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心理學家埃裡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出版於 1941 年，這正是納粹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三年。在書中，弗洛姆從心理學的角度詳盡地分析了納粹得以統治德國的原因，並把批判的利劍直接指向了我們身處其中的現代社會。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只不過是一個幻影。面對真正的自由，絕大多數人都在恐懼與迷茫中落荒而逃。
在近代個人的覺醒之前，中世紀向來被人們看作是黑暗的時代。教會和皇權壓抑著人們的思想，社會高度秩序化，許多人終其一生都不會離開自己的家鄉，並被唯一的工作所綁架。但這種沒有自由的狀態卻給了人們穩定的社會地位和足夠的安全感，他們不需要擔心突來的變故，也不必面對艱難的抉擇。
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革命則打破了這個圖景，個人從固定的社會身份中解脫出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擁有了決定自身命運的自由。但同時人們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弗洛姆在書中的這一段描述頗為精闢：
他自由了，但這也意味著：他是孤獨的，他被隔離了，他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威脅，他沒有文藝復興時代資本家所擁有的財富和權力，也已失去了與人及宇宙的統一感，於是他被一種個人無可救藥，一無所有的感覺所籠罩。
人們逃避自由的原因，也在於此。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個人卻變得越來越孤獨。人們急需尋找能給自己確定性和歸屬感的東西，於是融入大眾，獲得他人的認可成了不二法門。所以當在民主制度下浸淫已久的人們詫異於法西斯極權社會的出現時，弗洛姆並不驚訝，他用「虐待狂-受虐狂」的心理模式來解釋這一切：獨裁者對權力的追求來源於自身的懦弱，大眾則為了擺脫個人的無力感而走向屈服，從集體中獲取歸屬感和安全感；雙方是共生關係，各取所需，靠對方來確證自我的存在，而他們的行為都源於孤獨和無所適從。很有意思的是，握有權力的統治者往往會用愛來偽裝自己的統治，大到國家，小至家庭，莫不如是，「你得聽我的，我這是為你好」之類的聲音，大家應該並不陌生。
看似理性的 20 世紀帶來了極權主義的陰影
在「上帝死了，理性萬歲」的呼聲中，極權主義的橫空出世著實讓人大跌眼鏡，也讓人們開始意識到「逃避自由」的問題。弗洛姆如此總結：
人類對自己具有獨立行動的能力這一點喪失信心，是法西斯主義能實現其政治目標的肥沃土壤。
但比極權主義更可怕的是自由意志的虛幻性，它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似乎擁有了「可以不做什麼」的自由，似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活，但真是如此嗎？想想我們自己所做的那些決定吧，學習，工作，賺錢，買房，結婚，生子......究竟是出自內心的真實想法還是僅僅為了過上他人眼中「正常的生活」？我們拼命工作，戴上面具進行各種表演，為了「責任」而放棄樂趣和幸福，難道真是為了不愧對自己這一生？
與外在權威相對應，弗洛姆把公共輿論和大眾意識稱為「匿名權威」，這股看不見的力量正是操控我們生活的幕後黑手，一舉剝奪了我們感覺，思考和意志的真實性。我們無可救藥地「按照他人的要求對自己的一切作出規劃，被孤獨感，恐懼感和各種直接威脅著我們的自由，生命和舒適的力量所驅使」；我們欺騙自己找到了為之拼命奮鬥的自我，最後卻發現那隻不過是社會的自我。
金錢，地位，權力，家庭，民族，偶像......支撐起了我們脆弱的生活，依靠這些外在的力量，我們獲得了安全感，當然同時也放棄了自由。但是，「這種安全感只是表面上的，一旦支撐它的那些因素不存在了，安全感也隨之消失」。
大眾媒體和公共輿論塑造了我們的想法
可是另一條路也佈滿了荊棘，物質上的損失倒是小事，不被人理解的孤獨和不安定的生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坦然接受的。
弗洛姆給出的藥方是投身於自發性的活動，也即愛和創造性活動，在這種積極的自由狀態下，我們按自己內心生活，同時也能感知和世界，他人的緊密聯繫。他覺得藝術家和小孩子是積極自由的典型代表。
但我覺得弗洛姆太過理想化了，要不怎麼會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很多人依舊會迷茫，會不快樂呢？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就是一個殘酷的選擇題：逃避自由，還是忍受孤獨？而很多人還是會選擇前者，也正常，追尋自由的代價太大，倒不如糊塗一世來得安穩。「為自己而活」這幾個字說得輕巧，真要做到太不容易，所以每個人的選擇我也都能理解。只是可笑人們追尋了那麼久的自由，到頭來仍是鏡花水月。
但希望總是有的，正如弗洛姆說到自發性給我們帶來的歡樂：
我們多數人至少可以在剎那間察覺到我們自身的自發性，而正是在這剎那間，我們獲得了真正的歡樂。
幸運的是，還有人願意堅持把這一剎那變為永恆。這樣的人從來都不會很多，但有這麼一群人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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