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國346支醫療隊馳援湖北和武漢，人數達4.26萬人，其中重症醫學科、感染科、呼吸科、循環內科的專業人員達1.6萬餘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曾赴海外留學或工作。2月7日，曾留學泰國和美國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上海第二批援鄂醫療隊領隊朱疇文率隊抵達武漢，開始了治療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工作。對這段特殊經歷，朱疇文有深刻的體會。應本刊之約，朱疇文寫下了自己的抗疫實錄。3月中旬，各地援助湖北醫療隊開始有序分批撤回，而作為國家醫療隊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駐武漢人民醫院東院的醫療隊，還在繼續“兜底”重症病人救治。朱疇文說，他們要慎終如始，善作善成，再接再厲。4月1日，他們圓滿完成援鄂任務返回上海。55個日夜，136人，一個不少。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落日餘暉“海報
逆行出發
2月6日晚8點，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以下簡稱“中山醫院”）接到國家衛健委的指令，讓我們組織一支130人的隊伍赴武漢進行救治工作，包括30名醫生、100名護士，第二天出發，要求當晚11點報名單。
醫院立即組織落實了130人的隊伍，同時還組成了6人行政小組（其中4人是醫生）。這是上海派出的第二批援鄂醫療隊，我受醫院委派擔任領隊，同時也是行政小組牽頭人。
用了不到24小時，醫院便很快準備了一些防護物資及個人用品，要麼及時採購，要麼動用庫存，上海市衛健委和兄弟單位也給予了支持，醫療隊每人兩個大箱子，還隨機託運了總重量8.98噸的物品。我們數了數託運單，一共700多箱。
2月7日下午4點，我們乘坐東航包機飛往武漢。抵達武漢天河機場時，整個機場看不見一架飛機，商店也都關著門。機場工作人員說，所有的燈都是為你們開的，你們走了以後我們就會熄燈，因為沒有飛機降落了⋯⋯
我們的車一路駛入市區，駛過長江大橋，駛過黃鶴樓，街上沒有車也沒有人，外面下著雨，車裡異常安靜⋯⋯我們懷著非常複雜的心情抵達了酒店。
託運的貨物由武漢方面直接從天河機場運到酒店，一件不少。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援鄂醫療隊誓師大會後出征前的大合影
投入工作
我們的任務是去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接管兩個傳染病病房，各40張床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又稱湖北省人民醫院，東院區原來有1700多張床位。醫院奉命在短時間內已經把其中的800張緊急改造成傳染病隔離病房，並配了部分儀器，專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民醫院的同仁們非常辛苦，從一開始的200張床，到最後的800張床，他們只用了幾天時間就改造完成了。
抵漢第二天我們就去了醫院，當時連我們在內共有7支醫療隊，與人民醫院的同事一起，分管這800張床位。我們接手的，是應該進ICU、但卻因床位緊張而收不進ICU的病人。
新環境比較陌生，一切都得從頭幹起。進到病房，大家心裡真有點瘮得慌，因為隔著一道門就是傳染區。這裡有兩個通道——清潔通道和汙染通道，之間隔有3個區——清潔區、緩衝區、汙染區，雖然有兩道門隔著，但非常簡陋，門不是那種感應的，是要用手推的，風大些就能吹開。這種情況下，即便我們有多年的行醫經驗，但還是比較緊張。
出發時，中山醫院的院領導要求我“帶多少人去，就得帶多少人回來，而且要平平安安、零感染”。所以，安全防控就是我的頭等大事。
我再三“命令”大家注意安全事項，要不斷演練怎麼穿防護服，大家要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儘管硬件條件有欠缺，我們還是按原計劃於2月9日下午兩點接管了這兩個病房。
上海先後派出過9批醫療隊，包括我們這批在內，大概有1600多名醫護人員，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因此，我們成立了一個指揮部。
病房裡的物資情況不是太樂觀，很多捐贈物品的品牌、規格、型號都不一樣。根據我們中山醫院的要求，有些是不適用於傳染病房的，但這裡也用了，因為物資供應仍然緊張。在需求量和消耗量暴增的情況下，沒有一座城市、沒有一家醫院有能力在短時間內提供足夠的防護用品，這是我們必須要理解的。
人民醫院的醫生也很疲勞，他們從春節前的1月中上旬開始，一直到現在也沒怎麼休息過。這裡的醫生、護士與病人的配比比我們要低得多，但是他們堅持下來了。我們接管的兩個病房的醫護人員都不是傳染科的，而是來自心內科和神經內科，卻完全按照傳染科的標準和要求一直堅守著，他們太辛苦，太需要援助了。
他們很難，真的很難
跟人民醫院的磨合也非常重要。我們不熟悉他們的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即病歷系統），不熟悉他們的會診流程，也不熟悉他們的工作流程，包括拿藥、照CT、拍X光片、做檢查，等等。所以，人民醫院安排了原來在病房的護士長和一位醫生做一些協調和聯繫工作，尤其是申領物品。磨合一週後，一切就運轉得非常好了。
之前，我們幾支醫療隊的領隊每天要開一次會，因為情況好轉，會議次數逐漸減少，後來就固定在週一、週四晚上各開一次。我現在的微信群特別多，領隊群、戰時醫務處群、專家組群，等等，有情況我們就及時在群裡溝通。
我們這幾支醫療隊來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的工作習慣不一樣，處事風格不一樣，脾氣也不一樣。剛開始開領隊會，有過爭吵，但都是為了工作，後來大家越來越相互理解，越來越和諧了，從中我們也瞭解了人民醫院所面臨的困難。他們很難！真的很難！
體現出ICU水平
目前，至少從我帶的醫療隊所負責的病房來看，情況已經進入正軌，我們治療病人也越來越有心得。雖然這個病很陌生，但我們並非完全束手無策。儘管還有很多未知，但還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
我們團隊中，30個醫生主要來自呼吸科、重症醫學科（即ICU）、感染科。考慮到這個疾病會引起多臟器的問題，我們還有心內科、腎內科、神經內科、消化科等科室的醫生。另外，涉及到可能要插管和急症方面的情況，我們還有麻醉科和急診科醫生。
100個護士中有40個來自我們中山醫院的ICU，還有來自各個病房的一些護士。可以說，我們調動了大量精銳，是一支非常值得信賴的隊伍。100個護士裡還有9個男護士，他們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我們的隊伍非常團結，雖然我們接管的不是ICU，但是要體現出ICU的水平。
目前，物資短缺、尤其是防護用品不夠的情況得到了極大緩解。國家的生產和採購量越來越大，捐贈量也很多，一切開始進入常態，越來越向好發展。上海方面也給予我們持續的支持，中山醫院通過鐵路把物資送到武昌火車站；市衛健委也聯繫貨運卡車，直接把物資連夜送到我們這裡。
應收盡收，應治盡治
這裡的傳染病病房是由普通病房改造的，設施相對簡陋，儀器也不夠，但我們盡最大可能用好現有資源。氧氣量也不足，這裡的管道氧氣無法滿足800張病床的大流量吸氧。我們就用氧氣鋼瓶來彌補，但鋼瓶只能運到樓下，再由我們的護士推進樓。現在情況改善了，至少氧氣的供應量有所好轉，儀器也多了，我們治病所採取的高級手段也越來越多。
根據“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指示，留在社區的一些重症病人需全部收進醫院，其他醫院的重症病人全部轉到我們這幾家重點醫院的重症病房。輕症病人或轉到其他醫院，或轉去方艙醫院。目標只有一個——要讓所有病人得到救治，要集中管理。
我們這裡收治什麼樣的病人不由我們決定，而是由武漢的前線指揮部決定。他們摸查各個社區的情況，收集病人，評估後再確定病人的去處。
重症病人的治療實際上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主要按照國家衛健委診療方案第一版到第七版做初步方案，我們再根據臨床症狀做最終方案。病人經過治療出現好轉，兩次核酸檢驗都是陰性，也沒有臨床症狀了，就可以出院。一開始，病人治癒出院後要通過網絡聯絡員把他們領回家。後來，有些醫院出院病人出現了反覆，所以現在規定：出院的病人不能直接回家，還要到規定地點再隔離觀察兩週，沒有狀況才能回家。也有些病人需要轉到方艙醫院繼續進行治療。
我們根據臨床情況，利用專業知識，盡最大力量搶救患者。任何一例死亡病例的出現，都不是我們想看到的，都會讓我們感到難過。
No Protection，No Action
人員工作排班方面，我們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醫護人員穿著防護服進入隔離區不能超過4個小時，到時間後必須換班。
醫生早晚查房都要穿著防護服，開出醫囑，由護士執行，包括領藥、配藥、用藥，等等，所有的流程都要萬無一失。
人民醫院給每個病房配了4部手機，兩部在裡面，兩部在外面，醫護隨時可以通過手機來聯繫溝通，及時聯繫病人家屬時也會用到。因為病房不讓家屬探視，也沒有陪護，如果一些治療操作需要簽字，就得通過手機聯繫家屬，然後微信截屏確認。
按照要求，醫院每天要做報表，收了多少病人，其中多少重症、危重症，出院多少，有多少人進行機械通氣，或者有多少人插管，等等。插管實際上有利有弊，我們對插管還是非常謹慎的。我們想做的是如何將關口前移，如何防止重症病人發展到危重症，從而避免插管，更要避免啟用ECMO（體外心肺循環系統）。
談到壓力，隊員們肯定有壓力，我也有壓力。我的壓力就是零感染！所以我再三強調，沒有足夠的防護，絕對不準輕舉妄動。用英文表達，就是No Protection No Action。我們的醫護人員穿著防護服，戴著三層口罩、手套，戴著護目鏡，再戴個面屏或面罩，加上鞋套，整個人全部悶在裡面，脈搏都摸不到，任何操作都必須非常小心，真的很不容易。護士們尤其辛苦，第一個星期，我們有三個護士暈倒了，剛從隔離區出來就暈倒了。
“暖心照片三人組”：左起依次為甘俊超、朱疇文、劉凱
這個瞬間，刻骨銘心
“人間值得！”一張掛在中山醫院的“落日餘暉”海報，記錄著87歲王姓老爺爺與上海醫療隊的生死相守。
這張照片是武漢人民醫院東院區陪檢員甘俊超用病房配置的像素很低的手機拍攝的。
我們醫療隊的劉凱醫生在護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來，讓已經住院近一個月的王老欣賞了一次久違的落日⋯⋯餘暉下的兩個身影，病人和醫生，80歲+和20歲+，一個甲子⋯⋯這個瞬間，刻骨銘心。
3月13日，王老可以下床了！剛做完CT檢查後，他再次向中山醫院醫療隊員豎起大拇指：“謝謝醫護人員的精湛醫術和辛勤照護，讓我可以那麼快地好起來。康復後，我想用小提琴為你們拉一首歌，也希望你們能早日平安回家！”
同日，中山醫院將這張照片製成巨幅海報張貼在院內，海報上 “人間值得”“我們一起拼搏”的大字和落日餘暉下的醫生與患者再度讓人淚目，也溫暖了很多人的心。
回想當初我們剛接班時，王老奄奄一息，對所有人不理不睬，拒接家人電話。老爺子沒換洗衣服，家人離得很遠，要跨兩條江，還要開具各種證明才有可能送過來，所以他的生活物資都是醫療隊提供的，連他的內衣都是醫療隊的男隊員捐的。
拍照的甘俊超，是武漢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的一名學生，今年即將畢業。從2月18日開始，他來到人民醫院東院區當志願者，熱情勤快，大家叫他“阿甘”。我和同事在朋友圈發了阿甘拍的這張照片，被有心人看到放到網上，引起很大轟動。有媒體說，這是落日的餘暉，也是希望的光芒。
中國著名的女指揮家鄭小瑛，通過這張照片發現這位老先生竟是自己多年前文工團裡的“小老弟”。她於是連發兩條朋友圈信息，為“小老弟”加油鼓勁兒，期待他康復後用琴聲答謝白衣天使。
當初我們剛接收病房的時候，一些病人病情很重。我們的醫生護士進到隔離區以後，眼前的一切讓他們很難過。一些病人在床上插著管，不能動彈，沒法吃東西，也沒法喝水。即便可以走動的，也就只有三餐供應，別的生活用品很少。衣服怎麼洗？衛生怎麼搞？都是問題。所以，我們進去的第一件事，除了治病，就是打掃衛生，幫每個病人打掃個人衛生。我們還為他們提供內衣、毛巾、肥皂、拖鞋，以及很多吃的東西，例如水、水果、糕點等。我們還幫助病人跟家裡人打電話、視頻通話。歲數大的病人走不動躺在床上，我們跟他們說說話，聊聊天，做一些人文關懷的事情。據我所知，很多援鄂醫療隊都是這樣做的。
常懷敬畏之心
抵達武漢3周後，我應母校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要求，寫給學弟學妹們一段話，其實也不僅僅是寫給他們的，也是寫給所有從醫者，寫給所有人的。
敬畏生命。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到的，對我們這些以醫學、健康、衛生實踐與教育為專業的人來說，更是毋庸置疑。
敬畏專業。無論哪個專業，都是一個人安身立命之本。而醫學專業，是用鮮血寫成的，用生命寫成的。經歷無數次失敗和成功，才找到生命、疾病的規律性和基本特質，才能用這些規律和本質來幫助、指導我們去探究未知的世界，而不至於讓我們束手無策。
敬畏職責。愛德華·特魯多醫生的行醫格言“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影響了一代代人，體現了“醫者對職業、使命和崇高人性境界”的認識和追求。100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職責在保持“幫助、安慰”的同時，是否也要將“治癒”擺到一個更重要的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記住，要用你的專業來履行你的職責。
敬畏規則。敬畏規則、遵守規則，就是你的職業操守，就是你敬畏生命、敬畏專業的表現，也是你履行職責的體現。在醫學上，“循規蹈矩”不是個貶義詞。任何突破、任何創新，都是建立在尊重前人所獲得的知識、制定的規則的基礎上的。只有對規則心存敬畏，才能把握“利（benefit）”與“害（harm）”的關係，才能不恣意妄為。
我們責無旁貸
曾經有媒體採訪我時問：“你有什麼心路歷程？”我說我再也不願意以醫療隊領隊的身份回到武漢來⋯⋯再到武漢的時候，我應該是一個遊客。但作為一名醫生，我覺得救治病人、抗擊疫情的確是我們的職責，我們應該來。其實，我們只不過是換了座城市，換了個醫院，我們依然在做一樣的醫護救治工作。雖然有一定風險，但還是有各種手段可以把這種風險給控制住。這是醫生的職責，我們責無旁貸。
謝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特別是那些好心的人和機構給我們的大量捐贈，我知道這很不容易。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正軌，國家有渠道、有辦法可以維持並改善我們現在的供應。
很多人問我，包括我女兒也問我，什麼時候能回來? 我真的不知道，還要看疫情的發展。即使在輪休的時候，我們也不會回上海，回去還要被隔離14天。所以，這樣的人力資源儲備和消耗都是巨大的，只有就地根據工作量來作調整。希望能讓奮戰在一線的各位同仁們，在這樣一個高度緊張的環境中，儘可能合理地分配時間和精力，合理地休息。
我們的團隊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隊伍，感謝大家，榮譽屬於他們。疫情肯定會過去，我們要堅持下去，和武漢人民一起堅持下去，繼續拼搏。（作者系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1984年-1992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八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學習，獲醫學博士學位。1994年-1996年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學習，獲理學碩士學位。1999年赴美國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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