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N号房的操纵者被公开示众
据韩媒报道，“N号房”中10名男性运营者被警方逮捕，其中大部分为未成年人，甚至包括一名12岁的“触法少年”。据悉，这位12岁的“触法少年”，在去年作案时，还是一名小学生，所以，当前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处以社会服务命令或押送至“少年院”（类似“少管所”）等保护处分。
就事论事，韩国“N号房”事件触发以来，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并且，促使不少国家开始关注类似的“性侵活动”。但是，回到具体的事件上，人们还是更为关注“运营者”（犯罪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性侵事件”而言，无论是直接“性侵者”，还是间接“性侵者”（组织者中可能存在女性），绝大多数“罪犯”都应该是“成年男性”（也存在成年女性，但是属于极个别案例）。
所以，当12岁的少年出现在“N号房”的运营者名单中时，不免让人感到惊诧。这实际上，就跟12岁的少年杀人一样，很难被理解。但是，当事实摆在面前时，却总会让人感到莫大的悲哀。12岁的少年，本应该是充满天真无邪才对。但是，沉重的现实里，“12岁的少年”竟然也可以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普遍的认知中，总觉得他（她）们是被社会（家庭，学校，社区等）带坏的，所以总会投去“双标的尺度”。一方面认为，“触法少年”确实也是可恶的；一方面认为，“触法少年”也是事件的受害者，所以，在具体惩治尺度的释放上，就会陷入情理的纠葛之中。
说到底，之所以对“触法少年”法外开恩，社会性的意义在于“救赎”和“打捞”，也就是作为对生命的珍视，给他（她）们重生的机会。可是，对于“受害者”（受害者家属）而言，对于任何伤害他（她）们的人的宽恕，都可能让他（她）们显得更加愤恨不已。
所以，就“未成年人保护法”到底是不是也在“保护坏人”的争论，近乎在每一次“少年触法”事件中，都会被摊开来说。因为，对于“救赎”和“严惩”的性价比，到底哪种方式更为有效，可能也并不绝对。于此，这背后的隐忧，就值得深思和玩味。
在直面“少年触法”的事件上，要搞清楚“少年们”是真的不知道违法，还是知道违法却依然犯罪。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总以“他（她）还是个孩子说事”。因为，在一些“少年触法”事件中，有一些“少年”确实是知道“年龄小”可以规避惩罚这回事。
这种时候，如果“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知道“少年犯”是个鸡贼，自然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法理的规则又不能破，这种情况下，就会陷入情理两难的境地之中。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内发生的“少年触法”事件，已经多次引发广泛的争论。
但是，普遍来看，都没有打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个难啃的骨头，全世界范围内，对于未成年犯罪貌似都是充满“慈悲”的。这种时候，对个别案件的破例，着实也会带来不少影响。所以，多数时候，讨论案件的声音很大，但是改变起来，却举步维艰。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主要是以心理学，社会学，语义学强调童年的消逝。当然，主要是从媒介影响层面进行的一种考量。但是，回到犯罪学领域，是不是同样的适用，尼尔·波兹曼的分析方法，似乎值得参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下在区分成年和未成年的界限上，还是以年龄为分界。这种区分方法有局限性，但是就目前来看，可能没有更好的取代方式。因为，年龄是可以量化的，而如尼尔·波兹曼所强调的认知性年龄，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却不好量化。
这导致，有“少年老成”的存在，也有“成年巨婴”的存在。但是，量化上也只能是一种评价式的，道德化的存在。不过，这也透露“出一点”，“他（她）可能是个孩子”本身存在很大的疏漏。只是，法理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所以客观存在的漏洞，只能摆在那里。因为，堵上它，也可能会伤及无辜。
要知道，极端性犯罪是小概率事件，少年参与的极端性犯罪，更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所以，作为对少年犯的“严惩”还是“救赎”，可能并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到底是“严惩”，还是“救赎”，这可能更强调是生命观，而非道德观。
从“受害者”（受害者家属）角度而言，让犯罪者被严惩是最好的良药。无论她（她）是成人还是孩子。事实上，从国内的“少年触法”事件而言，这样的诉求还是很强烈的。虽然法理上可能并没有同意。但是“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内心的仇怨指向，却始终没变。
尤其，对于不可逆伤害的情况，更是如此。很多时候，物质性的补偿，只能换来未来的安心，而对于伤害所激发的仇恨，有时候一辈子都不见得可以消散。人毕竟是情绪的综合体，并且，大多数时候，还不能完全自控，这就让人性变得更加难以揣摩。
所以，只能这样去理解，“救赎”一个“少年犯”是有意义的，但是“救赎”一个“少年犯”却成本很高。于此，作为“救赎”来讲，社会性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社会性的投入，才会不惜高昂的代价，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并不是为宽恕罪孽，而是为感召罪孽。
因为，在具体的生命观中，默认个体的成长是渐进式的。事实上，真实的人生里，确实也是这样的。但是，作为罪行的考量，年龄少一天无罪，年龄多一天有罪，这总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妥。只是，除却这样的界限区分，可能没有更好的方法存在。
所以，有时候，正义的存在，只是相对的存在，本质上是取舍的存在。甚至，就“12岁N号房运营者”而言，他未来到底能被能“被救赎”，其实也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作为生命观的考量，只要有一丝的希望，少年总是可期的。而这也是人类发展至今，最为美好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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