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曾祺，我至今还记得初中课本里《端午的鸭蛋》 里的描述：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当时别提有多馋了，只是没有机会去高邮尝一尝新鲜的咸鸭蛋。不过，也是因为“咸鸭蛋”我记住汪曾祺。
喜欢汪曾祺，是喜欢他身上的一种生活态度：平和、洒脱、随性、有趣。汪曾祺曾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贾平凹称他为“文狐”，修炼成老精。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当代学者孙郁曾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汪曾祺的小说读起来的感觉，就像看一副风俗画，展现出来的是清新隽永、生趣盎然。他的散文饱含急躁和热烈归于平静之后的淡雅和隽美，给人静穆的幸福感。
读《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本书，有快乐，有激动，有平静，有坦然。就像有网友说，“人到中年，爱上汪曾祺的文章，似冲泡过两三遍的茶，不再浓酽却隽永绵长，道尽人生的真谛，令人唇齿之间回味无穷。”
1.温暖宽容的家造就汪曾祺平和的生活态度
汪曾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朝末期的拔贡。他的父亲汪菊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汪曾祺曾写道，“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
汪菊生兴趣广泛、才华横溢，他不仅擅长文人墨客的那一套，还是运动员，撑杆跳选手，练过武术。这位父亲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
除此，父亲也给予了汪曾祺无微不至的关爱，汪曾祺在文章中写道，“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只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上有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的睡了一觉，父亲一夜没睡。”
汪曾祺的生母姓杨，在他三岁的时候因为肺病就去世了；第一个继母姓张，是个善良的人，但没几年也因为肺病死去了；第二个继母姓任，父亲和任姓继母结婚时，汪曾祺17岁了，两年后，汪曾祺就离开家乡去昆明读书了。第二任继母，伴随自己的父亲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也很尊重。
这种宽松和谐，温暖有爱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可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在童年时期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是为什么汪曾祺的散文、小说都充满着浓浓的真善美，即使他在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后，他还能凭借着存留在心的爱坚持下去，而这些遥远的记忆也成了他经历挫折和晦暗时温暖的星光，给予他力量和希望。
2.起猪圈、扛170斤的粮食，汪曾祺坎坷的文革经历
1958年，汪曾祺因为一首名为《早春》的诗被打为右派。诗的原文这样的，“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批判的同志一看，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汪曾祺被定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村劳动。
后来汪曾祺在《随遇而安》里回忆时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接着，他写道“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受多少罪。”
其实，汪曾祺在下放期间，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苦难，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扫地出门，收了房子，不得已他们住在一个四合院的门房。那个屋子有七八平米，黑乎乎的，白天也要点灯，他们一家人就那样挤在一张床上。
而汪曾祺本人呢，更是受尽了苦难，他在联大是体育、英语都要补考的学生，从小也没干过什么重活。下放期间，起猪圈、刨冻粪他都干，他咬着牙，扛起一袋一百七十多斤粮食，一步步的走到粮囤前，将粮食倒进去。也是在这些劳动中，汪曾祺的腰出了问题，终身也没有痊愈。但汪曾祺并没有放弃，他咬咬牙，心想着，“只要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的干。”
汪曾祺的右派生涯一波未平又来一波，就在他下放的第二年，1959年，他在医院眼科工作的父亲汪菊生在“肃反”时被抓了起来，关进劳改农场，半年后因年老多病去世了。这时，批判派又做出一个毫无人情的决定，汪曾祺继续改造，不能给父亲送葬。
这让我不禁想起巴金的妻子萧删在弥留之际，巴金因在下放劳改不被允许回家，与妻子从此永诀了，而巴金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后来，巴金把妻子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床边，直到2005年去世。
后来，汪曾祺写了一个反右派的小说，主人公沈沅是一个被下放的技术员，同样经历了父亲的离世，与其说那是沈沅的悲痛，不如说那是汪曾祺当年痛彻心扉的真实写照。但汪曾祺依旧平平淡淡、坦然的过日子。他的孩子汪朗曾说，“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3.“烟火气”的汪曾祺
汪曾祺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场，看看那些碧绿生清、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
汪曾祺喜欢北京，喜欢那种人味儿，他在看遛鸟里写道：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遛鸟”。
他在写栀子花的时候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掸都掸不开，于是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汪曾祺说，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写字、画画、做饭，明明是最普通的日常，他却深得其乐。他经历了人世的复杂，却天真得像个孩子，贪吃、贪唱、贪看、贪玩儿，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无心机，少俗虑。鹦鹉史航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凡人琐事、市井人生、花鸟虫鱼、旅行见闻，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4.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快活日子
19岁时，汪曾祺离开家乡，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在这段时间内，闻一多、沈从文都是他的老师。在大学时，汪曾祺虽然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却是一个非典型性学渣。因为他的体育、英文经常不及格，还经常逃课去昆明泡茶馆，毕业时还被开除学籍，没有毕业证。
汪曾祺在联大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风生水起，自由自在。那时，他的“吃货”本性已经慢慢显露出来了。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据说，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曾起床。好友朱德熙，挟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46号宿舍。说“起来，吃早饭去！” 见小汪瘫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于是乎，两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全好了。
那时师生度日清苦，然而汪曾祺的吃货本色已初露锋芒。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等等……逛集市，汪曾祺就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起个名儿，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下馆子时，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了，他就溜到某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那时的日子，估计是汪曾祺最无忧无虑的文人的生活。
5.老师沈从文
沈从文不仅是汪曾祺的好老师，还是好朋友。在校时，沈从文多次推荐发表汪曾祺的文章，毕业后又多次关照他。
1946年，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希望谋得一份好工作，却不料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钱也花光了，眼看着就要落魄街头了。这时，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心灰意冷，甚至想到自杀，沈从文知道后，写信责骂他：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然后，沈从文便给在上海的李健吾写信，请他对汪曾祺多加关照，后来李健吾便举荐汪曾祺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
1947年2月，沈从文又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写信说“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 在此期间呢，沈从文为了汪曾祺能有一份合适顺心的工作，多次给友人写信推荐汪曾祺。
1961年，躺在病床上的沈从文给正在张家口农科所工作的汪曾祺写信鼓励他，让他不断适应各种生活，还勉励他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睛雨雪照顾的，要多做益事，帮助汪曾祺渡过人生那段昏暗的日子。
沈从文的关怀，让汪曾祺倍加感激，“我追随沈从文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前一句是小说做法问题，后一句既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后来，汪曾祺在文章中写到沈从文去世时说，“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那时，汪曾祺应该是非常不舍沈从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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