要先擊敗桑德斯，並整合全黨的力量。

3月10日，有望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美國前副總統拜登與夫人吉爾來到費城，準備發表初選拉票演講

當喬·拜登在3月17日再接再厲拿下亞利桑那等三個州的黨內初選之後，特朗普發覺他的麻煩來了。

一個月之前，如果有人預測特朗普在11月的大選中如願連任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評論家們一定會認為這是囈語。是的，沒有任何一位在任總統會在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美股指數一再創下新高的情況下被選民投下臺，更何況他剛剛擺脫了曠日持久的彈劾訴訟。倒是民主黨建制派最看好的候選人拜登似乎前途不妙：在角逐黨內提名的前四站，他只以較大優勢拿下南卡羅萊納，在新罕布什爾和內華達都被勁敵桑德斯擊敗。在選戰開啟的第一站衣阿華州，拜登的得票率甚至被38歲的小字輩布蒂吉格遠遠甩開，這對一位擔任參議員長達36年的政壇老將堪稱屈辱。特朗普開始在Twitter上揶揄拜登的健忘和口不擇言，《國家利益》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建議拜登趕緊向奧巴馬求助，利用前總統依然可觀的人氣作為最後的救命稻草。

但在3月3日的“超級星期二”（Super Tuesday）激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開之後，一切似乎一下子調轉過來了。

出生於1941年的伯尼·桑德斯依然是民主黨最頑強的候選人，他在加州、猶他和佛蒙特取得了優勢巨大的領先；但拜登贏得了黨內主流的支持。3月1日，衣阿華的勝利者布蒂吉格宣佈退選並支持拜登；一天後，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克羅布徹也退選並與拜登合流。加上自掏6.76億美元競選經費卻只在美屬薩摩亞贏下一城的傳媒大亨布隆伯格於3月5日退選並支持拜登，民主黨內持穩健派政策立場的候選人幾乎一股腦站到了拜登一邊。在“超級星期二”的角逐中，拜登拿下了10個州，活躍的郊區白人中產階級群體被證實已經成為他的新票倉。在洛杉磯，這位縱橫政壇半個多世紀的前副總統面對攝像機鏡頭，不禁感慨：“我們還活著。”

在年輕人群體中受到追捧的桑德斯仍在節節抵抗。他在中左翼陣營中的最大分票者沃倫參議員於3月5日宣佈退選，但並未表態支持桑德斯。“超級星期二”的戰況顯示，儘管“老伯尼”憑藉他在大學教育費用和醫療保險問題上的立場贏得了年輕一代的擁護，但30歲以下選民的投票率幾乎比他們的父輩低一半，這位老人家預言的“革命”始終不曾發生。在3月15日的一對一辯論中，桑德斯重翻歷史舊賬，企圖使拜登陷入纏鬥。儘管知名民調公司Politico預測桑德斯很難在7月民主黨全國大會之前爭取到提名所需的1991張代表票（目前為914票），但他決心以頑強阻擊的姿態拖延拜登擴大優勢的速度，並在大會上做出最後的決定。

儘管3月15日的辯論是發生在兩位民主黨人之間，但他們爭論的焦點分明顯示：不在場的特朗普才是那個最被惦記的人。淡化疫情影響以保住經濟數據的策略已經被證明徹底失敗，“郊區起義”則使一部分昔日的共和黨選民轉投拜登陣營。倘若在第二季度結束以前，主要城市的疫情不曾出現顯著逆轉，特朗普的連任計劃就將遭遇重挫。提升一般居民在疫情期間蒙受的收入損失尤其至為關鍵——儘管國會在3月27日罕見地克服分歧、表決通過了總額達2.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但它能否挽回中間派選民的信心還是未知數。4月7日民主黨威斯康星州初選重啟以前，特朗普還有一個多星期來部署反擊策略。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3月8日，桑德斯的支持者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旁聽“伯尼黨”眾議員科爾特斯的演講

“黑天鵝”的衝擊

“你覺得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先是拜登‘幹掉’桑德斯，接著他再毫無懸念地被特朗普擊敗。”在2月中旬的一次訪談中，選舉服務公司“新政戰略”創始人卡茨（Rebecca Katz）如是說，“又一個2016年” 。

卡茨做出這一判斷之時，標普500指數（記錄美股500家上市企業的平均指數）剛剛創下歷史新高；然而一個月之後，它已經下跌了30%，並且創造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後最驚人的單日下跌紀錄。歷史學家開始回憶起90多年前的往事：1929年大蕭條來臨之前，紐約股市也是先連續刷新交易量和指數紀錄，接著在一個半月之後陷入崩潰。高盛集團已經預測第二季度美國GDP將下降至少5%，摩根大通的估計則是更悲觀的14%。無人再相信特朗普那些“我們控制得很好”的安慰藥，經濟學家談論最多的字眼變成了“衰退”。

“選民不是統計學者，他們通常只有短期記憶。”範德比爾特大學公共政策與社會科學講席教授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揶揄道，“一位總統在任期前三年拿出了漂亮的經濟數據，但在第四年沒能實現人均收入增長預期，對選民來說那就是‘不合格’。”這樣的例子曾經發生在1980年的卡特身上：作為在任總統，卡特在他的四年任期內實現了6.9%的總體人均收入增長；但在關鍵的最後一年，高通脹和高失業率導致選民收入出現了事實下降，卡特很快被裡根三振出局。比爾·克林頓則是反例：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總體人均收入只增長了6.2%，但第四年的增幅超過了此前三年的平均數，這在1996年為民主黨贏得了一場痛快的大捷。

特朗普顯然清楚這種“第四年效應”。當新冠病毒疫情在今年2月的美國進入大規模社區感染階段之後，白宮做出了兩項決定：一是把公共安全事件導向公共關係管理，通過高級官員頻頻放話和聯邦政府統一口徑來緩解民眾的恐慌心理。3月4日通過的85億美元補充撥款法案則是第二手準備，目的是用財政手段恢復公眾對美國疾控體系的信心。政府的最終目標是使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被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並儘可能壓縮知名企業尤其是服務業在疫情之下“停擺”的時間窗，從而延續2月國情諮文演講中甩出的經濟成績單。

“特朗普完全明瞭選舉年的重要性。實際上，過去的經驗顯示，第二季度的經濟表現對選民的投票傾向影響最為顯著。”“時間變化模型”的提出者、埃默裡大學政治學教授艾倫·阿布拉莫維茨（Alan Abramowitz）判斷，“他希望通過控制疫情對第二季度的衝擊來塑造民意，但看上去沒能成功。”聯邦政府直到3月13日才磨磨蹭蹭地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在此之前，華盛頓、紐約、加州等民主黨人執政的各州政府已經開始自主採取行動。而在85億美元的緊急預算通過之後，美國全境似乎依舊未能普及可靠的新冠病毒檢測手段，這使得批評者開始回顧過去三年特朗普政策隨意削減疾控預算的做法，繼而將不滿的矛頭直接指向總統。

在3月15日的民主黨初選辯論中，針鋒相對的拜登和桑德斯齊齊向聯邦政府“開炮”。前者直言美國未能在病毒研究和疫情通報方面和全球主要國家開展合作，也沒能提供足夠數額的預算以增建醫院。後者則提到了美國醫療體系和失業保障制度在疫情衝擊下出現的失能，主張建立全民公費醫療制度。儘管兩人提出的對策不無分歧，但在批評特朗普的立場上毫無二致，顯然是看到了“第四年效應”的價值——在任身份意味著特朗普擁有更多的選舉資源來應對挑戰者，但他的重大失誤也會更受輿論關注，從而形成倍增的反面效果。

一天後，特朗普罕見地公開承認情形可能不妙：“這很糟糕。”“希望我們能實現最好的情形，而不是最糟的。”宣佈緊急狀態之後，體育、旅遊、酒店、航空等易受病毒影響的服務性行業已經先後進入停擺或嚴格受控狀態，摩根大通估計這部分經濟活動佔到全美GDP的10%，總量達2萬億美元。中小企業被迫關閉或延遲發薪、公立學校（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清校則使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受到直接影響，並可能帶來失業率的反彈。“對大多數選民來說，收入波動比GDP更加重要。”巴特爾斯分析說，“GDP會在疫情結束後重新轉入上升，但假如到了第三季度選民的可支配收入還在下降，他們會用選票說話。到時數據可幫不了你。”

正是出於儘早遏制衰退趨勢的考慮，3月27日特朗普火速簽署了此前國會通過的經濟刺激法案，2.2萬億美元的規模也超過了此前所有的類似計劃，相當於政府全年預算的接近一半。該法案宣佈向大部分成年美國公民直接發放每人1200美元的現金，兒童每人500美元，高收入者遞減。一個5000億美元的資金池將被建立起來，以向遭受疫情衝擊的企業和地方政府提供貸款或貸款擔保；出現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可以額外獲得350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單筆不超過1000萬美元），醫院和退伍軍人醫保獲得1170億美元，航空公司獲得250億美元，聯邦學生貸款和企業工資稅的償付日期則被延後。對特朗普來說，這是在任總統身份給他帶來的最重要便利——民主黨人在緊要關頭摒棄前嫌的做法，依然會被共和黨政府當作自己專屬的“善舉”加以宣傳。畢竟，在3月第二週就有整整328萬國民申請失業救濟金的背景下，沒有選民會拒絕到手的支票。

唯一的問題在於，大規模刺激能否在第四季度投票時依舊抵擋住選民對經濟衰退的恐慌。阿布拉莫維茨對此看法負面：“沒有人能抵禦衰退對意識的滲透。畢竟，假使它真的發生了，那它就是會影響現實生活。”

“超級星期二”當天，桑德斯與妻子珍妮在家鄉佛蒙特州的拉票集會上亮相

拜登的“復活賽”

“現在你們知道，‘超級星期二’為什麼被叫作‘超級’了吧！”3月3日晚上，拜登在洛杉磯朝著一群激動的支持者揮舞起了胳膊。這一天將會決定民主黨初選中1357張黨代表票的歸屬，相當於總數（3979票）的34.1%，因此具有風向標意義。在當天投票的全部15個州和地區中，桑德斯只拿下4席，布隆伯格贏得美屬薩摩亞，其餘10席（包括全國人口第二多的得州）悉數被拜登攻下。興奮之下，拜登甚至把陪同他出席集會的妻妹瓦萊麗誤當成妻子吉爾擁吻了一番，在會場上引起了一番尷尬而不失禮貌的鬨笑。

從2月份的蹣跚起步到3月初奪回主動權，拜登做對了一件事：喚醒民主黨選民對奧巴馬時代穩健但不失有為的傳統政策路線的回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桑德斯過於激進的言辭造成的爭論。這一點在南方各州表現得尤為顯著：在民主黨主要候選人中，只有拜登耐心地投入時間去喚醒南方非洲裔和拉丁裔選民對他的支持，而這股力量曾經決定了奧巴馬在2008年大選中的勝局。最終的結果也不出意外：在亞拉巴馬、阿肯色、俄克拉荷馬以及得克薩斯州，桑德斯的支持率被拜登遠遠甩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對年輕選民的動員效應被證明弱於預期；始於2018年中選的“郊區起義”（Suburban Revolt），結果被證實更有利於折中主義者拜登。

所謂“郊區起義”，指的是一群受過高等教育、居住於大中城市郊區、收入位於中產階級區間的無黨派取向選民，其中相當數量為女性。他們在傳統上曾經扮演過共和黨票倉之一的角色，但在特朗普上臺後出於對其個人的厭惡，轉投民主黨中間派陣營。對這部分選民來說，桑德斯激進的社會變革主張（吸引到了被迫留在老城市中心區的低收入年輕人的關注）過於離譜，遠不及老成持重的拜登來得可靠。郊區“起義”選民對桑德斯的追隨者形成包圍，決定了弗吉尼亞、明尼蘇達和北卡羅來納選情的走向。在弗吉尼亞州，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選民對拜登的支持率是桑德斯的兩倍；而在明尼蘇達，拜登甚至不曾親臨拉票就取得了勝利。

而在“超級星期二”塵埃落定之後，其餘的建制派候選人紛紛聲明退出並轉而支持拜登，則顯示民主黨選舉機器已經進入馬力全開的狀態。儘管奧巴馬、佩洛西等有影響力的黨內元老尚未公開亮明立場，但顯而易見，拜登帶有折中色彩的政策主張更符合民主黨的傳統價值觀——在政府內部解決問題，而不是像桑德斯那樣時時把“社會革命”掛在嘴邊。與桑德斯乃至特朗普相比，頻頻出現口誤、時常精力不濟的拜登顯然不是一個個人魅力突出的領袖，但他是一個更“常規”的候選人，也更適合民主黨建制派按部就班的選舉機制。

是的，民主黨在2016年已經輸過一陣，但他們相信那只是偶然。在決定參選之前，拜登曾經不止一次提到特朗普的勝利是一次“異常狀況”，這符合大多數民主黨高層的心理預設：假如下注在桑德斯身上，無異於承認只有以極化回應極化、對立回應對立才能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這有悖於民主黨人傳統的價值觀；更何況即使是桑德斯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共和黨2016年以來的歷史證明：在選擇了一個非傳統候選人之後，就要冒全黨的政策路線乃至選舉動員都被一人綁架的風險。而桑德斯不受建制派約束的程度絕不亞於特朗普。

2019年6月，前得州眾議員、民主黨內新興勢力的代表貝託·歐洛克（Beto O'Rourke）在評價拜登的參選決定時，曾經尖銳地指出：“你不能鼓吹回到奧巴馬執政後期，再假裝那已經是足夠好的年代。”但看上去，那正是拜登的選戰策略。多元主義、國際合作與贏得高齡人士的支持曾是奧巴馬在2008年獲勝的關鍵，現在拜登將它們統統接收了過去。在3月15日的辯論中，拜登承諾假如他贏得黨內提名，將會挑選一位女性作為副總統搭檔。他甚至想到了利用奧巴馬的影響力——去年12月28日，拜登曾在衣阿華州表示，假如奧巴馬願意響應，他將在當選後提名這位依然精力充沛的前總統進入最高法院。這顯然是為了“喚醒”高齡選民。

唯一的問題在於，迄今為止拜登還沒有找到足以吸引年輕選民投票給他的充分理由。在“超級星期二”，正是青年群體和“首度選民”（其中包含大量學生）幫助桑德斯拿下了內華達和加州；而一旦桑德斯落敗，這部分選民更有可能直接選擇棄票，而不是轉為支持圓滑世故的拜登。這也是民主黨建制派目前最大的難關。

桑德斯最後的頑強

直到2016年首度以民主黨人的身份登記參加總統大選時為止，伯尼·桑德斯實際上一直是一位無黨籍國會議員。這種獨特的背景使得他在面對希拉里·克林頓以及拜登時，始終不曾獲得民主黨內建制派力量的支持，而是呈現為“伯尼派”對抗整個民主黨的圖景。不過和普通選民相比，桑德斯的支持者往往擁有更強的行動力，也更不容易出現倒戈。當他在2019年再度宣佈參選之後，僅用不到一年時間就從100多萬小額認捐者那裡籌集到了9600萬美元的競選資金，其中僅第四季度就籌集到了3450萬美元。目前，已經籌集到1.82億美元資金（其中61.13%來自個人認捐者）的桑德斯是民主黨候選人中財力最為雄厚的，拜登的籌款額只有他的一半不到。這意味著桑德斯可以繼續向拉票行動和集會繼續開展下去，直至7月密爾沃基黨代會召開。

由於這種非典型的政治背景，長期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自居的桑德斯比拜登更不憚於挑戰“政治正確”潛規則，也更樂於面對現實社會問題。2016年與希拉里對決時，他把改變貧富不均狀況作為自己的主要競選綱領；而2020年這一次，他呼籲提高最低工資、實行全面免費醫療和公立大學免費制度，並宣稱自己將“竭盡所能阻止特朗普再度當選”。在擁有大量高等院校的加州和內華達州，桑德斯都憑藉年輕選民群體的支持早早勝出，無疑驗證了一直以來的“伯尼神話”：和努力向奧巴馬時代回望的拜登相比，桑德斯考慮的才是未來。

然而和2016年與希拉里旗鼓相當、幾乎纏鬥至最後一刻的勢頭相比，桑德斯在2020年的選情似乎更早出現了下滑的趨勢。“超級星期二”的結果證明，今天的美國年輕人相比四年前投票意願更低，這對桑德斯顯然是一個壞消息。NBC的統計顯示，在3月3日這一天參與初選的民主黨支持者中，只有13%年齡在30歲以下，部分州的年輕投票者數量甚至少於2008年，這意味著桑德斯在互聯網上高漲的人氣不免帶有泡沫成分——儘管在初選結果已經揭曉的各州，桑德斯的支持率很少低於25%，但年輕群體在社交媒體上的活躍使得“伯尼黨”的優勢被誇大了。建制派正在將更多高齡選民從家中召喚出來，桑德斯的潛在支持者卻開始離場。

不在兩黨之間選邊站的立場曾經是“老憤青”桑德斯在2016年異軍突起的法寶，但他過於口無遮攔的表現也再把中間派選民推向拜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Twitter上恰當地指出：“問題不在於伯尼是個進步主義者，而在於他的壞脾氣。”在談及美國的社會問題時，桑德斯會把民主黨人和特朗普一概歸為“資本控制的工具”；但當對手開始提及他那些氣勢恢宏的政綱的可實現性時，老伯尼又開始攪渾水。在3月15日的辯論中，桑德斯直接向整個美國醫療制度開火，宣稱公共醫療開始不應以營利為目標。但當拜登開始質疑推行公費醫療制度的意大利在疫情中同樣表現不佳時，桑德斯立即開始翻舊賬，把拜登早年支持削減退休福利以及支持入侵伊拉克的立場加以猛烈抨擊。很難想象他能通過這種方式贏得民主黨全國大會的最終支持。

當政見帶有進步派色彩的伊麗莎白·沃倫參議員在3月5日宣佈退選時，她不僅不曾表態支持桑德斯，反而再三做出澄清，宣稱自己絕不是“桑德斯的某種變體”。這也代表了大部分民主黨資深政客對桑德斯的看法：他所提出的問題或許重要，但無人願意和他站到同一陣營。而桑德斯也有決心將這場一個人的選戰繼續到底：和2016年相比，他擁有更充足的財力和更完善的競選班底，完全不在乎拜登是否願意將他提出的問題帶入到最後的競選綱領中。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大選將出現三位“40後”主要競爭者同臺角逐的情況；公眾形象和政治觀點迥異的桑德斯、拜登、特朗普，實際上屬於同一代人。不同的個人背景和人生經歷使得他們成為風格截然不同的政壇要角；而無論哪一人獲勝，他都將成為美國政治史上最年長的在任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