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唱山歌給黨聽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只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

母親只會淚淋淋;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抽敵人。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奪過鞭子揍敵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只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黨的光輝照我心。

再唱山歌給黨聽

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經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瑪唱紅,被評為成為共和國經典歌曲之一,幾十年久唱不衰。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這首群眾喜愛的歌詞的作者是來自銅川礦區的一名礦工,當時署名焦萍,真實名字叫姚筱舟。

姚筱舟1933年出生在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從小愛好讀書。回憶童年的生活,他說:“當時我黃埔軍校畢業的叔叔在國民黨部隊裡任少將,他告訴我不要當官,要多讀書,學點本事,所以我上高中的時候學習很好,數理化在同學裡面算是非常優秀的。上饒解放前的那段時間非常亂,國民黨像土匪一樣,燒殺搶掠,大家很茫然,不知道以後的路在哪裡。”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打響渡江戰役,五月初上饒就解放了。姚筱舟當時一門心思想上學,於是那年的五月底,和幾十名同學一起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從那時起,我開始認識共產黨,並渴望加入。不久之後,我一邊學習,一邊隨部隊進軍大西南剿匪。”

1951年姚筱舟從貴州帶著一批新兵去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鐵道第三師師部衛生隊當文化幹事,平日搶修被敵機炸燬的橋樑,戰鬥之餘在坑道里教戰士們唱歌、學拼音、識漢字,並遞交了入黨申請書。1954年從朝鮮回國,姚筱舟轉業,加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設的行列,1955年被調到銅川焦坪煤礦,當了一名技術員。“當時我對採礦也沒有概念,對技術員的工作更是一竅不通,這和我所學的根本就沒有什麼聯繫,但是轉念一想,好歹是門技術,就跟著當時的師傅學習了,大概一年多後,基本上就可以獨自完成工作了。”

1957年是姚筱舟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那年的1月8日,井下發生了火災事故,14名工友遇難,儘管當時他在家養病不在現場,但仍被“撤職下放,管制勞動”。那次事件後,姚筱舟成了“黑五類”、“重點專政對象”和“內控人員”。姚筱舟說:“就因為有個國民黨少將的叔叔和在國民黨海軍工廠任職的哥哥,在那時看來成分是很不好的。”技術員幹不成了,要到採煤一線去接受勞動改造,他的人生陷入了低谷。

從那年開始,姚筱舟和最底層的礦工們一起在焦坪的露天煤礦採煤。這些一線的採煤工人既淳樸又真實。姚筱舟說:“他們沒有因為我的家庭背景不好而看不起我,反而因為我讀過書非常的愛護我,重活累活都不讓我幹。當時的區隊黨委也常常安慰我、鼓勵我,讓我寫廣播稿,出黑板報,在精神上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但被定為‘內控人員’後,入黨的事情就都與我無緣了。”

那時候的礦工們都是從舊社會經歷過來的,吃過苦,受過壓迫。是共產黨讓他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尊嚴,他們對共產黨有著發自內心的愛。那時候工人中流傳著很多對黨的熱愛的歌謠,如“黨是咱的媽,礦是咱的家,咱聽媽的話,建設好咱的家”,“舊社會,咱是冬天裡的蔥;新社會,咱是國家主人翁。冬天裡的蔥能成為國家主人翁,全靠那共產黨,忘不了毛澤東”。聽的多了,姚筱舟也想自己寫點東西。“在採煤一線與那些質樸的礦工們一起奮鬥一起生活,他們的感情既真實又強烈,他們對黨的熱愛需要更好地表達。區隊黨委也很支持我寫東西,那時候一個稿子2塊錢,一袋面才8塊錢,寫東西不但在實際上能夠掙取稿費補貼家用,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思想感情的宣洩。於是我就用不同的筆名開始匿名投稿,發表了很多的詩文。”

1958年初春的一個晚上,姚筱舟一口氣寫下了三首小詩,其中就有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能生我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黨號召我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母親給我一顆心,暴風雨中一孤萍;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這首詩的很多內容都是從礦工們的歌謠中提煉出來的,當時姚筱舟用的是焦萍的筆名,想替煤礦工人們表達出來他們內心的情感。後來這首小詩登在了《總路線詩傳單》第八期上,接著又被收入《新民歌三百首》中。

1963年這首詩從雷鋒同志的日記中被發現,他發現雷鋒做了些小的改動。很快,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朱踐耳作曲,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瑪進行了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一下子紅遍了全國,1965年被文化部評為“全國優秀群眾歌曲,這是姚筱舟所始料不及的。

姚筱舟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非常激動。沒想到一首小詩竟能引起這麼大的反響。但後來姚筱舟仔細一想,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因為這首詩反映了當時中國那些曾經受過苦難的,不論是最底層的礦工、人民英雄或是藝術家對共產黨的一種情感。“那時候我沒事就哼哼這首由我寫的詩改編成的歌曲,心中暗暗的高興,因為這首歌唱出了當時人們的心聲。當時朱踐耳是為雷鋒譜的曲,才旦卓瑪是為雷鋒唱的歌,如果不是雷鋒的話,這首反映當時礦工心聲的詩可能會像其他我寫過的詩詞一樣,無人知曉。”

後來,朱踐耳通過寫信找到了姚筱舟,並把歌曲的詞作者改為焦萍,因為當時姚筱舟的身份問題,依然不能用真名。到了1979年,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平反,姚筱舟跑去找領導要求平反。領導說:“你是‘內部控制’人員,不是反革命,平什麼反?”就這樣,姚筱舟的身份問題就順利解決了。1984年姚筱舟被安排到銅川礦工報社,擔任文藝副刊的編輯,前後又寫了很多詩歌、散文和小說。

《唱支山歌給黨聽》到處傳唱的時候,曲作者朱踐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謀面的歌詞作者“蕉萍”是誰。1963年秋,朱踐耳通過多番尋覓,終於發現“蕉萍”在銅川焦坪煤礦,於是便給該礦黨委書記寫信。黨委書記趙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誰,就召開大會問大家:“誰叫蕉萍?”姚筱舟沒有吭聲。他那時已深受“血統論”和“唯成份論”之害,心裡暗想,尋找“蕉萍”,誰曉得是好事還是壞事?第二天,礦黨委派人把筱舟找去,趙炳儒問:“你是‘蕉萍’,有人看見過你用筆名寫稿子。”筱舟一看瞞是瞞不住了,於是就誠惶誠恐地點了點頭。趙炳儒笑說:“好事嘛,這有啥不敢認的!”便把朱踐耳的信轉到筱舟手中。於是,從1964年起,《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才正式註明詞作者的真實姓名。然而,北京舉行頒獎大會時,筱舟因“社會關係複雜”未能成行,一套《毛澤東選集》四張絲織音樂家像和一張獎狀還是由礦上轉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給黨聽》不但沒有給筱舟帶來好運,反而成了他的“罪狀”。但他沒有怨言,依然渴望早日入黨。1993年,姚筱舟退休了,直到2001年他終於入了黨,算是了卻了平生的心願。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記憶中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晚上8點,他珍藏在心裡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電視廣播大廈”4樓演播廳舞臺上。姚筱舟應上海東方電視臺之邀,前去參加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的。導演與主持人精心地給他安排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他在現場見到了作曲家朱踐耳和已成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瑪。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照相機閃光燈的包圍下,他們3人忘情擁抱,緊緊地握手。一家報社記者風趣地說:“這一天是一支歌中起來的3個人共同的節日。”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詞、朱踐耳譜曲、才旦卓瑪首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

繼《唱支山歌給黨聽》之後,他還寫了好多首歌,在銅川礦區傳唱。尤其是《再唱山歌給黨聽》,體現一下今時與往日的對比。表達人們對共產黨的感情:

永唱山歌給黨聽,

世世代代唱不停;

心中有了共產黨,

文明和諧遍地春。

五十六個民族跟黨走,

風雨無阻向前進;

攜手奮進奔目標,

人民幸福祖國復興!。

姚筱舟說:“歌詞需要很嚴謹的進行一字一句的推敲的,還要符合演唱時的韻調,這只是個詩詞。《唱支山歌給黨聽》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共產黨帶來新生活變化由衷的感謝和對黨的熱愛,《永唱山歌給黨聽》則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嚮往。”他說:“人們的生活變好了,國家變強了,說明中國的歷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步了。我很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礦工和銅川礦務局及區隊黨委,他們真實的生活和對我的鼓勵成為我創作的源泉和支柱,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塊煤。若要我自己總結,就是‘發已千層白,心猶一寸丹;《山歌》傳兒孫,餘熱獻給黨。’”

2013年4月13日是姚筱舟八十壽辰紀念日。銅川文學藝術界60多人匯聚一堂,紛紛登臺為他鮮花、獻歌,用歡歌笑語為他祝壽。已是耄耋之年的姚筱舟精神矍鑠,笑容滿面,攜夫人率子女逐桌敬酒,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動情地說:“這是咱銅川文化人的一次人才薈萃,更是我的人生盛事喜事,是朋友們贈予的千金難買的生日禮物,吾將永存珍藏。”

2018年,銅川建市60週年,姚筱舟被中共銅川市委、銅川市政府授予“傑出貢獻人物”獎。

2018年,在“陝煤之聲”職工歌詠比賽中,姚筱舟不顧年老體弱,親自登臺演唱了《唱支山歌給黨聽》,贏得了滿堂彩。

2019年9月1日,姚筱舟因病逝世,享年86歲。他走的很平靜,卻把一首經典歌曲留給了人間。

銅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調研員,有突出貢獻拔尖人才。研究員,研究會理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會會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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