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
明神宗朱翊鈞
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但也耗費了大量帑銀。
明神宗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倦於朝政，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
明神宗執政晚期，黨爭長期持續，導致朝政日益腐敗。
明神宗朱翊鈞
明神宗強徵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
此時東北的滿族開始崛起，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被努爾哈赤擊潰，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制陷於崩潰。
母李太后
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終年58歲，廟號神宗。
朱常洛繼位，明神宗死後僅24年，明朝滅亡。
明穆宗朱載坖的第三子。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
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
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母李氏教子非常嚴格。
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每次遇到講筵的時候，李太后都令經筵講官入前親授。
沒遇到早朝的時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鈞的寢宮，早早將朱翊鈞叫起。
講官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朱翊鈞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
1572年五月明穆宗病危，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
萬曆皇帝繼位伊始，大學士高拱馬上呈進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門聽政，親答奏請，面見輔臣，議處要事，且一應章奏覽後俱鬚髮送內閣看詳擬票，杜絕內批留中。
在讀書方面，朱翊鈞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
朱翊鈞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
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
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
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按照明穆宗的佈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有文藝素養，很受明穆宗的喜愛。馮保通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衝，親自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內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預謀趕走高拱。
張居正
神宗即位之後，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恰恰觸犯了“自負付託之重，專行一意，以至內猜外忌” 的為臣大戒，最終在官場角逐中失利。
政治震盪對萬曆皇帝的刺激也頗為深刻：“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內外之間，無復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
高拱為人性格執拗，出言偏頗。明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
1572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為了“皇圖永固”，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朱翊鈞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
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曆新政。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後來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
1578年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個重要舉措。
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於1573年，至1582年基本結束。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 身體虛弱，每況愈下。
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在東林黨爭無休無止之時，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
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朱翊鈞見事涉鄭氏，感到事情重大，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
李太后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朱翊鈞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蒐括民財。
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利瑪竇
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
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
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
也沒有外戚干政，
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
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
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
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鄭貴妃
就在朱翊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嚮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
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
1619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
[38] 朱翊鈞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
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
1620年三月，朱翊鈞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終年五十八歲。廟號神宗。
1584年，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
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
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
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是他長久處於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洩，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1601年1月25日，利瑪竇覲見了朱翊鈞。向朱翊鈞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
利瑪竇還把封面燙金、裝訂精美的地圖集《地球大觀》送給他，從這部地圖集上，可以看到他從西方來到中國途經的路徑。
1596，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使者約翰·紐伯萊帶給明朝萬曆皇帝，信中表達了英中兩國更好開展貿易往來的願望。
約翰·紐伯萊在途中遭遇不幸，雖然信件沒有丟失，但卻成了伊麗莎白一世的終身遺憾。
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怠政，導致明亡
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
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
但缺乏雄才大略。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
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裡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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