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冠疫情開始在全球出現擴散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政客開始將矛頭直接指向中國。美英兩國不僅對華抹黑攻擊，更是宣稱要進行索賠。而在眾多反華事件中，往往少不了的一個角色，就是跟在美英後面的澳大利亞。3月31日，澳議員克里斯騰森就提出，中方要“割地賠償”澳疫情損失。所謂“割地”，就是要收回中方租借的北部達爾文港和在澳農業土地的使用權。
無獨有偶，當地時間4月14日，新南威爾士州的沃加沃加市議會經過投票，宣佈“與中國昆明斷絕友好城市關係”，並指責中方應該為新冠疫情擴散負責。那麼，為何一個總人口只有6.4萬的澳大利亞“城市”在此時跳出來扛起反華的大旗呢？
這個人口僅僅只有6.4萬的小城引發了外交波瀾
不可否認的是，中澳兩國的經貿往來發展迅速——2009 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14年，中國和澳大利亞宣佈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在2015年，澳政府甚至直接扛住來自於美國方面的壓力，加入了中國主導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到去年，中國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的“三個第一”夥伴：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對象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夥伴國家。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迅速升溫。
澳大利亞時鐘需要中國夥伴驅動
儘管成績如此，但澳大利亞總有某些政客一貫反華，在同中國開展全方位的合作的同時，也在加大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的力度。
2014年中澳開始建設“戰略伙伴關係”之後，澳大利亞政府宣佈2017年美軍在澳大利亞的駐軍規模將增加至2700人，而在2015年澳大利亞的海軍艦艇和飛機也曾同美國一起出現在南海。2017年後，澳大利亞國內的疑懼心理表現加重，開始出現對中國的無端指責的行為。
澳大利亞也曾參與過美軍在南海的行動
究其原因，澳大利亞這種又想合作，存在疑懼的矛盾表現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首先，中國的崛起速度遠遠超過了澳大利亞的預期。對於澳大利亞來說，自己的綜合國力、軍事實力方面同中國有著巨大的差距，同時中國作為澳大利亞的第一貿易伙伴出現，使得澳大利亞經濟對華依賴程度持續上升，這使得澳大利亞成為了兩國關係之中相對敏感的一方。
中國武器的發展使得部分澳政客陷入恐慌
其次與澳大利亞自我弱化的不自信想象有關。由於孤懸海外大陸島之上，這種天然的地緣優勢讓澳大利亞不必花費鉅額軍費以維護安全整體。然而相對的，在其發現中國迅速崛起之後，又展現出對自身軍力的極不自信。同時，在美國的推波助瀾之下，澳方更加擔心西太局勢和自身海上生命線的安全。
愛好和平的中國，軍隊也必然不是奢戰之輩
第三個點則是澳大利亞疑懼心理的核心，就是這個國家在西方中的地位。在歷史與現實上，澳大利亞雖然被算作西方國家的一員，但明顯排在歐美老牌列強，以至於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之後，只能用新西蘭為伍。而其盎格魯-撒克遜屬性，又決定了必然以美英馬首是瞻，這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澳大利亞政府的對華態度。
這三點導致了，中澳政冷經熱的現實，也給美國的“重返亞太”和“印太戰略”留下了巨大的突破口。對於中國而言，中華文明兼容幷包的優勢是否能在中澳關係中發揮更大作用，才是破題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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