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幾乎任何一次的成功起義、造反、政變大都經過周密策劃，中間即使有些變故，也基本是按既定方針辦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後領導了十次武裝起義，無一成功，武昌起義卻能在一幫沒啥政治經驗的年輕人領導下，計劃也不嚴密，組織也很鬆散，變數也很多，但居然成功了，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武昌起義的計劃趕不上變化
1、計劃10月6日的起義推遲到10月16日
武昌起義時間最初定為10月6日（舊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因為當時有“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統說法。但是行事不密，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隊發生兵變，有兩名士兵抬出大炮準備炮轟官邸，雖很快被平息下去，但革命黨人中秋節起義的消息還是傳了出去。南湖炮隊事件後，湖北當局下令收繳新軍部隊子彈，同時增強市面軍警力量，盤查甚嚴，還把新軍駐地做了換防。湖北當局的行動打亂了革命黨人的步驟，再加上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未能趕到武漢，起義指揮部決定10月16日湘鄂兩省同時發難。
2、計劃10月16日的起義提前到10月10日0時
10月9日下午，起義參謀長孫武在指揮部製造炸彈時不慎引發爆炸，起義指揮部被端，花名冊被繳，起義總指揮當即決定當晚12時以駐紮在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隊炮聲為號，城內外同時舉事。由於武昌城戒備森嚴，派去送信的人沒有及時到達炮隊，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今晚要起義，但是，沒人打發令槍了。駐紮在武昌城內的革命黨人，摩拳擦掌，枕戈待旦，但始終不曾聽到傳達起義記號的炮聲。
3、計劃10日0時的起義推遲到10日晚
10月10日晨，清政府將起義骨幹彭楚蕃、劉復基、楊洪勝三人的人頭高懸城門，革命黨人莫不悲憤填膺。在總指揮部癱瘓、革命可能夭折情況下，分佈在新軍下層的革命黨人繼續聯絡發動。工程營班長熊秉坤與幾位同志商定，借用膳機會分別通知各隊代表，決定於10月10日晚，由工程營首先鳴槍為號，發動起義。但具體什麼時候、由誰開槍發信號等具體問題並未明確。
4、一次小小的口角衝突引爆了革命
1911年10月10日19時，排長陶啟勝巡營發現士兵們交頭接耳，便大聲呵斥，與士兵發生口角和肢體衝突，士兵程正瀛開槍擊斃了排長，陶啟勝成為武昌起義被打死的第一人，程正瀛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這個突發的槍擊使軍營裡亂作一團。班長熊秉坤，在混亂中吹響警笛號召軍隊裡的革命黨人一同起事，熊秉坤本就是“共進會”成員，他帶領著眾多起義人員向楚望臺的軍械庫。武昌起義終於爆發了！
二、武昌起義群龍無首
武昌起義總指揮是蔣翊武，10月9日晚在指揮部駐守時，被清兵包圍，化妝僥倖逃脫，但時刻處於危險之中，已失去了指揮能力，離開武昌到附近的監利縣去避風頭。起義總參謀長孫武，10月9日製造炸藥時引起爆炸受傷嚴重，多虧逃跑及時未落實清軍手中。其他三位重要領導人劉復基、彭楚蕃、楊洪勝10月10日凌晨被殺。原本指望指揮起義的同盟會領導黃興、宋教仁還沒趕到。至此，原定的起義領導人或被捕、或受傷、或被殺、或逃匿、或沒到，群龍無首。這場迫在眉睫的革命，就這樣稀裡糊塗地開始了。
三、漏洞百出的武昌起義為啥能成功
1、自由民主的氛圍
湖北長期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主政之下，張之洞是晚清為數不多的開明官僚，擔任湖廣總督長達18年之久，在湖北積極推廣新政，辦工廠，興新學，練新軍，派留學生，開資議局，宣傳新思想，儘管他在武昌起義前一年就去世，但湖北境內民主自由思潮卻很繁盛，甚至連宣傳反清的革命思想也很有市場。張之洞的湖北新政當然是為了富國強兵，絕非要亡大清，但客觀上或間接裡卻導致的清朝的覆滅。這一點當時也有人看到了。擔任晚清宮廷史官達19年之久的惲毓鼎就尖銳指出，張之洞湖北新政中的“東洋留學生、新軍、資議局”是“亡國三妖”，且尤以第一妖為“諸魔之母”。現在看來真是一針見血。在留學生中，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和共進會共同領導的，而文學社的成員大多是“東洋留學生”。湖北新軍由於編練卓有成效，就向周邊地區派遣“代練新軍”，也就是現在的“請進來，走出去”，指導其他地區練兵的人。武昌起義能迅速在全國得到響應，跟這些“代練新軍”有很大關係，如東北的藍天蔚，貴州的趙德全，廣西吳元澤等。
2、雄厚的經濟基礎
武昌地處要道，九省通衢，一旦舉事影響巨大。更重要的是經過張之洞的湖北新政，武昌的硬件過硬。這裡工廠林立，有槍炮廠，楚望臺軍械庫是全國四大軍械庫中最大一個，槍炮彈藥無數。起義前當局為防士兵鬧事，處站崗備勤的外，其他當兵的槍彈大多收回了槍庫，當他們揮舞著大刀，端著為數不多的幾條槍佔領楚望臺軍械庫時，武器已不是問題了。這裡有官錢局，鑄幣廠，全國金融重心之一，府庫藏錢很多。起義過程中，士兵攻佔府庫，立馬得到大筆資金，有槍有錢，還愁沒人嗎？所以，起義軍越打越多，雖然質量不行，但數量管夠，聲勢浩大。
3、鬆散的領導機構
武昌起義是由文學社和共進會共同領導的，這兩個團體成立時間都不早，組織結構不同，人員成分各異，矛盾重重，為了組織起義，臨時於1911年9月份勉強聯合起來。這樣的合作組織不可能很嚴謹。按常理，領導機構鬆散不是好現象，但倒查武昌起義現象，可以發現這反倒是起義成功的有利條件。領導機構一鬆散，等級觀念就淡薄，長官意志就不明顯，這也就保證了武昌起義在指揮官都不在位的情況下，即使是下級軍官都能振臂一呼，一呼百應。如果組織嚴密，等級森嚴，無人擔當，武昌起義這種群龍無首意外頻發的軍事行動，可能就隨著領導者的缺位而夭折了。所以，組織的嚴密與否也跟新軍整體隊伍素質也很有關係，如果整個隊伍都一盤散沙，組織再鬆散的話，也是成不了事的。武昌起義發生時，領導人幾乎都不在場，熊秉坤作為一個小班長，並未接到上峰指令，確能挺身而出。這種鬆散的組織管理，往好了說，可以促進大家的主人翁責任感，往壞了說，就是都想稱王稱霸。事實證明，武昌起義屬於前者。
4、自由意識強烈的新軍士兵
清末新政推行以來，憲政、法制、自由、民主等西方價值觀宣傳日囂塵上，尤其是湖北新政形勢最好的地區，各類關心時政、鼓吹自由、宣揚民主甚至革命的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地方當局對宣傳輿論的力量並未引起足夠重視，雖然也查封了一些言論特別偏激反動的報刊，但在清政府正在實施憲政的大環境下，皇權都喪失了很多權威，言論自由儼然成為憲政的重要標籤，所以，地方官在處理宣傳輿論這種“軟問題”時，也的確放不開手腳。武昌新軍在革命黨的宣傳鼓動下，追求民主自由，想往革命，期望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當得知要要起義時，可以不用太多的規劃，不再唯長官馬首是瞻，只要有一個人跳出來，立即應者雲集，具有有很強的行動自覺性和主動性。武昌起義原本以南湖炮聲為號，但沒等到號令，晚上一次普通的官兵糾紛，一聲針對一個小排長的洩憤槍聲，沒有計劃，沒有預謀，沒有指導，卻能成為武昌起義的引爆點，這也只有思想自由的新軍士兵才能做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武昌起義是有很多偶然性，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這個必然就是清末新政在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時沒有把握到位。清末新政是在八國聯軍之後，清政府積貧積弱的背水一戰，連年的內憂外患、割地賠款讓政府威信掃地，匆忙開展的清末新政，原意是提高綜合國力，延續國祚，怎奈當時沒有一個“總設計師”，慈禧業已年老力衰，有心無力－－無力氣更無能力。清末新政其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的一種各自為政的激進運動，政治上強調分權，忽視集權，思想上強調民主，忽視傳統，軍事上偏重新軍，舊軍裁撤過快等等，清末新政在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上嚴重失誤，所以種瓜得豆。資產階級革命黨就是看到並利用了這一漏洞，完成了改朝換代。也就是說，武昌起義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想不成功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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