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聶琳
新冠疫情的突然來襲，對製造業產業鏈造成嚴重打擊，相比發達國家，中國製造業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影響較小，凸顯國內供應鏈優勢。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政客開始發聲，要求企業加速將產業鏈遷出中國。
美國《福布斯》雜誌4月10日報道稱，日本政府表示將為日本公司從中國搬回日本或向東南亞轉移提供財政補助。同日，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庫德洛在被問及美國如何擺脫對中國的過渡依賴時，說他個人傾向於向有意向搬離中國的企業提供“搬家費”，以覆蓋廠房等各項費用。
對此，對外經貿大學中國國際貿易組織（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表示，美日政客提出的所謂“搬家費”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姿態，其可行性並不強。
他指出，中國擁有整體產業鏈配套優勢，這種優勢很難被取代，中國在勞動生產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十分突出。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獨一無二的市場優勢，可以在短期內形成規模經濟。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尤其是國人非常喜歡嘗試新鮮事物、新東西，這就意味著在開發新產品方面，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最好的試驗田，帶動規模經濟的形成。”屠新泉說。
他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入中速度、高質量發展，經濟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企業出於逐利目的搬離中國是無法避免的。但是，“經濟系統類似人的新陳代謝，可以說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只有‘舊的’去了，才能把資源讓出來以供給‘新的’發展。”
屠新泉還指出，對於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必須確保營商環境的公平，通過不斷優化營商環境來吸引新型企業落戶。
以下為採訪實錄，經界面新聞編輯整理。
界面新聞：近幾年，美國、日本等國一直在鼓吹“製造業迴流”，成效如何？
屠新泉：實際上，因為中日關係問題，日本很早就開始動手推動製造業迴流，當時也確實有一批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回到日本或者轉移到東南亞。不過，最近兩年，一些日本企業，尤其是生產中高端產品的企業又重新回到中國，加大對中國投資，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和需求越來越大，吸引了這些企業回到中國。
美國出現“製造業迴流”的趨勢主要受特朗普上臺之後發起貿易戰的影響。不過，總的來說，即便美資美企從中國撤離，他們大部分也不是回到美國，而是轉移去東南亞等地。至少從美國國內情況來看，製造業佔美國經濟的比重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界面新聞：這次新冠疫情醫用物資短缺令美歐等發達國家從上至下都意識到製造業的重要性。美日政府在這個時候又提“製造業迴流”，甚至貼錢讓企業離開中國，這個政策能奏效嗎？
屠新泉：我覺得這是個姿態問題。日本的政策可能並非專門針對中國，日本主要是考慮到這次新冠疫情所產生的突發性影響，為了穩定或者確保其供應鏈的安全。美國方面，我認為像庫德羅所說的為企業承擔“搬家費”等這樣的說法不必去太過理會。
實際上，針對製造業如何迴流本土，美國政府迄今為止也並沒有想清楚具體要怎麼操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目前公共債務高企，很難說具體真正能夠拿出多少資金來支持企業“搬家”。所以，整體來看，這種資助企業轉移回美國的方式是不太可行的。
對於“製造業迴流”，貿易戰的作用反而更大。至於給不給錢只是個宣誓性的東西，並不代表美國實際上真要採取什麼措施。
界面新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因為我們有廉價且勤勞的勞動力，土地、水電煤氣等資源價格曾經也很便宜。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近年來人力、土地、原料等成本不像過去那麼便宜了，我們還有什麼優勢？
屠新泉：首先是勞動生產率的優勢。我們的工人技術水平和熟練程度、物流系統、金融系統等各方面的效率都提高了，從而帶動勞動生產率提高，這樣企業的單位成本就會下降，而成本是外資外企考慮設廠時考慮的首要因素。
中國還擁有整體產業鏈配套優勢。我們擁有全產業鏈各個環節所需的幾乎全部東西，以手機生產為例，為什麼手機生產都集中在深圳？是因為深圳什麼東西都有，小到一個螺絲都能在幾個小時之內備齊。這種整體產業鏈配套優勢需要長時間培育，很難被取代。
此外，我們還具有基礎設施優勢，包括政府行政能力、員工和勞工的素質，這些方面都非常難得。
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市場優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尤其是國人非常喜歡嘗試新鮮事物、新東西，這就意味著在開發新產品方面，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最好的試驗田，帶動規模經濟的形成。規模經濟只有在人口眾多、消費市場龐大的國家和地區才能形成。舉例來說，假如某種新產品在新加坡研發出來然後在當地賣，這不太可能形成規模經濟，但在中國，由於我們消費市場龐大，可以很快形成規模經濟。
界面新聞：未來如果有企業要離開中國，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中國要如何進一步吸引外資企業？
屠新泉：我認為企業離開中國是我們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經濟始終是個變化的過程，隨著中國要素稟賦、市場定位的變化，比如，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提升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總會有企業離開。經濟系統類似人的新陳代謝，可以說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只有“舊的”去了，才能把資源讓出來以供給“新的”發展。
不過，我們希望這個過程不要太快，而是一個漸進的、健康的良性循環過程，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整個經濟要素稟賦、市場定位等的變化過程。
此外，在這一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創造條件來吸引新的企業，而在吸引新的企業方面，政府要做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確保營商環境的公平。之前，外企很大程度上是將中國當做一個生產基地，在中國生產產品然後出口到第三方市場，這種情況下，外企與中國企業很大程度上不是競爭關係。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外企在中國本身就是瞄準了中國市場，因此與中國企業之間是直接競爭關係，這個時候，公平就變得尤為重要。
界面新聞：全球產業鏈被疫情影響甚至破壞已經在所難免。您預計，未來全球產業鏈會發生什麼重大變化？
屠新泉：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產業鏈中斷的這種情況應該說是非常極端的情況，以往很少出現，這給企業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即如何權衡供應鏈效率與供應鏈安全之間的關係。
全球化之所以快速發展，是因為企業在全球追逐低成本，或者說追逐高效率，他們基於成本將生產分散到多個地區和國家，這對其最終的成本來說是有利的。但現在，新冠疫情暴露出這種分散生產的軟肋。比如，一家企業只在兩個國家生產，只要這兩個國家的疫情好轉後生產就可以恢復，但假如這家企業把生產分散到了20個國家，那就必須要等這20個國家疫情全部控制住之後才能啟動生產。
從企業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未來可能確實需要權衡和調整。相對來說，比較現實的做法是企業將生產收縮到一個國家，而不是那麼分散。經過這次疫情考驗，可以看出，東亞國家以及東南亞的越南是比較好的生產目的地。另外，企業的庫存策略可能也面臨調整。以往為了追求效率都是零庫存，以後，為了應對類似新冠這種突發情況需要增加一些庫存。
界面新聞：從這次疫情來看，中國製造業產業鏈有什麼不足之處？未來要如何補短板？
屠新泉：其實這次疫情暴露出我們在產業鏈方面的短板主要還是電子產品領域，電子產品的生產太過分散，芯片、內存等基本上都依靠日本和韓國，這種狀況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不過，與供應鏈問題相比，我們的外貿出口目前面臨的問題更大，因為疫情使得國外市場需求受到衝擊，所以未來還是需要更多地去考慮市場多元化，以及東亞一體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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