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從N號房到鮑某明事件,黑暗的讓人不願相信世間竟有這般事。

未成年的女孩,你還好嗎?

我突然想起剛剛看過的一部電影,影片沒有任何花哨的鏡頭和繁複的臺詞設計,但是卻獲得了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銀熊獎評審團大獎、主競賽評審團大獎,聖丹斯美國劇情單元評審團特別獎,爛番茄網站99%的鮮度,Metacritic評分高達92,是目前2020年影片中的最高分。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推薦此片倒不是因為它得獎了,實在是它所講述是有關未成年少女的痛楚。

今天就讓我們走進這部由伊麗莎·希特曼執導的劇情電影,瑞安·艾戈爾德主演的電影,看一看這兩個女孩的故事——《從不,很少,有時,總是》。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只有女孩才知道的事,男孩也該尊重的問題


17歲的奧秋意外懷孕,表姐陪著她離開家,踏上墮胎之程。在一種非典型公路電影的外殼中,導演真正想講述的只有女孩才知道的事,即男性有意或無意的“入侵”。

這部以兩個女孩兒為主角的電影,很多地方都體現了這個社會女性所處的弱勢地位。影片中從頭到尾都沒有討論過的奧秋肚子中孩子父親的身份,但他卻是這件事的源頭。導演有意將這一點進行弱化,恰巧反映出懷孕之後怎樣解決最後竟成為了一件女性自己的事情。

而主角一直攜帶的笨重的行李箱靈感來自導演從報紙上看到那些來紐約墮胎的女人都是如此,於是笨重不便的行李箱除了暗示懷孕的奧秋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更是指向女性無法擺脫生理和精神的雙重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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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男性形象的刻畫,也是一次次男權對女性“剝削”的印證:女主角表演時行為輕浮的男同學,好吃懶做,話語中明顯帶有歧視女性的繼父,兼職時每每藉機性騷擾的猥瑣老闆,地鐵上明目張膽對於女性作出騷擾行為的男乘客,甚至那個全片中唯一看上去較為“友好”的男青年,最後暴露的還是想通過金錢誘惑來剝削女孩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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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本片討論的是女孩的事,女性的困境,在鏡頭表現方面,勢必需要一定程度上表現“女性主義”。

著名的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曾在《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一文中批駁主流好萊塢的電影對女性的剝削,指出其敘事模式為男性為中心,女性作為被看的客體滿足男性的窺視凝視而存在。銀幕外的男性通過“觀賞”女性身體而獲得視覺快感。

想想看,“瑪麗蓮夢露”、“007”身邊的女郎,最大“功能”正在於服務於攝影機模仿的一雙對於她們身體部位的窺探的男性眼睛。而本片中,當表姐彎腰打保齡球時,鏡頭給予臀部的特寫,正代表著紐約男孩的凝視和快感,當然在本片語境中,這一特寫是對社會中男性的肆意窺探的批評。

另一方面,在聚焦女性身體時,鏡頭保持了儘量剋制。墮胎過程主要取到女性上半身,保證了女性應有的尊嚴,不過度販賣苦痛。而奧秋背對鏡頭露出內衣肩帶的細節,意在拒絕窺探,那些被勒出的印痕,無言中指向女性渴望保護自己的身體。

然而只要女性希望就可以真的拒絕性剝削嗎?

影片並沒有直接對於這一點進行直接闡述,而是將它隱藏在了影片的高潮部分:那段有關“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的問答。


“在過去的一年裡,你的伴侶是否有拒絕使用避孕套?”

“你的性伴侶妨礙你避孕,或者試圖在你不想懷孕的時候讓你懷孕?”

“你的性伴侶是否威脅或嚇到了你?”

“你的性伴侶是否曾動手打你,扇你耳光或強迫你與之發生性行為?”

奧秋的答案只能從以下四項選擇,最後一個答案最痛心,但她確實遭遇了。

A:從不

B:很少

C:有時

D:總是

這就揭示出女主角遭受過性伴侶的暴力對待,並且被迫發生性行為,意味權利被剝削。

因此本片主旨就像導演所說這部電影主要闡述女性沒有權力控制自己身體的這個事實,而且她們還面臨著本質上由男性一手造成而無處不在的隱形障礙。

關於對女性身體的剝削,跳出影片,現實更為可怕。韓國N號房事件,受害者多是未成年女孩,而她們面對的是關於26萬人的“狂歡”,龐大的數字令人不寒而慄,參與其中的,肆無忌憚窺探的都是成年男性嗎?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N號房最小的運營者,才12歲!作案時還是個小學生。

並且男性的入侵不止陌生人窺探,還有身邊人的侵犯。國內高管鮑某明事件讓人憤怒,據《南風窗》報道,李星星14歲就遭到“養父”性侵。

所以無論是影片中還是現實世界,女性想要獲得基本安全感何其困難,父權語境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性剝削正呈現為低齡化趨勢。

而這部影片雖然是女孩才知道的事,更應該是男孩也換位思考的事。正如導演所說,“ 我認為,對於男性來說,無論是年輕男性還是老年男性,瞭解他們普遍帶著男性(對女性的)凝視而行走在這個世界這一普遍經歷,都很重要。他們需要知道,這種行為是如何輕易越界的。

電影中表姐斯凱勒對奧秋說:“你難道不希望自己是個男人嗎?”

得有多無奈,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女孩經歷多少看不見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的長大成人”。

而當一個女孩倘若能以身為女性而感到幸運的那一天,一定是社會中更多男性懂得尊重女性身體,願意共同維護女性權利的一天。


小眾電影中的“政治態度”

女性對自己身體權利的另一個障礙來自於“法律禁止”。

其實有關墮胎的情節在美國電影或者其他國家電影中非常常見,深層次的原因便是各個國家的政治背景。

很多觀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會發現本片和羅納尼亞電影《四月三週兩天》非常的相似:同樣的是兩個女孩,同樣的是去墮胎,同樣的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壓迫,就連影片刻畫的簡潔直白也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四》中的社會背景是羅馬尼亞法律將墮胎視為違法行為,所以兩個女孩尋求未果後最後只得找上黑市醫生,所幸最後手術成功。但在羅馬尼亞的那段歷史中,大約有50萬的女性因為秘密墮胎的安全性而屈辱的死去,影片中給我們展示了其中的一種好的可能性,而現實卻有著更為殘酷的可能性。

回來看本片,電影中的很多細節都揭露了美國法律有關墮胎的種種弊端。一開始女主角前往自己家鄉的地方機構,裡面的醫務人員給了女主角很多把孩子生下來以後的選擇。但是當女主角表現出墮胎意願的時候,卻被引導觀看了一段反對墮胎的短片。

因為奧秋所在的賓夕法尼亞洲,未成年人墮胎需要監護人的陪同,不願讓父母知道真相的女主和表姐決定前往法律相對寬鬆的紐約,而又因為懷孕超過了12周不得不轉到醫院在曼哈頓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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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個女孩不斷的輾轉奔波當中,影片也緩緩展開了生根於美國社會的一個熱點爭論:有關於墮胎的是否合理化。

從1973年羅訴韋德案的裁決後,有關這一問題就充滿了爭議,支付與反對方各執一詞。而本部電影的拍攝也並不是心血來潮:2019年美國阿拉巴馬州議會通過“美國最嚴反墮胎法案”,該法令禁止任何階段的墮胎,而總統特朗普也站在墮胎禁止化一方。

這樣背景下導演的態度也不言而喻,對於兩個女孩的刻畫是充滿溫情和憐惜,而對於美國政治制度下,賓夕法尼亞州對於墮胎的種種限制表示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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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未成年人懷孕這一題材。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想到美國電影《朱諾》,不同於《朱諾》所走的青春勵志風格,在本片中這一場打胎之旅沒有來自家人的鼓勵,只有兩個女孩並肩一次又一次尋求突破。導演巧妙的將一個社會背景下的隱傷埋於一場幾天的旅程,以小見大,充斥著一種殘酷溫柔。

柏林電影節往往對有政治傾向的作品更為青睞,所以本部影片能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原因或許也與此有關。

一個有關成長和迴歸的故事

如果拋開社會爭議背景,其實本片還是迴歸到了導演最為擅長的青少年成長這一命題。

導演伊麗莎·希特曼雖然產量不多,從《沙灘鼠》到《感覺就像愛》,她的幾部作品無疑都聚焦青少年這一群體,她認為沒有多少電影能探討成長的孤獨感,他們在電影中總是處於一個邊緣的抉擇。並且即使電影是關於年輕人的,成年人也可以輕鬆識別這些年輕角色的痛苦,這就是青年題材電影有可取的的地方——它們總是適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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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片通過跨洲墮胎這一事件關注偏遠地區底層少女們的生活,這種幾天幾夜現實生活小品類型非常符合聖丹斯審美。

在看電影時,也許觀眾不會認為奧秋是一個所謂的好女孩兒,十幾歲就有多個性伴侶,和家庭成員關係疏離,她打鼻釘,她未婚先孕,但是到頭來她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在得知自己懷孕後,她會傻傻的問:該怎麼拿掉?而在冰冷的手術檯上,她一個人承受著將身體一部分剝離的痛苦,電影的大部分她總是沉默的,面無表情的,看似什麼都不在乎,但她其實內心也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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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峻簡潔的基調中,奧秋很少袒露自我感受,而唯一一次衝突就是那場有戲劇張力“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的問答。

隨著醫務人員一步一步對這四個選項的不斷重複,17的奧秋從一開始的配合到拒絕,到後來的沉默,最後的爆發,情緒層次感分明。而通過這一情節,加之前期對於女主家庭環境的刻畫,我們似乎也能體會到女主角看似風平浪靜的表面,實則內心痛苦無助。

如果不是被問,成長疼痛無人可訴,沒成年親人關心,未成年人也不願開口。

電影通過細節和意象語言展現了未成年少女在意外懷孕後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就如同本片的片名一樣——“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從不期待,很少反抗,有時落淚,總是沉默。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而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女主的表姐斯凱雷看似柔弱,但是和女主的相處中,她總是處於照顧的一方。她會從超市的營業額中偷出一部分來作為前往紐約的經費,在沒有錢坐地鐵時,她熟練地穿過了地鐵檢驗口,甚至能臉不紅心不跳地向工作人員撒謊車票丟了只因為沒有回家的錢。

這些看似不正當的行為也體現了她們在社會環境中所處的位置,只能抱團掙扎。

這對姐妹更像是彼此情感寄託。她們有過爭吵,離開,沉默,但是很快又通過互相給對方化妝和解,她們兩個人拖著一個沉重的行李箱在他鄉的街頭,相依為命。

不同於前文提到《四月三週兩天》中兩個女性角色出於一種失衡的狀態,本片中的兩個女孩處於一種陪伴與支持的平衡狀態。她們在這樣一個在男性主導的世界,最後不得不犧牲身體求生存,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醜陋的現實下,影片中女孩們的互相理解和陪伴成為了一抹溫情的存在,並且這種互動並不是單向的:起初思凱雷陪奧秋來做手術,後面當斯凱雷與紐約男孩糾纏“交易”時,奧秋趕來伸出一隻手,給予安慰和力量。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這是一個值得體味的場景,一個未成年女孩受男性支配操縱時,另一個女孩沉默在場,不必說出口難堪,勾勾手指,最終理解女孩的也只有女孩。她們的關係就像是:從不離開,很少爭吵,有時沉默,總是陪伴。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近年來關於青少年題材的影片我們屢見不鮮,從之前西爾莎·羅南的《伯德小姐》,法國鬼才導演歐容的《花容月貌》,一個由日記展開的故事《梅麗莎》,再到國產新人導演的作品《過春天》,這些題材的作品無疑都將鏡頭對準青少年叛逆 與家庭之間的拉扯,他們的敘事結構也非常的一致:從一開始的平靜,到後來不甘於安逸尋求刺激,在愛與痛的邊緣逐漸試探,而到最後又是觀眾喜聞樂見的救贖結局。

而這部電影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道路。它沒有女主角墮落叛逆的鏡頭,電影的開頭就已經來到了她意外懷孕的時候,影片選擇略過那些獨屬於青少年電影中激烈的爭吵,激化的矛盾,整部電影總體就像是一灘平靜的湖水,但是下面卻有暗潮湧動,生活本身看似平實則兇險。

他們所乘坐的巴士兜兜轉轉,最終駛向家庭,陽光灑在她們的臉上,她們也終於完成了這樣一場成長之旅。

“N號房”與鮑某明是極端個案?這部電影揭示女性被“入侵”日常

一趟跨州的墮胎之旅,更像是古希臘神話故事中奧德賽的回鄉之旅。這是找回自我的過程,在複雜危險的世界,依靠未成人自我力量破除危機而後平安回程,某天突然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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