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玩了！全球化休克和中國3年窗口期…

美國不玩了！全球化休克和中國3年窗口期…

原創 示範區研究小組 世範區 2020-04-15

晨霧 / 轉帖

全文共7844字，閱讀約需20分鐘

一場全球化的盛宴，被一隻黑天鵝攪局，各國還在驅趕黑天鵝，卻來不及收拾滿地的狼藉。

這隻黑天鵝就是新冠病毒（COVID-19）。二百萬人被它感染，上萬人因它死亡，我們不知道它來自哪裡，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但人類正在與它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這場由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全球疫情，讓全球化的弊端暴露無遺，對人類生產生活的影響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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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在同一天，美日傳來的消息讓國人夜不能寐。4月9日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提出一項讓美國企業撤出中國、迴流美國的建議，他說要為這些從中國遷回美國的企業給予100%直接報銷，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基建、裝修等所有費用；緊接著《福布斯》（Forbes）發文稱，日本政府宣佈要支付22億美元支持日資企業遷出中國，其中20億美元直接貸款用來支持企業回到日本，約2億美元直接貸款支持企業遷去東南亞。

對此消息，各方解讀認為逆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甚至有人認為“這一輪全球化已經終結”（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教授文貫中）。至於其政治經濟影響則更為久遠。基辛格說，“新型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將永遠不一樣”，給政治和經濟帶來的動盪可能會持續數代人。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說，“新冠前後”將是歷史新的紀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最新一期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認為，“新冠疫情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它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

如果歷史有座標，這個新紀元的座標將會插在二戰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發與持續，正是全球化的一種後果，因此，對過去幾十年突飛猛進的全球化，人們開始反思和批判，反全球化、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各種思潮在世界各地抬頭，對原本脆弱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自90年代以來，傳統左翼一直是反全球化的主力，核心訴求是要用民族國家的力量來節制資本，反對全球化導致的懸殊差異和文化變異。左翼反全球化力量雖然一直為非政府組織和團體主導，處於世界經濟邊緣地位，但是對全球化的弊端起到約束作用，推動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然而，2007年次貸危機卻為反全球化添加了更為強大的動力——作為全球化“燈塔”的歐美精英開始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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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次貸危機反映全球化失衡

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市場動盪引發金融危機，在當年 8 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並最終在 2008 年 9 月演變成一場全球金融風暴。次貸危機表面上是信貸市場信用制度的內在脆弱性導致，但實質上根源於全球化下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失衡。

二戰前後世界各國不同程度上實施凱恩斯主義來複蘇經濟，在二戰後 “消費主義”更以一種經濟理性和生活方式大行於世，成為第三波全球化的動力。這一波全球化是通過消費主義文化的擴散，來引導金融資本的擴張，實現資本全球化。

資本所到之處，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因技術水平差異和經濟結構差異形成“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全球合作體系。20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久便取代日本成為亞洲區域生產中心，全球供應鏈也從美、德、日三大中心，轉向了中、美、德。

在這個合作體系中，歐美處於價值鏈的上游，中國等新興市場處於下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是出口導向型，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是過度消費型。在歐洲內部，以 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為代表的南歐國家是超前消費型，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歐國家是勤勞工作型。

簡單理解，就是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固定資產投資過多過快，產能過剩的狀況一直比較突出，而美歐則通過提前消費，來消化中國的產能。但過早地透支消費力，會壓制未來的生產力和消費力。就像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膨脹，樓價高企，居民揹負龐大的抵押貸款，日常消費自然受到抑制，擴大內需也就無從談起。

更重要的是，提前消費必須依靠金融系統，這樣過量的提前消費累積的風險必然在金融系統形成危機。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的美國，為刺激經濟，不是一般的提前消費，而是以極低的利率、零首付支持年輕人買房，這樣形成的次級貸款規模可想而知。次貸通過金融系統的傳導、放大，從房地產市場到信貸市場，都是一片“非理性繁榮”，最終在2008年引爆泡沫。

金融業已經成為美國經濟核心和引擎。據測算，1980年美國的金融資產總量為15.46萬億美元，約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資產總量達到220.86萬億美元，與GDP之比擴大到11.89。1980年以來美國金融資產的年均增長率為7.2%，而GDP年均增速為2.6%，前者是後者的近三倍。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美國金融資產年均增速由當年的負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可見美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的狀況沒有實質性改變。

總之，全球化體系中面臨的種種失衡，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來，傳導至世界各地形成局部危機，雖然各國通過量化寬鬆緩解了危機，但根本問題仍未解決，開始引發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粹主義，尤其是在英美這些主導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其右翼力量也對全球化表示不滿，尤其是4年前英國“脫歐”與特朗普上臺，一般稱之為“逆全球化”。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了“脫歐”公投。到歐洲新冠病毒爆發的前夕，2020年1月31日英國向47年的盟友說再見，正式脫離歐盟。一般認為，英國“脫歐”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移民危機的反彈，是全球化過程中新的反全球化態勢。

英國“脫歐”公投後不久，2016年11月8日，政治素人、億萬富翁唐納德·J.特朗普 “出人意料”地擊敗被各種主流民調看好的前國務卿希拉里，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無論是在競選活動中，還是在當選後實際施政中，特朗普不僅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還多次公開聲明反對“全球化”和“全球主義（globalism）”，在貿易上推行了本土主義（nativism）政策，還針對部分國家顯著提高了進口產品的關稅，可能進一步造成各國爭相提高關稅的連鎖反應。

本來是經濟全球化的策源地和主導力量，但卻發起逆全球化潮流，這個時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2

英美反全球化？

英美右翼“逆全球化”表面上是民粹主義，但實質是“馬爾薩斯陷阱”的逆反版。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指出，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就被人稱為“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陷阱”反映了農業時代人口增長與資源限制的失衡問題，如果沒有生產效率的突破性提高，就躲不過馬爾薩斯的詛咒。

現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問題是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不足和消費需求下降，因而放寬了移民入境限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年輕勞動力。但是這些移民對社會造成強烈衝擊，引發強烈反彈，從而造成移民危機。歐盟在這個問題騎虎難下，英國脫歐後，波蘭也因為抵制歐盟移民政策要跟歐盟說“拜拜”。

由於全球化已經深入各國政治、經濟各個層面，產業的全球化分工在日益深化，全球供應鏈將各國利益深度綁在一起，“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說說容易，但要真正實施起來還是有著相當的難度。更何況，英美兩國有著悠久而濃厚的自由主義傳統。

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的底色就是實用主義，在“脫歐”公投後即開始以“全球化英國”為綱領開展經貿活動；特朗普主義的意識形態底色是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他的“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希望以新的規則促進各國向競爭性國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英美兩國現在的“逆全球化”，實質上是要建立另一套全球化，故不同於傳統左翼的“反全球化”。因此，英美的策略還是希望在現有全球化體系中來催生他們的版本，以免過於激進的操作損害脆弱的經濟。典型就是這兩年中美之間爆發的貿易戰，打打談談，誰都不敢推翻桌子真幹起來。

然而，沒想到一隻黑天鵝兀然闖入，掀翻了桌子。這場全球流行的新冠大疫情，無論是對於左翼的反全球化，還是右翼的“替代版全球化”，都提供了理據和實際操作的機會。新冠疫情下各國斷航封城，供應鏈阻斷，各國經濟遭受重創，這雖然不是各國想要的，但確是全面省思全球化的契機。

在此之前，美國就不想玩了，特朗普就退出了好幾個國際組織，而這場疫情毫無疑問加深了他們此前的擔憂，更加確認了他們此前的判斷。二戰以來這波全球化的策源地與主導方——美國——不想玩了，而歐盟，在移民危機和英國脫歐的打擊下已力不從心，現在則意興闌珊。

3

全球經濟離不開中國？

這次疫情暴露出的全球化弊端，讓世界看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的失敗，也驗證了長久以來對供應鏈節點安全性的擔憂。經濟全球化基於供應鏈一體化和快速反應運作來實現，供應鏈上的關鍵節點（Hub）出問題，世界將會怎樣？

根據麥肯錫研究，2010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在相對下降，而世界世界從貿易、經濟和技術三個層面對中國的依存度越來越深。這個趨勢在中國一些人看來，會更自信、更有底氣地認為全球經濟離不了中國，仍將是全球經濟復甦增長的主要引擎。但在歐美看來，對某個節點依存度越高，就意味著供應鏈風險越大，更何況雙方價值觀處於兩個平行世界。

時間不早不晚，疫情在全球爆發了，各國需求雪崩式下降，發往中國的訂單突然取消。過去高度依賴、密切協作的全球供應鏈網絡，正在遭受全面的衝擊。供應鏈被阻斷，全球化被“隔離”。這場疫情毫無疑問加深了歐美資本此前的擔憂。

“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也容易引起歐美的警惕和反彈，英國《經濟學人》在“隔離之下的全球化”就指出這點，認為這是新冠病毒帶給世界的嚴厲教訓，即使病毒疫情很快過去，世界對中國依賴的警惕仍會加重。

不過，也有不少分析認為，全球分工的加深，尤其是中國供應鏈的完整和高效，已讓世界離不開中國。最近在金融投資界流傳的摩根士丹利觀點便是典型：

當前擔心疫情引發產業鏈搬遷之聲不絕於耳。我們的觀察角度不大一樣，我們跟產業鏈上的實際決策者—跨國企業們交流較多，發現這次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產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無人願投。經此一疫，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才能恢復原有的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不乏薄弱環節、易被疫情、匯率、債務三殺成多米諾骨牌，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新資本開支。我們的調研發現，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其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這些意向當前紛紛被延期。

二，以TMT產業鏈（編注：指電信、媒體和科技及其融合在一起的產業）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在復工時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的製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後僅僅兩個月內，疫情受控，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不論是紅黃綠碼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於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後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

至於疫情之後的世界（所謂AC）如何，大家當前都是揣測，但有一點在跨國企業調研結果中較為明顯：疫情促使下一階段的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即雲服務、IoT、遠程等。中國恰巧正在5G、數據中心、IoT等數字基建上加速，未來的商業基礎設施或許優勢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我們認為，大摩的觀點很有道理，但並不是樂觀的理由，原因在於：

對於第一點，目前因為還處在疫情期，不確定性很大，對企業決策的確有一定難度。以現在藥物研究及檢測技術的進展（疫苗研究的不確定性很大，暫且不論），歐美在明年應可讓疫情穩定下來；疫情過後，歐美各國對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重新評估，政策及發展方向上開始明確，回遷戰略性產業、為本國創造就業機會，將是主要原則。那時候歐美企業決策空間雖然有限但會很明確。如果美日政府落實對回遷、搬遷企業的補助政策，更會強化這一態勢。

對於第二點，中國供應鏈的完整和高效，的確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以前還有成本優勢，但前幾年就已經沒有了），現階段也是外資還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但是，長遠來看，中國供應鏈的這種效率是不穩定和不安全的，對於歐美企業來說，不確定性非常大。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供應鏈，是在市場機制下自下而上演化形成的，在微觀上由眾多民營中小企業在供求關係下形成生態，但是目前民營企業成長環境堪憂。“市場演化中最有活力的行為主體，是中小民營企業；如果抑制了中小民營企業的活力，會在實質意義上抑制掉中國經濟的活力。”（施展）

其次，市場之外的不確定性因素也是現在外資的重點考慮，現在這次疫情基本確認了他們此前對產業鏈上節點安全的擔憂，再加上現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什麼東西都上綱上線，從早幾年的反日、反韓、到去年抵制NBA、最近抵制泰國，誰也不知道下一波抵制的是哪個外資。

再者，在全球產業鏈上中國處於中低端，優勢並不突出，而且沒有什麼核心競爭力。比如，因為新冠疫情全球對呼吸機的需求大增，但是有創呼吸機的核心零部件包括渦輪風機、壓力傳感器、電磁閥等，主要的供應商來自於美國、瑞士、德國等地。對於歐美各國來說，無論是在歐美日還是利用新興市場，重組產業鏈都不是什麼難事。當然，這需要一定時間。

從韓國三星把產業鏈轉移到越南的例子來看，大概在3年左右。2017年初因為薩德反導系統國內開始反韓、抵制韓貨，樂天等韓資企業逐步撤離，三星也開始大幅增資越南，到2019年底三星的一級供應商在越南投資生產達到42家，這意味著三星的一級供應商幾乎都開始入駐越南。

事實上，全球產業鏈從2012年已經開始第五次產業轉移，從中國逐步向印度、東南亞等國轉移。不過，2017年前外資撤離中國，還是基於成本考慮，因此很少有產業鏈整體外遷的情況，但是2017年以來則是基於安全考慮不斷撤離，而且是產業鏈整體轉移。

因為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安全性要高於效率，而外資對中國供應鏈的信任已經下降到最低點。尤其是疫情期間，廣東某額溫槍廠家的老闆，公然聲稱要在出口的額溫槍上動手腳，放倒更多的美國人。這種荒謬言論在網上並非個例，可以設身處地想見歐美如何看待中國出口產品。

4

全球化潮起潮落與中國的應對

基於以上的分析，對於目前的形勢，我們有如下結論：

第一， 全球化退潮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新冠疫情只不過把它攤在臺面上的黑天鵝。即使病毒疫情很快過去，也回不到從前了。

第二，全球化有狂歡的盛宴，也有經濟蕭條的低谷，但不會終結。資本始終需要尋找最佳投資回報，而全球化通過比較優勢、規模報酬遞增是資本最能有效獲取最大利潤的方式，因此，從歷史數據（全球出口佔GDP比重）來看，全球化總是一波一波的發展。

▲全球化波峰與低谷

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是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以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主導的大航海時代，以殖民掠奪為特徵，中國在其後期加入，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生產國家及白銀儲備最多國家。這一波全球化後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低谷，主要是歐洲30年戰爭及爭奪殖民地的戰爭。

第二波全球化則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英國為主導，中國在其初期被動捲入。其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損失幾千萬人的代價，來解決其遺留問題。

第三波全球化從二戰後開始，由美國主導延續至今，中國40年前加入，逐步深入直到成為“世界工廠”。

第三，每波全球化都會有發展失衡的問題，但最終要靠新的全球化範式來解決。從現實來看，無論是對付新冠病毒這隻“黑天鵝”，還是收拾一地狼藉的經濟、民生，各國還是需要彼此諒解、相互信任，從紛爭中尋找共識，來達成新的全球化範式。

40年前，中國切換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範式，歐美國家如何信任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與中國打交道做生意？當時中國對內啟動了關於外商投資的立法，在法律上確立外資的地位；對外，是通過以英美法系的香港作為信用背書，也就是信任的橋樑，如果投資有了糾紛，可以去香港仲裁。所以直到近年，還有差不多70%的外資要通過香港進入大陸。

從控制疫情到疫後恢復的時間來看，我們要恢復外資信心，穩定既有外資和產業鏈，只剩下約3年的窗口期。這3年的窗口期，是因為疫情放慢了中美貿易戰以來產業鏈外遷趨勢，也是外資最後判斷、觀望的時間。否則，產業鏈一旦轉移轉移出去，要重建就基本不可能了，中國失去的不僅僅是就業機會，而是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機會。

▲世貿組織官網圖表：綠線為樂觀情況，紅線為悲觀情況

雖說還有3年的窗口期，但是現在就要行動起來。對於外資來說，現在需要的不是特殊政策與優惠，而是能給予戰略信任——可信賴的穩定的長期預期，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才能增強外資對中國的信任。就全球貿易來說，應儘可能維持WTO的權威和多邊機制，認真履行貿易協議。就內部來說，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外深入進行其他領域的改革，加強法治建設，打消外資和民營企業的疑慮，以內部改革的空間，換取全球化退潮的時間與空間。

同時也要為全球經濟衰退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4月8日舉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著重指出了“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指標，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這個“底線思維”，不僅是中央對全國上下發出的口號，從企業到個人來說，都要認真思考並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END—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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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麥肯錫中國報告：“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正在悄然變化”（2019）

[3]金心異：《ICT產業鏈孔雀東南飛》（2019）

[4]陳志武：《美國經濟會被新冠疫情擊垮麼？》（2020.4）

[5]招商證券《真正的問題：產業鏈轉移與國際競爭——2019年下半年宏觀經濟展望（四）》

[6]西南證券《回望近百年前貿易戰的啟示》（2019）

[7]s基肖·賈萬德 ( Kishore Gawande)、伯納德·胡克曼 ( Bernard Hoekman) 、崔悅( Yue Cui)：“全球供應鏈和貿易政策對2008 年危機的反應”，《世界銀行經濟評論》2015 NO.1

[8]鄭宇：“開放還是保護———國家如何應對經濟危機”，《國際政治經濟學》（2018.12）

[9]文貫中、馬國川：《世界呼籲“良性全球化”》

[10]施展：《什麼情況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會不保？》

[11]雍婷婷：《淺論英國曆史上兩次重大貿易政策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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