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個藏富於民、全民娛樂的朝代，要說宋朝最大的魅力在哪兒，那無疑是民間娛樂文化的興起和繁盛了。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隨之而來的便是市民文化的勃興和日漸繁榮。每逢節日慶典，鬧市街頭，各種文化團體、奇能藝人便粉墨登場，爭奇鬥豔。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
一種專門教弄蟲蟻的伎藝便產生了。蟲蟻，是飛禽走獸、昆蟲鱗介的總稱，教弄蟲蟻，其實就是我們今人所認識的馴養動物，馴養的最終目的是讓它們發揮自身的性能，領會人的意願，聽從人的指令，或表演娛眾，或服務人類，或成為人們的知音好友。
教弄蟲蟻表演
在宋代城市中，教弄蟲蟻的首要功能是娛情寓樂。
《東京夢華錄》載：“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遊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
花樣繁多的奇能異術和百戲表演，使世俗大眾充分參與到文化娛樂的生產和消費中來，打破了長期以來權貴和精英階層對文藝的壟斷。當教弄蟲蟻成為一種專門的伎藝進行表演時，人們在觀看蟲蟻表演的過程中，滿足了他們作為觀眾求新、獵奇的心理，從而帶去了良好的休閒娛樂效果。 像上述文段中寫到的“猴呈百戲，魚跳刀門”表演並不只在元宵佳節中出現，在其他的大典小節裡依然可觀賞到各種弄蟲蟻活動的精彩，什麼熊翻筋斗，驢舞柘枝，烏龜踢弄，金翅覆射，鬥葉猢孫，老鴉下棋等，各種新奇稀巧的節目層出不窮。這是一種新的大眾娛樂的興起，同時也表明通俗的文化娛樂活動成為了大眾的取向。
要說最隆重的蟲蟻表演節目，莫過於每逢大禮之年進行的“預教車象”表演。早在北宋景德年間，交州黎桓就獻來了能朝拜、能山呼的馴象，這些馴象平時養在玉津園中，到了皇家祭天慶典時便被馴象員驅使到宣德樓前進行表演：成群的大象整齊排成一排，面北而拜、唱喏。所謂“唱喏”，即是雙手作揖，口唸頌辭之禮。也就是說，大象要像人那樣俯首躬身，並用鼻子發出表示參拜的響亮聲音來，這樣的動作沒有經過馴象員的精心調教是無法達到的。
馴象表演是朝廷不輕易舉辦的大盛事，絕大多數人平時根本沒機會看到，因此每逢此時，御街上便擠滿了人，掀起一股觀象熱潮。就像孟元老寫的，“諸戚里、宗室、貴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觀看，贈之銀彩，無虛日。御街遊人嬉集，觀者如織”。
汴京宣德樓前演象圖
官方組織的馴象表演活動，對教弄蟲蟻來說可謂是一種極好的宣傳手段，這也導致了全民教弄蟲蟻熱潮的形成。
全民弄蟲蟻熱潮
說到全民弄蟲蟻，不得不說的就是飼養鬥雞、調教蟋蟀了。
《楊公筆錄》中有“世人以鬥雞為雄”的說法，由此可知，宋代城市中的鬥雞活動是深受民間歡迎的娛樂方式。南宋地理學家周去非甚至還寫了一篇文章《鬥雞》，專門講述養雞的經驗以及鬥雞的方法。
客觀來說，鬥雞是殘酷的，正如詩人梅堯臣《晚泊觀鬥雞》一詩中所寫“勇頸毛逆張，怒自眥裂盰。血流何所爭，死鬥欲充玩”，這種驚心動魄的場面不免讓人揪心。但欣賞鬥雞無疑能使觀者神經得到刺激，給人帶來快感，因而這也是娛樂的另一種形式。
至於調教蟋蟀，宋人在這其中似乎更有無限樂趣。特別是在南宋臨安城裡，養蟋蟀、鬥蟋蟀風氣之盛可以說是前所未有。每當入秋，蟋蟀出沒之際，臨安街頭火熱的鬥蟋蟀節目便開始了。街上的蟋蟀市場，除了出售蟋蟀以外，還有各式蟋蟀用具等著各位蟋蟀玩家挑選，光是蟋蟀籠子就有銀絲籠、樓臺籠、黑退光籠、金漆籠、板籠、竹籠等多種樣式。
調教蟋蟀這種世俗娛樂活動，不僅受普通民眾的喜愛，也受到統治階層的青睞。南宋太師平章賈似道就是一個著名的蟋蟀迷，他編寫了我國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促織經》，使宋代城市調教蟋蟀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拋開賈似道為政的功與過，單就他對玩蟋蟀的研究來說，其成就和影響是不可抹殺的。
教弄蟲蟻的另類功能
教弄蟲蟻作為一種休閒娛樂活動，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慰藉，為人們增添許多生活樂趣，但除此之外，教弄蟲蟻還有一個作用是為了充分發揮它們的屬性。
據《夢溪筆談》記載，北宋初年間，有個名叫林逋的人隱居在杭州西湖邊的孤山上。此人有兩個特別的愛好，一個是種梅，另一個是養鶴。他曾馴養過兩隻仙鶴，這兩隻仙鶴在他的調教下變得非常通人性。林逋經常在西湖泛舟遊耍，每當有客人到山莊拜訪時，家中童子便出來相迎，同時打開籠子，放出仙鶴，讓它們去尋喚林逋。仙鶴看見林逋便在他的上空盤旋，而每每此時林逋就會划著小船回家見客，十分靈驗。
又如馴鴿通訊報信。隨著教弄蟲蟻的廣泛開展，教養鴿子在宋代城市中也漸成風氣，經常有商人把鴿子帶至數千裡外的地方，而後用它們寄書信回家。但事實上，宋代馴鴿已不僅限於為商人通訊報信，被馴化的鴿子還可用於城市軍隊的聯絡中。
《齊東野語》記載，南宋紹興年間，魏公張浚曾去名將曲端的部隊視察。可當他來到軍中時卻不見一兵一卒，於是便叫曲端點兵。曲端手下有五支軍隊，張浚點了其中一支後，只見曲端打開一個籠子，籠子裡飛出一隻鴿子，不一會兒，被抽點的軍隊便隨著那隻鴿子趕來。張浚大為驚訝，想要五支軍隊全部出動，曲端便將五隻鴿子全部放出，頃刻間，全部軍隊都隨著鴿子前來，動作迅速，整齊劃一。
曲端之所以能夠運用馴鴿來調動軍隊行動，無非也是發揮了鴿子通訊報信的功能。
從節日慶典的“猴呈百戲，魚跳刀門”到街頭鬧市的鬥雞、玩蟋蟀，再到商人、軍隊的馴鴿通訊，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我們看到教弄蟲蟻已成為宋代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這種全民性弄蟲蟻熱潮的形成，正印證了宋代市民階層日益增長的文化娛樂消費需求。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西湖老人《繁盛錄》
沈括《夢溪筆談》
周密《齊東野語》
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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