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NN年，一種極其兇猛罕見的嗜血病毒——花冠，突襲有1000萬人口的中國燕市，人類與病毒之間的殊死大戰拉開帷幕。”
武漢解封這天，畢淑敏長篇小說《花冠病毒》新版宣佈上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8年前出版的這部書被稱作“神預言”，一時間賣到斷貨，甚至被二手書網站炒到500元一本。
《花冠病毒》新版。
然而，此前《花冠病毒》卻是畢淑敏5部長篇小說中反應最平淡的一本。它出版後悄無聲息，不但沒有加印，出版商還攢下不少庫存。
從畢淑敏去“非典”前線採訪到書稿完成，歷經9年時間。彼時，“非典”已成國人記憶中的遙遠歷史。
畢淑敏對市場反應有心理準備：“國人多健忘，心存僥倖，以為災難遠去，不屑回首。”她曾設想，自己死後多年，瘟疫再次大流行，也許有人會找到這本書。沒想到，僅僅過了17年，瘟疫捲土重來。
如今，人類與新冠病毒的戰鬥仍然存在許多未知，一旦放鬆警惕可能滿盤皆輸。《花冠病毒》新版上市，又一次發出警示：面對病毒，人類沒有終局之戰。
科幻支點下的現實書寫
今年1月底，瘟疫相關書籍又火起來了。相比《霍亂時期的愛情》《鼠疫》等國外作品，《花冠病毒》中記錄的封鎖城市、民眾出逃、搶購商品等情節，更貼合國內現實，被視為預言書。
《花冠病毒》是一部虛構小說。貼近現實的基礎，來自深入一線的採訪。
2003年5月畢淑敏受中國作協派遣，作為作家採訪團成員，開赴抗擊“非典”一線。那段時間，畢淑敏走訪了抗擊“非典”一線的醫生、護士、病患，去了外交部、軍事醫學科學院等機構，她甚至身穿特種隔離服，在焚化爐前駐留。
採訪團一共8位作家，有的在採訪當年就寫出詩集《保衛生命》，有的在第二年出版了《生死關頭》《抗SARS風暴》等報告文學作品。畢淑敏一直找不到表達支點，遲遲沒有動筆。
實地考察、閱讀資料之後，再進入自己的想象中創作，畢淑敏慣於這樣的寫作過程。採訪回來後，她開始新一輪閱讀，除了哲學外，還有人類災難史、瘟疫史、病毒學、群體心理學、說謊心理學等。像《病毒大辭典》這樣很難啃的書，她也拿來讀。
只寫曾經發生的事情，想象無法展開。2011年，畢淑敏終於找到科幻這個支點，開始寫作。她在書中寫一種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現實。
“起病並不很急驟，甚至可以說有一點溫文爾雅。最初對人體的進犯，是輕微與緩和的，像一場風寒引起的感冒。之後逐漸發病，輕微的頭痛和渾身痠痛日趨嚴重，發熱伴隨著咳嗽，痰中開始出現血絲。直到這時，病人的全身狀況也不是很不堪，有些人甚至可以堅持上班。正因為這種欺騙性，才使它後續的殺傷力變得極為兇殘。”
《花冠病毒》中關於瘟疫病狀的書寫，源自“非典”，也與新冠肺炎疫情症狀相似。
不過，與許多報告文學作品聚焦醫護一線戰場的紀實書寫不同，畢淑敏把主人公設定為和自己一樣的女作家——擁有心理學背景的羅緯芝，臨危受命，到抗疫一線採訪。
讀者自然能看到醫護人員咬緊牙關醫治病患的場景，但這絕非重點。
讀者在書中，獲得在新聞報道中難以看到的視角。羅緯芝深入燕市的抗疫指揮部，瞭解並參與應對災難政策的決策過程，讓人們看到背後的苦心博弈。
在這之外，畢淑敏讓讀者跟隨羅緯芝，看到了城市面貌的改變。“這一年從春到夏，花冠病毒如影隨形，眾生斂息。城市的草木，由於很少有人把玩和踐踏，反倒出奇的蓬勃興旺。”這樣的環境描寫，我們在如今的全球新聞報道中也常見。
人類隔離，地球空氣變好。
美國科普作家卡爾·齊默在《病毒星球》一書寫道：“很多病毒都能在條件適宜時突然爆發。但像麻疹或水痘這樣的病毒，一旦發作，就不會從我們的身體中徹底消失。它只是低調地潛藏起來，不溫不火地傳播……”
《花冠病毒》將病毒潛藏的威力放大，增強了科幻文學中的末世氛圍。
其中，由於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燕市殯儀館火化能力達到極限、冷凍櫃滿員，受病毒感染的死亡者屍體無處安放。這樣的場面是人們現實中難以想象的。書中這個民生與醫學雙重問題，最終通過徵用酒窖改建屍體庫解決。
社會關懷一以貫之
《紅處方》寫戒毒，《血玲瓏》寫骨髓移植，《女心理師》寫心理諮詢，畢淑敏的小說作品，往往主題沉重、關懷社會。她也因此贏得了廣大讀者。
《花冠病毒》雖被列入科幻範疇，但其中對於生命的關切，是在畢淑敏作品中一以貫之的。
畢淑敏從16歲當衛生員開始，接受了嚴格的醫學訓練。在職業中，她培養了嚴謹、認真、冷靜、務實等醫生準則，而在寫作時，則融入了人道主義情懷，對生命領域的關注和好奇。
“這一次雖說走得並不遠，只在本市內，但隔離讓這個距離相當於萬水千山。不知何時才能返回家園，多麼想和母親再依偎一下，但母親累了，躺下了。”小說開場，羅緯芝接到奔赴抗疫一線通知後，一串心理活動描寫，就把許多讀者帶回隔離期的心境中。
抗擊新冠肺炎初期的艱難，不容忘卻。
書中呈現的一些社會現象，與如今的現實如出一轍：“學校無法復課，製造業停滯。人員不得外出，死水一潭。人們產生了深刻的焦慮，離婚率大幅度上升。”
不過，小說裡的燕市疫情設定得比現實更嚴重。這讓畢淑敏能發揮更深遠的想象：“整個社會開始瀰漫起生不如死的頹廢意味，既然很可能在某一個瞬間，被不可知的花冠病毒順手牽羊領走，何不趁著自己還能支配身體的機會，濫情放縱？”
《花冠病毒》貫穿著對人性的觀察和感悟。巨大疫情中，每個主要人物的選擇，體現了不同的人性面向。其中，既有科研人員以身試毒、研製新藥，也有“賣國賊”盜竊毒株、為金錢服務。
找到靈魂的解藥
對於絕大多數讀者來說，沒有感染病毒的切身經歷。書中，主人公羅緯芝不幸感染病毒，命懸一線。讀者也跟著她經歷了一場生死之戰。
羅緯芝面對死亡時，一系列動作與心理描寫，讓許多人印象深刻。
有些描寫來自畢淑敏的採訪經歷。一位罹患非典小護士的求生故事，讓她始終難忘。
小護士躺在病床上喘不過氣，最焦慮的是，每天要給父母打電話報平安。 為了讓父母放心，她只好拼命吸氧，積蓄一點點可以不用氧氣講話的力量，隨即立刻撥通電話說：“我現在特別忙，正在搶救病人。”
畢淑敏深受震撼，把這段經歷寫到了羅緯芝身上。在採訪中，她還從醫護人員得知，當病人沒有特效藥時，只能調動生命中的積極因素，提振防禦的免疫體系，才有可能在搏擊中走出一條生路。
與病毒抗爭，需要病人的信心。
藉由羅緯芝患病、痊癒後的心態變化，畢淑敏也說出了她對死亡的看法。
羅緯芝曾經對死亡有很深的恐懼。在從瘟疫痊癒後，她對死亡有了全新理解：她依然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她相信元素週而復始、生生不息。每個人的肉體潰滅後，那些原子嫋嫋飄然而去，開始了新一輪輪迴。
她相信，在遙遠的將來，那些曾經屬於她的元素，也許又如七巧板一樣拼湊起來，變成一個新的羅緯芝，穿行於世。在距離死亡最近的時刻，她找到了自己靈魂的解藥，不再害怕死亡。這個變化，讓羅緯芝感到欣喜。
“讀這本小書，有一個小小用處——倘如某一天你遭逢瘟疫，生死相搏，或許你有可能活下來。”畢淑敏在全書開篇的扉頁上，寫了這樣一句留言。
羅緯芝面對死亡的內心剖析，正是這句神秘留言的答案，是畢淑敏給每一位讀者的心靈撫慰。
“我們沒有贏”
即使從醫生轉換身份變為作家，畢淑敏也沒有忘記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種把對人的關懷和熱情悲憫化為冷靜的處方的集道德、文學、科學於一體的思維方式、寫作方式與行為方式。”王蒙用一個長句評價畢淑敏的寫作。
而《花冠病毒》的寫作，當然不止於心靈撫慰。它的終極意義在於，作者將病毒概念提純，全書主題在於揭示人與病毒長期相處的現實。
不同於SARS與新冠病毒，將病毒源頭追溯至野生動物，《花冠病毒》將瘟疫的源頭定性為，遠古病毒從冰川融化中釋放出來。冰川融化，屬於氣候變化的自然結果，肇始於人類活動。
這和《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相似。正如《血疫》一書作者、美國非虛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所說，有些病毒非常古老，躲在熱帶雨林中，是人類的活動擾動了它們。
畢淑敏帶著普度眾生的宏願、苦口婆心的耐性，將人與病毒如何共處這一話題貫穿始終。其中，全書第23章，專門探討了人與病毒之間的關係。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在地球上，面對微生物，人類更像是客人。”
“隨著人類的腳步無所不到，隨著風馳電掣的交通速度，病毒病菌插上了現代科技的翅膀。”
“將來終結人類文明的，也許就是這小小的病毒。”
“花冠病毒已經肆虐幾個月了，原以為到了夏天，炙熱的陽光會把病毒殺死，或者像以前的埃博拉或SARS一樣，莫名其妙地轟轟烈烈來，又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走……花冠病毒從容不迫，有條不紊。”
如果沒有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畢淑敏寫下的這些文字，很可能會被一些讀者歸為說教。
疫苗仍在加緊研發。
然而，曠日持久的全球疫情阻擊戰，已經說明了一切。
《花冠病毒》結尾，老教授研發的藥品即將運用在病患身上。她感慨地說：“這一次抗疫，也許將不再大量死人，但我們並沒有贏，病毒也沒有贏，打個平手吧。我擔憂，在不遠的將來，人類和病毒必將再次血戰。”
《花冠病毒》是源自歷史的寫作，反映了我們正在經歷的當下現實，或許還將是未來瘟疫戰爭的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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