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以來，陰陽、算命等等被視之為封建迷信，與科學精神不符，為了改造國民素質，民國有新文化運動，新中國有破四舊。
其實，在華夏曆史上，將扶乩算命、陰陽八卦視為異端邪說的看法，並不是近現代才產生的，在宋代，知名的學者、士人，就已通過考據等手段，對漢唐以來的充滿天命色彩的書籍和言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批評。
考據又稱考證，它是對古代典籍和史料的文字、內容進行整理研究的一種方法。
具體地說，包括考異、註釋、校勘、訂補、辨偽、輯佚等工作。
宋代學術不僅有探索義理，富於思辨性的特色，而且有明顯的經世致用傾向。
從宋人的治學途徑看，既有專講義理的，又有注重考據的，而更多的，則是二者兼而有之。
清代學者章學誠曾將宋、元、明、清的考據學聯繫起來，認為它們是一脈相承的，並以朱熹為例，指出朱熹“學求其是”，考證功底深厚。
清代考史名家趙翼則在《廿二史札記》中，就宋人“熟於經史之學，原原本本，非以口給”的事例作了具體的論述，在列舉了竇儀等人精於考論古事的事例後，他盛讚道：
“北宋文學之臣，稽典故，援經史，俱確有據依，豈後代所可及哉。”
由此可見，考據作為一種傳統的治學方法，在宋代，不但持續不衰，而且還有了長足的進步。
如果全面地、準確地考察宋代學術，可以發現，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構成了宋代學術相輔相成、互相滲透的兩個方面。
考據之學在宋代的迅速發展，是有其主客觀多方面原因的。
一、從主觀上看，現實政治的需要是考據學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政治型的文化，與此相應，中國傳統學術也是以倫理、政治為核心的。
包括經學、史學在內的各門學問，大多將闡說倫理規範，論證其合理性，為現實政治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
唐末五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一個“禮廢樂壞”的時期，社會陷於劇烈的動盪之中，至宋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舊有的學術理論體系已經無法在變化了的社會中原封不動地繼續沿用下去了，如何構築一個適應現實政治需要的新的理論體系，成為擺在宋代學者面前的一個迫切任務。
然而，中國傳統文化那種較為保守的性格和極端尊重傳統的社會心理又決定了，中國古代學者往往不是憑空發論，而是通過對前代聖賢之言的詮釋說明，對古代史實的總結評價來闡發自己的新說。
也就是說，他們的理論體系大都建立在對古代典籍和史料的爬梳整理、加工改造、重新詮釋上的。
宋代學者也不例外，他們打出的旗號是，直接孔孟傳統，摒棄漢唐陋說。
歐陽修曾對《周禮》、《周易》、《詩經.序》等儒家經典提出了疑問，理由就是書中有“自相乖戾，則曲為牽合而不通世”的地方。
可見，宋人治學也是從整理研究古代文獻著手的，他們在對不合時宜的前人學說乃至某些經書本身進行考證、辯駁的同時，又將一些較為抽象的倫理規範、政治原則精密化、哲理化，使之具有更大的適用性。
二者互相依存，同樣都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二、考據學的發展還有其學術上的原因。
宋代學術界出現的一個突出變化是，以禮制為核心的傳統經書，由於唐末五代動亂，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性已有所下降。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一系列變動，諸如科舉制度的完善、社會流動的增大、書院的興起，講學之風的盛行等等，都促使宋代的士大夫較前代更具獨立意識。
這種獨立意識表現在學術上，便是不避權威，勇於獨立思考，富於創新、開拓、求實的精神。
當學者本著這種精神整理研究古代文獻時，便發現了許多問題。
就內容而言，先秦儒家將其倫理和政治規範建立在父子親情的基礎上，後人將其歸結為“孝”，並制定了一系列禮制。
但當社會發生較大變化時，這些東西就顯得較為瑣碎而狹窄了。
宋代《孝經》的地位急劇下降，學者對《三禮》多所指摘，即說明了這一點。
更重要的是，西漢今文經學興起後，原始儒學被改造成一個天人感應的神學體系，漢唐的經說史著中，充斥著陰陽五行、災異圖讖之說。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認識水平的提高，陰陽災祥之說在宋代已經不再盛行，許多著名學者都對此進行了駁斥。
如歐陽修撰《新唐書》的時候，漢儒喜歡的災異之說，他統統不寫。
司馬光痛恨陰陽家的邪說，認為是禍患，因而在編《資治通鑑》的時候，不寫符瑞事件。
鄭樵更把災祥之說斥之為欺天之學。
就文字而言，宋代學者認識到，古代文獻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由於輾轉抄寫翻刻，以及一些人為的增刪、篡改和作偽，必定造成許多謬誤。
於是，他們對古代文獻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既懷疑傳統理論學說的合理性，及其在現實社會中的可行性，又懷疑古代文獻本身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這種懷疑進而發展為對前人成說的辯駁，從而形成一股疑辯的思潮和風氣。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疑辯不僅是宋代學術的起始，也應該是學者治學中貫穿始終的一種精神。
從宋代學術的發展來看，學者的懷疑、創新、開拓、求實精神，在義理和考據兩個方面都充分地表現出來。
一方面，他們從時代特點和現實需求出發，根據自己的見解來刪改經書、解說經書，進行義理的探求將傳統的倫理建立在理性認識和邏輯思辨的層次上。
另一方面，他們又努力突破傳統的學術架構，如提倡編寫新的通史著作，極力開創新的學術門類等，希望在更大的時間、空間範圍內，對整個歷史文化重新加以研究。
而從事這種研究，就必須以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對歷史文化的載體，包括經史子集在內的古代文獻進行一番深入細緻的梳理和考證。
值得一提的是，與恪守師說、盲從權威的前人相比，宋人的考據更注重自己的理性認識，更富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因此，他們取得的成果更大，更具新意和創見。
當然，義理和考據這兩個方面，表現在具體的學者身上，是各有側重的，不過，一般來說，除陸九淵心學一派外，大多數的學者都兼顧了這兩個方面。
如北宋學者劉敞是懷疑經書、不拘傳注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七經小傳》煽起了以己意說經的風氣，但同時，他又以擅長考證著稱。
《七經小傳》在論及漢、魏、晉舊說時，便有不少辨偽的精見。
他還善於依據金石銘文來考證古代的典章制度，當時，朝廷每遇見禮樂制度上的問題，都要派人去他家請教，由他考校決斷。
南宋的朱熹是集理學大成的學者，但他的博學多識，善於考證也是人所共知的。
至於鄭樵、李燾、洪邁、李心傳、王應麟等人，更以精通考證而聞名。
在推動考據學發展的諸多客觀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圖書的興盛和金石學、語言文字學的發展。
宋代圖書的興盛表現在圖書的蒐集、編撰、刊印、典藏、流通等方面。
當時，官府和私人都十分重視圖書的蒐集訪求，編撰資料性的類書及著書立說成為一時的風氣，而官、私刻書業的興盛又促進了圖書的出版刊行，於是，圖書的典藏也有了空前的發展。
兩宋時期，不僅朝廷收藏了大量的圖書，州學、書院、寺院及私人，都有許多藏書。
這些官、私藏書一般都對讀者開放，允許人們借閱、傳抄。
編書、刻書、藏書，大大促進了圖書的整理研究工作，與之相關的目錄、版本、校勘之學便迅速發展起來。
毫無疑問，書目的編撰，版本的講求，文字的校訂，這些具體手段的日益完善，正是考據學總體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基石。
再從另一方面看，圖書數量的激增及其廣為流通，使學者能夠見到並用以比勘、決疑、考補的材料較前人多得多，這也是考據學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金石學是宋代新興的一門學問，蒐集、研究銅器、碑石等古代金石器物，編撰金石圖書，用金石器物的形制、銘文來考證前代的經說史著，在宋代已成為一股較為流行的風氣。
金石學的發展不僅為學者提供了許多較為真實、可信的新資料，而且也使他們掌握了以實物來印證文獻的新方法，這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對考證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語言文字學在宋代也有較大發展。
文字學方面，徐鍇所作的《說文系傳》，徐鉉對《說文解字》的校訂，都對文字學的振興起了重要作用。
金石學興起後，學者還重視對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的著錄和研究。
他們不但編撰了一批金文字書，總結出若干辨識古文字的方法，還利用這些古文字材料修正了前人字書的錯誤。
整理研究古代文獻，離不開文字的考證詮釋，顯然，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對考據學的促進作用不可低估。
《文史通義.朱陸》
《居士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宋史》
《集古錄目序》
《容齋隨筆》
《容齋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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