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悲的事,是讓罪犯教給孩子性知識


最可悲的事,是讓罪犯教給孩子性知識


最可悲的事,是讓罪犯教給孩子性知識


近六年來,國內媒體報道過的性侵兒童案年均300起以上;2018年數據顯示,全年媒體曝光的性侵幼童(18歲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兒童超過750人

最近,“鮑某某涉嫌性侵養女案”的曝光,牽扯出無數相似的遭遇。幾天時間裡,不斷有人站出來,把自己曾經不忍回憶的過去公開,放到網絡言論場上。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現象被稱為“觸發機制”(warning trigger)。

但我們都知道,兒童性侵害這座冰山背後的面貌,還遠遠沒有露出千分之一。

創傷後長達數年的沉默、懷疑、警惕、自我否定、糾結,對世界的恐慌……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先從幾則數據談起:

近六年來,國內媒體報道過的性侵兒童案年均300起以上;2018年數據顯示,全年媒體曝光的性侵幼童(18歲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兒童超過750人。

公益組織“女童保護”2019年發佈的“性侵兒童案例統計”中,熟人作案比例約佔66%,與世界各地兒童保護組織統計出來的70-95%熟人作案比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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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世衛組織統計發現,全球2-17歲未成年中,有近10億人遭受過身、心或性侵害,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作估計,從整體上看,女性受害比例佔百分比七十以上。

泛非醫學期刊曾對311起案件整理統計的數據顯示,超過60%受害兒童年齡在10歲以下,其中,男童受侵犯之後更難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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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這些,不是要警醒注意性侵害在幼弱者群體裡“是什麼”,及社會嚴重程度“怎麼樣”,而是想問“為什麼”。

為什麼平時親近的人會傷害我?

為什麼男孩受到的性侵現象如此嚴重,且大多“後知後覺”?

為什麼他們不讓我談論此事?

我做錯了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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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素媛》

當然,性暴力、性別暴力不同於普通的悲劇新聞,它涉及階層差異、性別歧視、性教育缺失、法規不健全等因素,由社會各主體責任缺失造成且發酵。

年幼時被侵害的孩子們幾乎都活在一定的精神疾病裡,抑鬱症、自閉症等折磨像是一次漫長的報復,隨著年齡增長,傷害會加劇,重新“還”給身體。

受害者們沉默,懷疑,從起初的隱忍變成崩潰,逐漸走向封閉陰暗的深穴。

更可悲的是,那道深穴極大程度根植於童年時代相關教育的缺失。性知識的錯誤認知,自我保護及尊重的必要技能的匱乏,讓他們在死衚衕裡越陷越深。

在我國,“性”被當做洪水猛獸,包含兩個互相掣肘的面向:

其一,社會上層出不窮的性犯罪、性侵害事件,導致“性”這個字本身長滿血口獠牙。

其二,談“性”色變離不開的責任之一,就是談“性教育”色變。“性”與“教育”兩個字放在一起,就像前者會汙染後者,教育的錯誤認知,從教育工作者、為人父母者那裡就開始了。

就像我國醫學研究學者張北川所說,“ 在我們的性文化裡,把生育當做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性”的缺失,還真不是“偏見”兩個字這麼簡單。“性”意識的缺失帶來一連串後果,包括自我防範意識和自我愛護意識的缺失。

而這些,不僅讓孩子們無法在必要的時候有效保護自己,更讓一段悲劇永久延續下去,讓一場精神摧毀永遠停留在一個年輕生命裡。

當披著糖衣的魔爪伸向他們,他們的世界開始黑白顛倒,是非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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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什麼?

今天,人們對於性的態度或許是越來越“開放”的,但實際上仍然是一種“封閉的開放”。

性教育的工作,仍然是一個人孤獨完成的。

因為它是晦暗的,私密的,所以不見得光,所以所有的知識接收、汲取和消化,都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完成。

哪怕你想要科學地瞭解它。與別人談起時,仍然會發明一大堆含糊其辭的代詞來指代“它”。就像這句話一樣。

“它”到底是什麼?不是男孩女孩逐漸發現自己擁有的性器官,不是人到青春期突然感知到的微妙身體變化,也不是成年人為滿足私慾,無視廉恥與道德的惡念,或女性由於缺乏認知而產生出的惶然,羞恥和迷茫。

“它”的原始形態本來沒有那麼多道德與倫理的枷鎖,但現在幾乎人人都難以卸下思想鐐銬。

舉個例子,“verenda”這個單詞,舊時曾作“陰道”的名稱,意為‘令人敬畏或尊敬的部位’,集優雅、莊重和典故於一身。”

作為基礎教育的一環,“性教育”一直被忽視;作為生命教育的一環,談論它時卻往往止步於“性別教育”。

“性教育”三個字並不單指“性器官”的教育,也不單單是兩性之別的“性別”。狹義的性教育關注生理、性行為、生育控制以及疾病防控等等,而廣義的性教育則包含一切與性有關的態度、心理發展,兩性相互認知與理解等社會行為。

人在認識這個世界之前先要認識自己,具象意義的“認識自己”,首先必然包含“認識自己的身體”。

所以,性教育也可以理解為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然而,當“生物科學”隨著現代化發展逐漸得到重視,“生命科學”的教育意識卻在某種程度上一直處於邊緣地位。

尤其是在我國,死亡和性別這類有關生命發展規律本身的議題,在初級學齡者的世界裡,幾乎是缺失的。

因為它們永遠和禁忌、隱晦、負面等概念聯繫在一起。

自人類成史以來,從19世紀的弗洛伊德到20世紀的李銀河,直至今日,許多學者努力為“性”正名,試圖消解人們在談性這件事上的羞恥感。

但“性話題”與“公眾話題”之間仍然存在著一道明確的界限。

在中國傳統文化視域裡,關於性的問題上長期存在著對立的兩極,一極是重生殖、重子嗣、提倡多妻,另一極則是禁慾的禮教,指綿延子嗣、傳承血統,維繫父權統治和宗法制度。

近代“性教育”概念的首次提出,也是在救亡圖存、強國保種的語境中。

近些年我國雖多次嘗試普及性教育,推進教材改革的嘗試,卻往往都以家長們的反對或社會輿論的反感告終。稍稍“尺度大”的知識內容就會受到牴觸,條件反射一樣,“兒童不宜”被當做保護兒童。

大量教育工作者自己甚至也存在偏頗認知。2016年,國內一本名為《高中生科學性教育》的教材提到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女性“下賤”、“墮落”,將性行為描述成“女性獻出身體”和“男性對女性的征服”。

2017年12月,教育部發布國內首本男生性別教育教材《小小男子漢》,圖文卻充滿了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對所謂“男孩危機”的不實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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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師大性教育讀本《珍愛生命》,被網友和媒體當做“黃段子”

不僅是在保守的東亞國家,不少歐美現代社會也對性觀念的普及採取相對迴避的態度。2019年,英國國內掀起一場有關性教育題材的辯論,超過10萬名家長請願要求重新制定教材大綱,刪掉“不合時宜”的內容:教材中關於性器官、可能遇到的性問題和兩性關係的講解。

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性教育大綱,也多次在實施前被社會聲音阻滯,認為過早接受“性”這個字,不利於孩子們的“健康成長”。

上世紀六十年代,阿姆斯特朗登月那年,一位美國醫學博士大衛·魯本寫了一本風靡全美的圖書《性知識大全》,這本書扉頁寫道:“在我遇到所有患者中,他們幾乎每一個都生活在太空時代,但卻把自己性器官遺留在石器時代。”

今天的教育倡導德智體美勞,倡導天文地理到詩詞歌賦。但“性教育”三個字,仍然連選修課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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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不能靠“天性”

性教育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由誰來進行性教育。

中小學課堂或許的確不是最合適的環境。在我國實用主義為主的應試教育框架內,對在一個沒有性環境的學校氛圍去教導“性”,實施力度和到位程度的確都極其有限。

家庭,成了彌補教育偏頗的主要場所。

家庭文化有別於學校的智識教育,踐行的是私人化、情感化的培養氛圍。父母對子女的情感與心性引導,如同母語一樣不可替代。

也就是說,學校培養理智思維,家庭塑造情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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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普遍接受的“性教育”一詞定義

情感包含愛,自尊,信任等感情方面,也包含慾望,情愫等與生理有關的客觀方面。

人對自身的好奇、心性情感的塑造,並非一蹴而就。性教育也不是簡單的男女之事,不單是衛生與疾病的學理原則,也不是狹義的、羞於啟齒的本性慾望。

盧梭的《愛彌兒》裡面寫道,“只要人活著,絕不會消失的唯一情慾是自愛。”所以,家庭教育的重心,無論是生理意識還是心理培養,仍然應該以“自愛”為基準。

每個人都有知道關於自己身體的原理和性質的權利。且有了“自愛”,才有自我尊重、保護,及尊重他人的能力。

但是我們的家長、成年人,把“性”看得太嚴重,且太不重要了。

就像《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出現的一段對話:

房思琪問媽媽:“我們的家教,好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媽媽卻很詫異地看著她回答:“什麼性教育?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謂教育不就是這樣嗎?”

父母一輩很多將性視為夫妻二人的床頭悄悄話。縱然諱莫如深是他們的選擇,只要他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但是對下一代,迴避就成了一種教育權利的剝奪。

他們堅定地相信:孩子們不需要性教育,到了時間自然會無師自通。

然而,這個所謂的“時間”,到底什麼時候到呢?

是青春發育初期嗎?當今天的男孩女孩開始進入到青春期時,他們大多對自己身體發生的變化持隱晦的、難以啟齒的態度,這種默認是無意識的、潛意識的,因為從小他們就被教育“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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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去談論,不去學習,很多東西就不存在了一樣。

還是要等到孩子們長大第一次談戀愛,或者不得不面對生育抉擇的時候?

還是說,等到一些無奈的悲劇已經發生?

據2019年的一則有關數據統計,我國大學生群體中,發生過男女親密關係的佔20.3%,女大學生意外懷孕的比例則佔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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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特殊性

中國作家阿城曾談及性教育,他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具體的文化社會”,性現象和意識本是不可迴避的。

“這不是天大的秘密。從性上,讓孩子從小習以為常,將來大了以後對器官的刺激就沒有那麼強,沒有那麼驚天動地。……我們有經驗,我們把這個經驗告訴他(孩子們),而不是靠天性。”

把性經驗納入教育體系,是一種從“不知”到“知”的傳承,不是教唆,更不是誘導。

在教育資源共享的全球化時代,女孩子接受的教育仍然是《小婦人》、《苔絲》和《簡愛》,人們以為女性成長故事已是對培養女孩子獨立、堅強的反諷性教材。

相對於女孩,男孩從小被教育要“剛毅”、“冒險精神”,雙腿之間的那些事,也被牽強附和在所謂男子氣概和爭強好勝的規訓上。

性,逐漸轉變成一種征服意志的實現,一種倨傲同性的標識。

這不僅把女性當做受害物體,對男性自己而言,也絕非正確的、有利於理解自身的性觀念,扭曲者甚至走向犯罪。

性教育缺失帶來對慾望和理智的失衡,導致對“性”觀念的不同程度畸變,其中之一是嫌惡和恐懼。

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很討女人喜歡,但他的一生始終對肌膚之親和性事持有牴觸,後人紛紛猜測他是一位無性戀者或同性戀者,他卻在給最親密的朋友馬克斯·布洛德的信裡坦白,“被自己的性慾所折磨。”

他這麼形容自己對待“性”的惶恐:一股極度的恐懼抓住了他,其他什麼都不重要了,他必須回到岸邊,就算把肺憋炸也要回去。我就是這樣。

卡夫卡研究學者作出分析,在性教育缺失、壓抑的年代,其實很多人和卡夫卡一樣,“不能將自己的性意識融入到自我形象之中,因為他認為性在物理層面和道德層面是不潔之物……這種反感性和女人的綜合症狀是當時數百萬中產階層男人所共有的,他們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追求情慾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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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卡夫卡

從那個愚昧年代直到今天,性意識教育依然缺席,人們要麼成長為扭曲的性觀念,要麼直接從大腦中清楚“性”這一名詞。

還是那句話,作為生命本體的一部分,並不是不說,它就不存在。

教育包含知識與認知。知識是瞭解事實,以更清楚地認識自己及這個世界的一方面;認知則是有意識地要培養一種思維模式,在今後的人生中不僅要學會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要塑造一種長遠的深刻的全局意識,看到個體與整個外界的明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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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已晚,但不算太晚

2019年,全球最大的綜合性數字發行平臺Steam上線了一款以性教育為定位的遊戲:《自我性賴》。上線第一週就有超過8.6萬名用戶下載試玩,好評率達87%,當即成為新遊戲排行榜冠軍。

在該遊戲的玩家點評裡,最熱門的一條這樣說:“我痛恨這個遊戲沒有‘退出’按鈕,結果被我媽當場抓獲。

該遊戲的創作團隊都是學生,他們解釋創辦遊戲的初衷:現實裡關於兒童性侵、艾滋病毒的傳播等社會新聞觸目驚心。然而,當他們嘗試在國內上線時,大多數平臺都因為“題材敏感”而直接拒絕了他們。

然而,幾乎像是出於某種必然,這款遊戲註定在社會激起短暫微瀾後沉入大海,至今門庭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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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玩家甚至質疑,《自我性賴》只是一場以“性”為噱頭的譁眾取寵。

這一定程度昭示了,我們的社會對“性教育”概念存在的問題,不僅是教育不足,而是重視程度有所不濟。

很少有未成年人選擇主動接受“性教育”,因為它不像生物理學、文化科學等一直受到認可的、向外探索的學科,向自己身體內的探索,似乎總讓人難以拿到檯面上暢所欲言。

當然,也存在少部分地區值得參考和學習,比如在瑞典、荷蘭,學校實施性教育的時間已提前到小學一年級,有些家長甚至在孩子三四歲的時候就開始告訴他們人體生育的過程。

美劇《性愛自修室》(《Sex Education》)是一部通過文化媒介載體傳播性教育的成功案例。它通過一名高中生在學校開展性教育諮詢室的故事,勾勒出青少年在青春期人際交往、感情萌芽、性嘗試以及與父母之間關係的磨合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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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作為影視作品還是教育藍本,對青少年身心成長的關注程度、對性教育的廣泛接受和認可度,《性愛自修室》無疑走到了國際前列。

今天倡導性教育,不是為傷害事件推責,更不是忽視施暴者的惡性程度,而是必須要意識到:幼弱者因為缺乏保護意識而產生的自我懷疑和迷惑,所造成的影響不亞於受到侵犯。

希望有一天,課堂上、家庭裡,人們可以不再避諱將“教育”與“性”兩個字擺在一起,教育高尚,性不可恥。

作者 | 肖瑤

排版 | CAT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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