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華夏多難，粵海炮響，門戶洞開，西方文化也隨著堅船利炮、洋貨商品輸入中國。部分開明人士蒿目時艱，逐漸認識到西方科技優越性所在。不過朝野上下，內恬安苟且，外懵懂無知，仍舊沉睡於“天朝上國”迷夢之中，錯過了許多寶貴時光。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一把火將萬園之園——圓明園燒掉，成為國人心頭永久之痛。基於如此慘重的打擊，清政府痛定思痛，開始謀求“自強求富”，開展洋務運動。借洋務運動之東風，西學不斷湧入，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摩擦衝突也日益明顯，最終演化升級為1867年的“同文館之爭”。
風雲緣起
重溫“同文館之爭”，當從同文館的創辦談起。同文館之開設實乃時勢使然。在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中，明文規定：“嗣後英國文件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此要求無疑加大了清政府開展外交活動的難度。
伴隨洋務運動之步步深入，興辦新式企業的地方督撫們逐漸意識到單純培養外國語言文字人才，遠遠不能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應將培養範圍擴及西方天文算學、火器輪船製造之術方面。閩浙總督左宗棠上折要求開辦求是堂藝局，延攬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專門培養造船駕駛人才。
而甫任江蘇巡撫不久的李鴻章更是不滿於中央推行新政舉措的過於遲緩，數次上書總理衙門，催促其早下決斷。然而，李“每於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從者”。掣肘良多，致使當權者顧慮重重，畏葸不前。李鴻章不禁嘆道：“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沉胥耶？”
其實，總理衙門並非毫無舉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諭令精於數學算術的南海鄒伯奇、海寧李善蘭赴京師同文館報到，以資差委。這無疑傳達了一種訊息：京師同文館開始搜求算學人才，以籌備添設天文算學館之用。至此，同文館課程變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高潮迭生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上折正式請求在京師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再次上書，進一步充分陳述添設天文算學館的理由，並煞費苦心地預計了社會上可能出現的三種反對意見，逐一加以辯駁。第一，或許有人認為“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奕指出，中國宜謀求自強，至今日已是十分亟迫。
近年來，像李鴻章、左宗棠這樣的疆臣，深明“制洋器”之理，堅持“採西學”之道，在各自轄區挑選穎悟子弟，延聘洋人教習，傳授外語、天文、算法、畫法，初見成效。由此可見，追求西學乃是眾人之共識，“固非臣等數之人私見”。何況購西人之火器、輪船，與學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為權宜之策，一為久遠之謀，“孰得孰失，不待辯而明矣”。
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奕笑其孤陋寡聞，自作臆說。考鏡源流，奕舉例道：“西術之借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西方國家稱之為“東來法”。只是因為洋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故能推陳出新，駕於中國之上。但無論如何，“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學科亦莫不如此。“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如今添設天文算學館正是欲使中土之學術重新煥發活力而已。
第三，更有甚者，認為“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恥”。奕認為此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環顧西洋各國，數十年來，孜孜不倦於製作技藝之講求，而近鄰日本也遣人赴英學其文字，究其象數，不出幾年亦必有成。他國皆在走向富強，難道中國仍要“狃於固循積習，不思振作”嗎？知恥不應自閉，而當後勇。況且，添設天文算學館之目的在於使儒者明制器之理，並非從事低賤技藝之活，不必生疑。
有鑑於此，奕等人建議將投考範圍進一步擴大到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及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齡限制在30歲以內。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又奏請以“老成持重，品學兼優，足為士林矜式”的徐繼畲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以專稽查而資表率”，以期打消報考者“專以洋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的顧慮。以上三折皆順利得到諭旨批准，添設天文算學館之議似乎一帆風順，未遇太多阻滯。
綜覽總理衙門三月內呈遞的三折，體現出以奕為首的洋務派對西學認識的深化，已從早期的技術層面，上升至學理層面。選拔正途出身官員學習天文算學，可見其對西學之重視；對可能出現的反對聲音的一一批駁，可見其對未來困難前景認識之清醒；推薦徐繼畲為總管大臣，可見其防止物議沸騰之苦心。
奕等人可謂是醞釀已久，頗費腦筋，實非短期行為，匆忙上陣。其勇於開拓西學之氣魄，令人欽佩。但若細細分析諸篇奏摺內容，仍有不少可議之處，供反對者作為把柄，加以指摘。總之，從奕等人將奏摺呈閱同治皇帝那一刻起，保守勢力已開始摩拳擦掌，以備抵制。一場規模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化論爭已不可避免，這是註定要發生的事情。
是年正月二十九日（3月5日），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發難，上書抵制，揭開了“同文館之爭”的序幕。張盛藻極力反對選拔正途人士學習天文算學。他認為科甲正途者，實是國家棟梁，豈能徒習機巧末業？張論僅揪住“專取正途人士”一點，見識有限，且人微言輕，很快便被朝廷斷然否決，“著毋庸議”。
一個小小御史的奏議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駁回，但天下士林之物議卻甚囂塵上，無法平息。三月之京師，已是謠傳遍地，好事者有對聯雲：“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師。”官員們也是人心浮動，反應激烈。流言如雲，京城已被遮蔽得陰霾密佈，暴風雨不日將至。
二月十五日（3月20日），保守勢力主將大學士倭仁披掛上陣，上折表示反對添設天文算學館。他登場亮相，不啻是保守勢力對奕等洋務官僚發起的總攻，論爭也自此進入高潮。
倭仁開篇直奔主題，擺出了自己的立論基調：“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可謂陳義甚高，持論甚正。然後他又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首先，倭仁認為諸如天文、算學不必師事夷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苦為求一藝之末，奉夷人為師？即使得其精巧，也不過成就幾個術數之士而已，無補於國家大計，卻破壞了“夷夏大防”，豈不是得不償失？
其次，夷人是我國宿敵，斷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庚申之役，“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燬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種血海深仇，我朝二百年來之未有。近日卻要擇中國之聰明俊秀，變而從夷，這不正墜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嗎？長此以往，“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倭仁立論緊扣“夷夏大防”之傳統信條，以此展開攻勢，切中了洋務派的要害。
以倭仁的地位與學養，其言其論足以聳動輿論，朝廷對之極為重視。在奏摺呈上的當日，兩宮太后即召見倭仁。同時，將倭仁奏疏交由總理衙門處理。三月初二日（4月6日），奕上奏了長長一折，重申添設天文算學館之緣由與苦衷。針對倭仁的洶洶攻勢，弈訢諸人避實就虛，繞開其奏摺中關於“師事夷人”的追問，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體國之心。
奕指出：添設天文算學館實乃不得已之舉。庚申之變正是由於士大夫們空言誤國所致，如今若想自強，必須“制洋器”、“採西學”。況且同文館課程革新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此外，奕還指明瞭倭仁奏疏言論的危害所在：“不特學者從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實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將為之心灰而氣沮。”弈訢深悉自身不足，不在“夷夏之辯”上徒費口舌，而是四兩撥千斤，避其鋒芒，轉移話題，體現其高明之處。相對於倭仁的高談闊論，漫言無際，奕在辯術上無疑勝人一籌。雙方的第一回合交鋒遂告一段落。
未等總理衙門奏摺的墨跡變幹，倭仁就於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急匆匆再上一折，雙方的第二回合之較量由此開端。篇首，倭仁繼續抓住奕等人不願回答也無法回答的“夷夏大防”問題做文章。朝廷“欲求制勝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謀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這是不辯自明之事。而如今“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送羊入虎口，“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心報國乎？”
繼之，倭仁又對奕折中指責自己的言論會阻礙同文館招生一事進行辯解。倭認為奕此言實在過激。在篇末，倭仁拋出其最後通牒：“總之，夷人教習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機器必能巧制，中國讀書之人必不為該夷所用，該夷醜類必為中國所殲，則上可紆宵旰之憂勞，下可伸臣民之義憤，豈不甚善。如或不然，則未收實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為愈耳。”
倭仁擲給奕等人的是兩難選擇，應也不是，否也不能，其欲將同文館之議置於死地的意圖顯露無遺。
面對倭仁的又一波攻勢，奕等人的確感到些許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陣腳未亂，主持地方洋務的督撫們也紛紛致函總理衙門，加以聲援，希望“朝廷堅持定見，不為浮言，則事可有成”。經過一番商討，奕等人於三月十九日（4月23日）呈上一折一片，以示回應。針對倭仁關於添設天文算學館有無完全成功之把握的質問，奕等人承認：“臣等只就事所當辦，力所能辦者，盡心以辦，至成敗利鈍，漢臣如諸葛亮尚難逆睹，何況臣等？
是此舉之把握，本難預期。”明顯底氣不足。然而，奕等人話鋒陡然一轉，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綻，吹響了反攻的號角。奕進一步發問：既然倭相折中認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學之才，那麼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選。
所以還懇請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數員，各即請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督飭，以觀厥成。若能如此辦理，更屬兩得之道，裨益匪淺，彼時臣衙門原請奏辦之件，即行次第裁撤”。此建議立即得到諭旨允准。雙方的爭論達至最高潮。於是，奕成功地置死地而後生，轉守為攻，將壓力一併推到倭仁身上，之前的窘迫與尷尬大為減輕，其辯術頗有值得玩味之處。
此時的倭仁已呈騎虎難下之勢。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倭仁無奈地奏稱“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這也預示著經過兩回合的鏖戰，倭仁已無計可施，敗下陣來。此刻，兩宮太后（當然以西太后慈禧為主）的立場也漸趨明朗，站在了奕等人一邊。
在倭仁上折當天，朝廷仍命他“隨時留心，一俟諮訪得人，即行保奏，設館教習，以收實效”。更讓倭仁難堪的是，清廷還諭令其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在保守勢力看來，“以宰相帝師之尊，兼藩署奔走之役”，是“因之以必不能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簡直是奇恥大辱。倭仁自然無法接受，一再請辭，但都不得允准。
既然兩宮的態度已經明確，倭仁的厄運也隨之降臨。先是朝廷一再對其為難，奕等人也有些得意忘形，繼而落井下石。根據《翁同龢日記》，三月二十四日（4月28日），倭仁上朝請辭，與奕口生齷齪，“幾至拂衣而起”。同朝為官，奕如此意氣用事，步步緊逼，實在有失風度。
倭仁又羞又惱，已漸漸支撐不住，二十九日（5月3日），倭仁站班後上馬暈眩，墜馬受傷。於是他以生疾為由堅持不去總理衙門上班，朝廷也無可奈何，遂於五月十二日（6月13日），賞假一月，令其安心調理。六月十二日（7月13日），朝廷又“準其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終於得以從論爭漩渦中徹底解脫出來。
餘波未已
倭仁的退場並不代表論爭的結束，恰恰相反，倭的狼狽遭遇卻激起了保守人士的一致同情，不少人紛紛上書表示聲援與支持，真可謂高潮雖過，餘波未已。
三月十七日（5月1日），通政使司通政使於凌辰奏稱：朝野上下圍繞添設天文算學館一事的議論已呈水火不容之勢，“今天文算學館甫設而爭端即啟，爭端啟則朋黨必成。夫天文算學本屬技藝之末，其果能得力與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別開分門，開國家未有之風氣，所關實非淺鮮”。
四月十三日（5月16日），成都將軍崇實上折再度質疑“專取正途人員”一條，認為“惟議專取翰林院並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京外各官及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員，俾充進選，仍試策論等項，以定去留，似與事理未協”。五月十六日（6月17日），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更是以天時亢旱日久，請飭廷臣直言極諫，以資修省，公然批評朝廷：“倭仁諫設同文館，諭旨令酌保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
“後倭仁時代”，對添設天文算學館之議攻擊最為不遺餘力者並不是於、崇、鍾諸人，而是位卑言輕的候補直隸州知州楊廷熙。楊廷熙於五月二十二日（6月23日）和六月初七日（7月8日）兩次越職上書言事，由都察院左都御史靈桂代為轉奏。
楊之第一折，洋洋灑灑數千言，認為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其主要觀點並未超出前面張盛藻、倭仁等人的觀點範圍，多有重複之處。楊廷熙對總理衙門充滿敵意的奏疏引起了兩宮的震怒。五月十九日（6月30日）朝廷下達上諭，對楊廷熙嚴加訓斥。朝廷質問其“痛詆在京大臣，是何居心？”
反觀洋務派一方，自從擊退倭仁之後，便無心再與其他保守臣僚多作糾纏，而是著手經營同文館事業。奕等人此時又有了新的苦惱：天文算學館第一次招生時，“正途投考者寥寥”，出於無奈，只好將正雜各項人員一律收考。總計報考者才98名，至考試當天又有26人缺考，最後僅從72名考生中勉強錄取30人。
開館半年後，天文算學館通過例考淘汰了20名“學經半年竟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可憐的10人。幾經協商，奕等人遂決定將這10人與同文館內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八旗學生合併，所謂的天文算學館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實亡了。
以奕等人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呈奏疏為始，至周星譽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進折言事為終，“同文館之爭”橫跨兩年，延續八月，總計二百一十九天。細數這二百餘天的論爭，一浪接一浪，跌宕起伏，頗有值得回味之處。
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在推行改革政策之前，必定會綜合考慮種種不利因素，以制定能夠最大限度減少阻力的方案，步步為營，爭取儘可能多的盟友，而不是樹敵無數，從而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而奕等人確實欠缺火候，自始至終，一種焦慮的情緒在他們心中翻湧，其舉措相對於當時社會的整體知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言，實在是顯得過於激進與粗率。
而保守一方執著於傳統文化的眷戀與虔誠，也是合情入理之事，畢竟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紮根於此、受益於此，要他們承認自己文化上面的缺陷，否定自己存在的價值，從頭學起，不但是困難的，更是痛苦的。何況他們提出的一些關係中國文化的深層次問題，也是值得時人與後來者認真思索的。
實際上，他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奉與固守恰恰是當時社會的“常態”，而作為“變態”的洋務趨新力量仍很弱小，若想取“常態”而代之，那是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方能實現的。“同文館之爭”僅僅初露端倪而已。最終，論爭雙方兩敗俱傷，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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