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的“大逃港”事件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大逃港”事件，也就是广东的人跑到香港去讨生活。

按照当时的香港法律，这当然就是非法移民，所以香港当局就要抓捕、遣返他们。但是，这个时候香港市民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先后有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去保护这些逃港者。很多逃港者，在市民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据说有一次，没有来得及逃出的人被警察抓到汽车上，用了几百辆汽车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第二天，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几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有人大吼一声：“快跳车啊！”这一次，有上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这些情景，真是让人感动。香港这个自由港，当年的确是在张开双臂热情迎接外来者，这种开放性让人赞叹不已。

再看看现在，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香港人，对内地人好像不是那么开放和友好，更谈不上热情。甚至对去香港购物的内地人都不热情，多买几袋奶粉都成了违法之事。两相对比，你难免会觉得，现在香港人的开放精神真是退步了。

那么当年大逃港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有一次，我问一位老香港人，说这事是真的吗？他犹豫了一下，说：“真的。但是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崇高。”

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得说说“香港人”这个概念。那个时候，香港是个移民城市，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刚刚从内地移民过去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上海人、浙江人等等。

这其实很好理解。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中，很多外地人已经居住多年，并且在这里安家立业，打算一直住下去。但如果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多半会答以自己的家乡，什么河北、湖南，而不会说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

所以，当时伸出热情援手、甚至勇敢保护逃港者的，虽然在法律上是香港市民，有香港合法居住身份，但他们其实也是移民。甚至，他们就是被救逃港者的亲戚、朋友、同村、同乡，只不过他们早去一步而已。中国人嘛，到了陌生地方，大家都是要先“找老乡”的。

也就是说，这些“香港人”对逃港者的热情帮助，虽然令人赞叹，但不必过度煽情解读。今天，外地人到北京上海，先找老乡聚聚，没人会说那是北京人热情接纳外地人。那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普通人情世故。

香港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大部分也是这么无意之中产生和保持的，跟道德没啥关系。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香港人显得相对冷漠了呢？

这不是什么道德退步。现在的香港人基本上都出生在香港，他们的本土认同，不再是远在内地的祖籍，他们觉得自己就是香港人。这个认同一发生，在特定的情况下，难免就有排外情绪。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是想说明，社会事务和个人事务不同。

在个人事务上，动机很重要，好的动机代表着善意。而在社会事务上，仅有善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规律很复杂，善意和好的结果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社会事务上，人们做的很多好事，往往并不见得出于善意。

还是拿香港来说事。我们都知道，香港的发达和繁荣，高度依赖于自由贸易。但是英国人在香港推行自由贸易——对所有人开放、零关税，却有着很实际的考虑，动机并非那么高尚。或者说，这并不是英国人提前设想好的，对香港有利的一套发展策略。

你想，如果当时香港不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只对英国人开放，会出问题。在那个列强纷争的十九世纪，说不定什么时候，某个强国就会因为不能进入香港做生意赚钱而发动战争，武力夺取香港，英国不划算。

零关税，则是因为东南亚海域有大批海盗，香港岛登陆地点众多，不可能一一设防。如果政府试图收取关税，结果只是给海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生意。既然如此，何必自找没趣。不收税，也就没必要走私了，大家都做合法的进出口贸易好了。

事实上，作为殖民者，英国人对香港和香港人的态度，基本上可称为冷淡，或许还有一些轻视。

当年廉政公署在香港打击腐败官员时，一个英籍警界高官被查实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虽然他已经卸任回国，但香港警方还是高调地将该人抓回，投入监狱，服刑四年。

其实，这个行动演戏味道很浓。那个英国人虽然被抓，但连贪污的赃款都未被追回，刑满释放之后就愉快地去西班牙享受退休富家翁的生活去了。在英国人眼中，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还是很清楚的。配合形势演演戏可以，真要为了外人牺牲自己人，还是算了吧。

正是由于这种对香港人的冷漠和轻视，英国人并没有把很多自己眼里的好政策在香港实施。二战以后，英国在本土大力推行福利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是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好政策。但这个好政策，他们并没有在香港推行。根本不可能指望英国人像在本土那样，掏钱出来在香港搞社会福利。

有意思的是，英国人没在香港搞福利制度，实在是香港的大运气。否则，香港势必也像战后的英国那样患上“英国病”——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全面的停滞。香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繁荣和富裕了。英国人的冷漠和轻视，无意中让香港成为战后世界，少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地方，并因此快速发展，人均收入甚至曾经超过英国本土。

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在社会事务上，人们出于善意做的事情，得出的结果未必就是好事。

最近，著名媒体人王志安在追踪一个事件。前一阵，新闻媒体爆出一个消息，说一些十几岁的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孤儿，被一个格斗俱乐部收养，每天进行格斗培训。

这一下子舆论就炸了，很多善良的人都觉得，这不是“非法收养”吗？这不是“利用孤儿谋利”吗？这不是“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吗？

于是舆论群起而攻之。结果大凉山当地政府压力就很大，要把孩子领回去，据说要安排他们重返学校。你看初衷很好，很善良吧？

但是只要深想几层，就知道这事没有这么简单。

在那么贫困的大凉山地区，回到那里，这些孤儿真的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吗？他们的生活来源怎么办？格斗赛事，其实是一种非常正规的赛事。孩子在这个行业里成长，真的就比进什么国家办的少年体校更残忍吗？为什么那些孩子自己反而不愿意回去？最后，回到大凉山，真的是这些孩子最好的出路吗？

你看，一个善意的初衷，在社会事务中一旦如你所愿变成现实，结果未必那么良好。

社会事务和个人事务，最大的区别，就是因果关系极其复杂。所以，用动机分析，用善良与否来判断社会事务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