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的初春，海風還帶著微寒，一直顛沛流離的南宋流亡政權，崖山最後一戰慘敗。站在降元宋將張弘範的船頭，文天祥親眼目睹了，陸秀夫懷抱年幼的懷帝趙昺沉海，十幾萬大宋子民寧做大宋的鬼，也不做亡國奴，捨生投海的悲壯場面。陸秀夫與懷帝沉海的瞬間，宣告了在中國存在152年的南宋政權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強大的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元朝。今天我們重新思考南宋滅亡的原因，以及它對中國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對我們每一個生命個體、以至於對整個社會仍然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南宋的滅亡與對手的強大有關係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當然有。就像清朝屢戰屢敗於西方列強一樣，一定與對手的強大有關係。但，這絕對不是最主要的關係。當時的實際情況，無論人口數量、經濟實力，還是人的綜合素質，南宋都要強於蒙古幾倍。任何事件的發生發展，都會有很多原因，從哲學角度思考，有內因和外因。內因起決定作用，外因起輔助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滅掉南宋的不是蒙古鐵騎，而是南宋自己。
一則是北宋以來的重文輕武政策和兵不識帥、帥不識兵的軍隊體制，造成了軍事力量的相對薄弱。
二是對外政策在戰和之間搖擺不定，不能一而貫之。強一點就要收拾舊河山，打敗了又搖尾乞憐、和議偷生。
三是給北方各族政權和議後的大量歲幣，助敵強，致己弱。
四是南宋的九位皇帝，除第二位為岳飛平反的宋孝宗外，其餘，有的只願偏安，不思進取。有的猜疑下屬，害怕功高蓋主。還有精神病的、智障的、沉迷酒色的，年幼無知的等等。怎麼可以與雄心壯志，英雄威武的忽必烈相比。國無明君，國危矣，國君如南宋者，國不亡何來天理。
五是奸臣當道，先有秦檜，史彌遠，後有賈似道。欺君瞞上，排斥異己，獨斷專行，結黨營私，殘害忠良，畏敵如虎，禍國殃民，時間很長近八十年。
六是積年的，不能速戰速勝的戰爭，不但極大地削弱了國力，也使人們厭倦了戰爭，甚至連南宋的皇帝自己。
七是每當大敵當前，總會有人為了生，或是為了他們所謂的“榮華富貴”，而放棄義，投敵叛國，甘做漢奸。如張弘範之流。壯大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動搖了民心。
總地來說，當時的南宋國運將盡已無天時，佔盡地利不會用也沒用，雖有民心而不善和，亡國是必然，只不過是千百萬個精忠報國如岳飛者，使它由金苟延殘喘到了元，而已。滅掉南宋的不是別人，是他自己。
為什麼崖山一戰被滅的是文化精華。我想，所謂文化精華應該是一種魂，一種民族的魂，一種深埋在骨子裡的民族精神，民族氣節，一種寧肯餓死首陽山也不食周粟的大仁大義。“崖山多忠魂，後先照千古。”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忠”為代表的南宋忠臣義士，以及不屈投海殉國的十餘萬南宋軍民應是中華文化的精華。
但在那裡，在崖山被滅的只是他們的軀體，他們的精神在那裡得到了超越，昇華為永恆。任憑滄海桑田，時代更迭，永遠被歷史和人民銘記，千古流芳。蔡東藩《宋史通俗演義》最後結句詩：“一代滄桑洗不盡，倖存三烈尚流芳。”正因為有了他們的精神存在，崖山不僅僅是南宋王朝最後滅亡的遺恨之地，也是當時的漢人最後家國地，更是後人抒發愛國情懷之地。歷代政要、墨客、普通百姓臨崖憑弔，在嘆息、追懷中，都會油然而生一種偉大的情感———愛國主義，澎湃在自己的血管深處，經久不息。
2018年的冬月，也是一個海風微寒的日子，我有幸從珠海斗門的黃楊山也字峰的張世傑墓前，憑欄遠眺崖山和零丁洋。我彷彿如站在張弘範船頭的文天祥一樣，目睹了那場偉大的悲壯，我的血管深處也不自覺地澎湃起那種極其偉大的情感，經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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