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曾祺，我至今還記得初中課本里《端午的鴨蛋》 裡的描述：
高郵鹹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別處的發乾、發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為別處所不及。鴨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說，帶殼切開，是一種，那是席間待客的辦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頭”用筷子挖著吃。筷子頭一紮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
當時別提有多饞了，只是沒有機會去高郵嘗一嘗新鮮的鹹鴨蛋。不過，也是因為“鹹鴨蛋”我記住汪曾祺。
喜歡汪曾祺，是喜歡他身上的一種生活態度：平和、灑脫、隨性、有趣。汪曾祺曾說“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幹嘛呢？”
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賈平凹稱他為“文狐”，修煉成老精。梁文道說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剛好。
當代學者孫鬱曾說，人們只知道汪曾祺厲害，卻不知道他何以厲害。汪曾祺文筆中有許多“暗功夫”，他是從古典和鄉土中緩緩而來，從大眾和民間提取詩意，這樣的作家“百年之中，不過寥寥數人耳。”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汪曾祺的小說讀起來的感覺，就像看一副風俗畫，展現出來的是清新雋永、生趣盎然。他的散文飽含急躁和熱烈歸於平靜之後的淡雅和雋美，給人靜穆的幸福感。
讀《生活是很好玩的》這本書，有快樂，有激動，有平靜，有坦然。就像有網友說，“人到中年，愛上汪曾祺的文章，似沖泡過兩三遍的茶，不再濃釅卻雋永綿長，道盡人生的真諦，令人唇齒之間回味無窮。”
1.溫暖寬容的家造就汪曾祺平和的生活態度
汪曾祺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朝末期的拔貢。他的父親汪菊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汪曾祺曾寫道，“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
汪菊生興趣廣泛、才華橫溢，他不僅擅長文人墨客的那一套，還是運動員，撐杆跳選手，練過武術。這位父親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樣教育孩子，而是將他當朋友看待，喝酒時給兒子也倒上一杯，抽菸時給兒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給兒子點上火。汪曾祺初戀時寫情書，他竟然在一邊出謀劃策。
除此，父親也給予了汪曾祺無微不至的關愛，汪曾祺在文章中寫道，“我到江陰去投考南菁中學，是他帶著我去的。住在一個市莊的棧房裡，臭蟲很多。他就點了一隻蠟燭，見有臭蟲，就用蠟燭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上有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的睡了一覺，父親一夜沒睡。”
汪曾祺的生母姓楊，在他三歲的時候因為肺病就去世了；第一個繼母姓張，是個善良的人，但沒幾年也因為肺病死去了；第二個繼母姓任，父親和任姓繼母結婚時，汪曾祺17歲了，兩年後，汪曾祺就離開家鄉去昆明讀書了。第二任繼母，伴隨自己的父親度過了漫長而艱苦的滄桑歲月，汪曾祺對她也很尊重。
這種寬鬆和諧，溫暖有愛而又充滿濃厚文化氣息的成長環境，深刻地影響了汪曾祺的個性。可以說，汪曾祺身上那種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氣質，在童年時期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也是為什麼汪曾祺的散文、小說都充滿著濃濃的真善美，即使他在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後，他還能憑藉著存留在心的愛堅持下去，而這些遙遠的記憶也成了他經歷挫折和晦暗時溫暖的星光，給予他力量和希望。
2.起豬圈、扛170斤的糧食，汪曾祺坎坷的文革經歷
1958年，汪曾祺因為一首名為《早春》的詩被打為右派。詩的原文這樣的，“新綠是朦朧的，漂浮在樹梢，完全不像是葉子……遠樹的綠色的呼吸。”批判的同志一看，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汙衊到了什麼程度？”因此汪曾祺被定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的農村勞動。
後來汪曾祺在《隨遇而安》裡回憶時寫道：“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接著，他寫道“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受多少罪。”
其實，汪曾祺在下放期間，經歷了很多不為人知的苦難，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掃地出門，收了房子，不得已他們住在一個四合院的門房。那個屋子有七八平米，黑乎乎的，白天也要點燈，他們一家人就那樣擠在一張床上。
而汪曾祺本人呢，更是受盡了苦難，他在聯大是體育、英語都要補考的學生，從小也沒幹過什麼重活。下放期間，起豬圈、刨凍糞他都幹，他咬著牙，扛起一袋一百七十多斤糧食，一步步的走到糧囤前，將糧食倒進去。也是在這些勞動中，汪曾祺的腰出了問題，終身也沒有痊癒。但汪曾祺並沒有放棄，他咬咬牙，心想著，“只要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拼命地的幹。”
汪曾祺的右派生涯一波未平又來一波，就在他下放的第二年，1959年，他在醫院眼科工作的父親汪菊生在“肅反”時被抓了起來，關進勞改農場，半年後因年老多病去世了。這時，批判派又做出一個毫無人情的決定，汪曾祺繼續改造，不能給父親送葬。
這讓我不禁想起巴金的妻子蕭刪在彌留之際，巴金因在下放勞改不被允許回家，與妻子從此永訣了，而巴金的性格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後來，巴金把妻子蕭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床邊，直到2005年去世。
後來，汪曾祺寫了一個反右派的小說，主人公沈沅是一個被下放的技術員，同樣經歷了父親的離世，與其說那是沈沅的悲痛，不如說那是汪曾祺當年痛徹心扉的真實寫照。但汪曾祺依舊平平淡淡、坦然的過日子。他的孩子汪朗曾說，“爸爸總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現給大家，把苦難的東西留在自己心裡，因為他覺得，哪怕是再絕望的時候，他也一定要給一絲絕不會斷絕的希望。”
3.“煙火氣”的汪曾祺
汪曾祺說，“我不愛逛商店，愛逛菜市場，看看那些碧綠生清、新鮮水靈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悅。”
汪曾祺喜歡北京，喜歡那種人味兒，他在看遛鳥裡寫道：
“遛鳥的人是北京人裡頭起得最早的一撥。每天一清早，當公共汽車和電車首班車出動時，北京的許多園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曠、林木繁茂的去處，就已經有很多人在遛鳥了。他們手裡提著鳥籠，籠外罩著布罩，慢慢地散步，隨時輕輕地把鳥籠前後搖晃著，這就“遛鳥”。
他在寫梔子花的時候說，“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撣都撣不開，於是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的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汪曾祺說，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人活著，就得有點興致。寫字、畫畫、做飯，明明是最普通的日常，他卻深得其樂。他經歷了人世的複雜，卻天真得像個孩子，貪吃、貪唱、貪看、貪玩兒，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無心機，少俗慮。鸚鵡史航說，這世間可愛的老頭兒很多，但可愛成汪曾祺這樣的，卻不常見。凡人瑣事、市井人生、花鳥蟲魚、旅行見聞，在汪曾祺的筆下散發著溫暖的快樂和不凡的趣味。
4.汪曾祺西南聯大的快活日子
19歲時，汪曾祺離開家鄉，前往昆明的西南聯大讀書。在這段時間內，聞一多、沈從文都是他的老師。在大學時，汪曾祺雖然是沈從文的得意門生，卻是一個非典型性學渣。因為他的體育、英文經常不及格，還經常逃課去昆明泡茶館，畢業時還被開除學籍，沒有畢業證。
汪曾祺在聯大的日子，可以說是過得風生水起，自由自在。那時，他的“吃貨”本性已經慢慢顯露出來了。他在聯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兒郎當，高興時就上課，不高興就睡覺，晚上泡茶館或上圖書館，把黑夜當白天。
據說，大二那年，汪曾祺有過一次失戀，兩天兩夜不曾起床。好友朱德熙，挾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趕到46號宿舍。說“起來，吃早飯去！” 見小汪癱睡如泥，朱德熙在門口大喊。於是乎，兩人晃悠出去，賣了字典，各吃了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全好了。
那時師生度日清苦，然而汪曾祺的吃貨本色已初露鋒芒。正義路的汽鍋雞、東月樓的烏魚鍋貼、吉慶祥的火腿月餅，等等……逛集市，汪曾祺就賴在攤邊吃白斬雞，還起個名兒，叫坐失良機（坐食涼雞）；下館子時，他和老闆嘮嗑，聽各鄉的趣聞，偷學後廚做菜。要是沒課了，他就溜到某個不知名的小酒館，要上一碟豬頭肉，咂一口綠釉酒，賞館外碧葉藕花，聽簷上昆明的雨。那時的日子，估計是汪曾祺最無憂無慮的文人的生活。
5.老師沈從文
沈從文不僅是汪曾祺的好老師，還是好朋友。在校時，沈從文多次推薦發表汪曾祺的文章，畢業後又多次關照他。
1946年，汪曾祺輾轉來到上海，希望謀得一份好工作，卻不料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錢也花光了，眼看著就要落魄街頭了。這時，汪曾祺情緒異常低落，心灰意冷，甚至想到自殺，沈從文知道後，寫信責罵他：
“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裡有一支筆，怕什麼！”然後，沈從文便給在上海的李健吾寫信，請他對汪曾祺多加關照，後來李健吾便舉薦汪曾祺到私立致遠中學任教。
1947年2月，沈從文又致函李霖燦、李晨嵐等朋友，寫信說“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他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對畫有興趣。如看看濟之先生處可有想法，我再寫個信給濟之先生。” 在此期間呢，沈從文為了汪曾祺能有一份合適順心的工作，多次給友人寫信推薦汪曾祺。
1961年，躺在病床上的沈從文給正在張家口農科所工作的汪曾祺寫信鼓勵他，讓他不斷適應各種生活，還勉勵他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睛雨雪照顧的，要多做益事，幫助汪曾祺渡過人生那段昏暗的日子。
沈從文的關懷，讓汪曾祺倍加感激，“我追隨沈從文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兩句話。一句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另外一句話是：‘千萬不要冷嘲’。”前一句是小說做法問題，後一句既是對生活的態度，也是對寫作的態度。後來，汪曾祺在文章中寫到沈從文去世時說，“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那時，汪曾祺應該是非常不捨沈從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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