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所稱的自由，現在我們稱之為隱私。然而當我們失去隱私，我們便失去了自由，因為我們不再自由地表達我們的想法。”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第四公民》
2013年，埃德蒙·斯諾登揭露了美國政府的越權監控行為，這是美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即“稜鏡門”事件。美國公民社會的基礎被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相關的“情報”團體蓄意系統性地踐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關於這一主題，已經有很多著作和證據，但勞拉·珀特拉斯導演的紀錄片《第四公民》與眾不同，它表現的是一個正在被實時創造的歷史。
2013年6月，勞拉·珀特拉斯和記者格倫·格林沃德前往香港，秘密會見了斯諾登，從而帶來了有史以來最具爆炸性的新聞事件之一。這部電影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情景和緊張的氣氛。
關於“斯諾登事件”，至少有三個有趣的觀點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 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活動的確切性質：它們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它們是如何侵犯公民隱私的。
- 美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違背了美國憲法的法律基礎，並對公眾就其所作所為撒謊。
- 愛德華·斯諾登冒著生命危險揭露真相的孤獨而英勇的傳奇故事。
大多數報道或作品將涵蓋所有這三個視角，但只關注其中一個。《第四公民》關注的重點是第三點，即愛德華·斯諾登是誰，他在做什麼？從這部電影中，我們看到斯諾登是一個非常有個性且有趣的人。
《第四公民》是一部人人都必須看的電影。它的故事大致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提供了一些關於美國國家安全局活動的背景，以及這部電影是如何製作的。接下來兩部分是影片的主要內容，講述了斯諾登在香港的逃亡活動，包括他與勞拉·珀特拉斯和格倫·格林沃德的會面。最後一部分則討論了該事件帶來的一些更大的影響和大規模政府監控的問題。
美國政府越來越多的監視
當勞拉·珀特拉斯第一次遇到當時不為人知的安全承包商愛德華·斯諾登時，她已經在拍攝一部關於政府監控的紀錄片，包括《誓言》、《伊拉克，我的祖國》。而《第四公民》是該三部曲的第三部分。由於這些早期的電影研究了美國外交政策（以及相關的國內政策）中有爭議的方面，珀特拉斯發現自己每次回到美國都要接受長時間的檢查，這是因為她被列入了一個秘密的政府觀察名單。為了避免這種騷擾，她搬到了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柏林。
2013年初，斯諾登第一次用加密電子郵件與珀特拉斯取得聯繫時，他已經知道她是一位值得信賴的記者。在他早期的一條電子郵件中，他告訴她，他選擇她不是為了她的職業關係，而是她選擇了她為自己設定的職業道路。
電影的第一部分包含了珀特拉斯在會見斯諾登之前就已經準備好的材料。它提供了對美國國家安全局高級特工、最終的告密者威廉·賓尼的報道。賓尼為美國國家安全局開發了主要的監控軟件，但在“911事件”後不久辭職，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軟件被用於非法活動。
我們還看到，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思·亞歷山大和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公然向國會撒謊，否認聯邦政府在監視美國公民。
此外，有報道稱，2006年美國國家安全局竊聽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在舊金山的電話線路一事，引發了一場針對美國政府的曠日持久的公民訴訟。在法庭訴訟中，美國政府律師聲稱，只要他們將自己的所作所為秘密告知國會一些議員，就可以合法地繞開現有法律和整個司法程序。
會見斯諾登
最後於2013年6月3日，斯諾登安排珀特拉斯和格倫·格林沃德在香港的一家酒店秘密會面，以便為他們提供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局非法間諜活動的文件。《衛報》也派調查人員埃文·麥卡斯基爾參加會議，以審查這位不知名的告密者。
現在我們進入電影最有趣的部分。我們通過勞拉·珀特拉斯的眼睛看到了一切，她在酒店房間裡擺弄著相機，而格林沃德和麥卡斯基爾在與斯諾登溝通，瞭解了他要說些什麼。珀特拉斯從不向她的觀眾講授隱私問題；她的電影真實主義風格讓斯諾登和其他關鍵證人為自己說話。這部電影引發的大規模爭論並非來自電影攝影（包括剪輯和音軌），而是來自呈現的真實事件。
斯諾登強調，他不想如一些媒體那樣，把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都公之於眾，因為他掌握的一些信息可能會讓現任政府特工處於危險之中。相反，斯諾登選擇把他擁有的東西交給負責任的記者，讓他們自己決定什麼是適合發表的。我相信，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明智決定。
斯諾登表面上的背景是29歲的高中輟學生，這可能讓人覺得他是個幼稚的夢想家。考慮到他所冒的危及生命的風險，以及環繞在他周圍的極端而無情的壓力，他給我的印象總體上是冷靜、泰然自若的，是一個徹底的專業人士。更重要的是，他的風度和行動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無私地為公眾的利益工作的英雄。
格林沃德在任何時候都顯得睿智、談吐得體、原則性很強。他的銀幕時間幾乎和斯諾登一樣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次要但重要的主角。格林沃德知道斯諾登隨時都有可能被抓，於是立即開始在《衛報》上發表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局違法行為的報道，這在全球新聞媒體上引起了轟動。
在他們在香港酒店房間的談話過程中，討論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一些監控工具和程序，包括“恆星風”、“稜鏡”和“XKeyscore”。XKeyscore是一個搜索系統的前端，它可以收集和搜索與幾乎所有人的電子交互相關的內容和數據。斯諾登還表示，2011年有20個這樣的XKeyscore模塊，其中10個位於美國境內。但他警告稱，考慮到該項目規模的不斷擴大，即使在2013年，這個數字也可能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斯諾登還提到，英國情報機構GCHQ的TEMP·RA項目甚至比NSA的還要糟糕。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監控儀器。
“斯諾登”事件持續發酵
《衛報》、《華盛頓郵報》和其他一些知名新聞媒體每天都在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相關消息，這引發了廣泛的關注。然而，斯諾登在與格林沃德和珀特拉斯的首次溝通中就表示，他不想成為關注的焦點。有新聞價值的故事應該是信息，而不是信使。6月9日，斯諾登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媒體們立即聚集在香港尋找他。
因此斯諾登知道他必須離開，在人權律師喬納森·曼和羅伯特·提博的幫助下，他向聯合國申請並獲得了難民身份。但香港當局可能會被迫默認美國政府的引渡令，這只是一個短期的問題。於是斯諾登向格林沃德和珀特拉斯道別，離開酒店，轉入地下。至此，所有與斯諾登的面對面接觸已經結束。
與此同時，麥卡斯基爾和《衛報》駐倫敦的工作人員正在審閱斯諾登的文件，並對那些不應該公開的內容進行了修改。但他們還是繼續報道了GCHQ備受爭議的TEMP·RA項目。
6月21日，美國政府指控斯諾登犯有三項重罪，其中兩項是根據1917年頒佈的《反間諜法》，該法最初是為戰時罪行制定的，但最近被用來嚇唬告密者。該法案被用來起訴喬納森·波拉德。波拉德向以色列洩露了一些美國機密，而以色列是美國的盟友，而不是美國的敵人。
為了顯示像這樣的愛國主義問題在美國有多麼分裂，就連因揭露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暴行而出名的西摩·赫希，也對波拉德1985年被判30年監禁表示了堅定的讚賞。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和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等自稱自由派的人士呼籲根據《反間諜法》對斯諾登進行全面起訴。
2015年6月23日，據相關報道斯諾登逃離香港。
後來
斯諾登乘飛機抵達莫斯科，但當他的美國護照被取消時，他被困在機場航站樓內。在沒有窗戶、沒有淋浴的莫斯科機場中轉室裡呆了40天后，他終於獲得了俄羅斯一年的政治避難簽證，在那裡，他的女友林賽米爾斯也來到他身邊。
電影的其餘部分展示了一些對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應。2013年9月，歐盟在布魯塞爾開始調查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活動。拉達爾·利維森就是其中一名證人，他創建了Lavabit，這是一種加密的網絡郵件服務，提供安全（不受監視）的電子郵件服務，愛德華·斯諾登曾使用過該服務。當美國聯邦調查局命令他秘密交出他所有掌握的數據，並對此保密時，他覺得他別無選擇，只能關閉他的公司。他在歐盟大會上說：
“因為它的破壞性，侵犯別人的隱私應該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們沒有隱私權，我們如何進行自由開放的討論？如果言論自由不受保護，那又有什麼好處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你不能就你不同意的事情在私下討論。”
在影片的結尾，格林沃德和斯諾登從一個不知名的新消息來源討論了有關另一項政府行動的新的監控爆料。
這部電影關注的是隱私的基本問題，似乎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它對人類的基本生存有多麼重要。
有些人覺得他們不得不屈從於“大數據”的時代，習慣於一個沒有隱私的世界。他們已經放棄了戰鬥。此外，許多關於隱私的嚴肅討論都是在法律和權利的法律層面上進行的，他們問，隱私權有多重要，以及如何將其登記為法律？所以很多人認為整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技術上的法律問題。誠然，隱私權或多或少在美國憲法的第四修正案得到強調，但一些法律學者甚至承認並辯稱，不存在一種完全可以理解和連貫的隱私權。但是，隱私的真實而重要的本質在於人類存在的一個比法律層面更基本的層面。它涉及到人類自身的本質。正如學術哲學家邁克爾·林奇不止一次指出的：“擁有隱私的能力是獨立人格的必要條件。”
因此，不管信息隱私的概念是不是現代的產物。就像人權的概念一樣，它的價值根源在於自治和人格本身的交集。隱私對於人類自我的實現至關重要。
考慮到，在我們與世界的交往過程中，我們需要向外就具體情況發出無數個信息。因此信息被“管控”有時候是無法避免的。但監視改變了我們信息的敘述背景。因為如果我們受到嚴密監視，我們所做的每件事的詳細信息都被提供給他人，那麼我們就會不情願地陷入非我們自己製造的、或我們無法施加影響的環境之中。我們成了別人的棋子，而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棋子。
這是對人格的生存威脅，也意味著自由社會的解體。閱讀更多 影評最TO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