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當下的娛樂圈，小鮮肉們像流水線般批量湧入：他們穿著時髦，長相秀氣，塗口紅打粉底....
隨著短視頻的興起，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男性審美女化早已經不是娛樂圈idol們的專利，越來越多的男性也開始購買起了化妝品，據悉連口紅也成為了當代95後男生們的常用品。
面對日益加劇的男性女化的趨勢，18年的時候連央視都曾傳出過“限娘令”，直到現在去微博搜索該詞條時，還依然保留著當年網友們的大量反對和不滿。
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提倡多元，接納不確定性，高舉反理性主義大旗這是很典型的後現代風格。因此，在後現代主義者們的視角里，男性女化大概是更大程度上的打破了刻板的兩性印象，成功的站在了性別二元對立的觀點反面。
然而，同樣一件事，你去問精神分析，它肯定不會僅限滿足於此。
1中國文化中男性的“虛弱”
對於文學人物的指派，能普遍反映國人生活，性格的大概則當屬四大名著中的《紅樓夢》。
中國精神分析第一人霍大同在許多場合都曾直言：“中國的女人普遍都是林黛玉，而中國的男人則普遍都是賈寶玉。”
這不是誇大博人眼球，而是縱觀古今，在中國，“虛弱”竟然成為了男性性魅力的一部分。像賈寶玉這樣虛弱無力，男生女相的“病小孩”卻能贏得“黛玉們”的青睞，為此還甘願為其落下一身的病。
同屬於四大名著的《水滸傳》，梁山好漢們個個能打能戰，彪悍如虎，108將的肌肉猛男好不容易代表了中國男性的陽剛之氣，然而整本書中卻無時無刻不充斥著“厭女氣息”。
真正能做到會談戀愛，沒有賈寶玉那般文弱無力又不帶有厭女症傾向的，傳統文學中大概就只能找出“西門慶”這樣的人物。
然而像西門慶這樣的“流氓”角色，內心空虛，沉溺於女色上癮卻絲毫不會負責，也不去痛定思痛行為後果，所以這樣的角色註定會被整個傳統文化所排斥和射殺。
要說像寶玉這樣的“病小孩”，放在今天的語境下，“媽寶男”一詞則是再適合不過的了。當下不管是兒童教育類自媒體，還是婚戀自媒體，“媽寶男”無疑都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似乎這麼多年過去了，男性的“虛弱”式主體在無數女性的討伐之下仍未曾有過改變。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紅樓夢》中其實早已給出了答案。
賈寶玉與賈母的之間的親子配對幾乎是當代所有家庭題材電視連續劇的基礎和原型 ，從《都挺好》到《安家》再到徐崢的《囧媽》，他們的相同點都在於擁有一個“全能的母親”和“缺位的父親”。
在女人堆中長大的寶玉，受盡了各種“關愛”，他是最不缺愛的那一個，同時也是最認同女性的那一個。在重男輕女的時代氛圍下，寶玉必然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然而這種超大號的關愛還有個眾人皆知的別稱：“溺愛”。
溺愛，我們可以將其比作一碗高濃滋補的骨頭湯，對於一個大病初癒，虛弱無力的小孩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了，但是如果是一個體態健壯，身體健康的大高個，還要逼著他長年累月，一日三餐的飲下這親情的滋補濃湯，那麼這個人一定會死於心血管疾病。
因此在這樣高密度的愛中，就會出現兩種情況。
一個自體健康，主體性功能完好的孩子，面對這排山倒海而來的愛，他就會不斷的反抗，不斷的逃離，以此來擺脫控制。
另一種情況則是，我實在逃離不了，為了在這高濃滋補湯中存活，於是我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不得不需要大補的人，變成了一個“虛弱無力”的弱者。
兩種情況中，很顯然，“寶玉們”無疑屬於後者。
2消費社會之中沒有男女
著名的女性學者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寫道：“一個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她是變成女人的。”同理，一個人也不是生下來就是男人，他是變成男人的。
當我們感嘆現今社會“硬漢”形象的消失時，其實就意味著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硬漢”的需求與價值是在減小的，如同“婦女”的價值一樣，因此商家們才急需要把“婦女節”集體改口為“女神節”，畢竟消費才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回顧物質較為匱乏的前工業時代，打仗、應對災害、保家衛國、耕田幹苦活等等，沒有哪一個不需要大糙漢的參與，整個社會無疑需要一大批勇猛剛強、能吃苦耐勞的“硬漢”，於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告訴他要有男人樣、社會告訴他要有男人樣，學校告訴他要有男人樣，父母教育他要有男人樣，所有人都在告訴他男人要有男人的樣子，於是一個個“硬漢”就湊成了後來人們所稱呼的“男權社會”。
然而在後工業化時代，物質極大的豐富，普遍生產力產能結構性過剩，因此社會不再需要太吃苦耐勞、太過節約、只注重工作而不懂享樂的人，社會需要的是一個注重打扮、重視穿著、喜歡吃喝、喜歡購物的人，在這個維度上女人無疑是最懂事的實踐者。為了促使形成更龐大的消費群體，光是女性自然是不夠的，因此男人們最好也要像女人們一樣買買買，從這個視角來看，消費社會之中男女早已經消失，有的只是一大批狂熱的“消費者”。
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就曾寫過一本名叫《消費社會》的書以此來批判這種用消費取代一切意識形態的社會，他認為
在這種社會之中，物的符號價值遠高於它本身的價值，人們看似在消費物，實則是在消費“符號”。而這種消費在鮑德里亞看來，並非出自人們本身的慾望，而是這些“符號”在不斷的“引誘”我們，而這種新的奴役支配關係南大哲學系的教授張一兵將此稱作為“偽慾望”場鏡，他說：“這是一個無限的消費意義鏈環和強制性系列，這種強制性的實施恰恰是通過一種被幻象引誘中的自願。”
無限的消費，意味著永恆的匱乏，什麼樣的人才能像這樣惶恐的拼命向外抓取？很明顯是剛出生的嬰兒。“嬰兒式的消費者”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無比的飢餓，不斷的追求及時滿足，在全球化的今天，這樣的人無疑是資本喜歡的，集體性的無限制消費意味著全員的倒退，退回至那需要被母親餵養、被全能自戀籠罩的嬰幼兒時期。
這麼看來，被時代釘死於永恆的幼稚、永恆的膚淺是我們這一代絕大多數人的命運。
3“父之名”的消失
青春氣息是每個小鮮肉們必備的特徵，洋溢著少年感的男性最適合的便是甜甜的青春劇，因此面對一個以滿足女性需求為主的市場，遺失這份少年感，這份與女性連通的共情能力對於鮮肉們來說則是致命的。
很難想象已經43歲的言承旭竟然還在拍偶像劇，這說明在現今娛樂圈中“小鮮肉”是要比“硬漢”更有市場，所以像彭于晏、朱亞文這樣的硬漢人設可不是年年都在打造。
電影是最反應人無意識的東西，現象級的電影則就是在反應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甜寵網劇不斷上新的當下，《戰狼》系列電影的連續走紅似乎是一種對“花樣美男”的嘔吐反應。吳京所代表的硬漢具有強烈的家國氣息，這種反常現象意味著大眾對“傳統男性”特質的緬懷和哀悼。
一個男孩要長成男人，成為男子漢，變成父親他究竟需要什麼？
為什麼絕大部分的家庭倫理劇中，父親總是缺席的，總是沉默的？
如果說《戰狼》中的吳京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那麼同樣現象級電影《流浪地球》中的劉培強則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嚴父。
兒子劉啟，剛開始時他怪自己的父親不陪伴自己，沒有盡到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的責任，本能的寫滿了對父親的抗拒，對父親的憤怒以及不認可，然而當他陰差陽錯的加入了拯救計劃時，他才發現原來自己的父親竟是一名“拯救世界的大英雄”，他看到了父親身上的那種偉大和剛強，
於是劉啟成功從“叛逆小子”轉變成了“有為青年”。這種轉變是來源於對父親的強烈認可，進而確定了自身的發展方向。這就如同你詢問一個六歲的小孩兒，他肯定認為一個不缺席，能天天陪他玩兒的才是一個“好父親”，可到他十六歲，當他發現自己的父親是個窮鬼，是個軟弱無能、挺不直腰桿、說不了硬話的人時，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因此父親和母親的功能向來就有巨大的差別。
為什麼我們常常叫“祖國母親”而不是“祖國父親”？為什麼我們會呼作“金主爸爸”而不是“金主媽媽”?
混沌之處便是無意識生長之處，不去反思思考就註定只能任由無意識推動。很明顯母愛所代表的就是粘連，就是聯接，就是難以分割，因此像“祖國”這樣具有政治隱喻的詞彙註定要同母親捆綁，為的就是讓人難以分割，提醒人們要時刻腳踩大地，接受與母體共生而不是想著要騰飛要逃離。
至於父親，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金錢。每一個與埋單相關的詞彙總少不了父親的影子，因此父親是人形提款機、是錢包。
當然父親的功能遠不止於此，除了當錢包，父親還要做到能保護自己的孩子和妻子，維持家庭秩序，教育孩子做人，同時還要在社會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如果外面沒有，至少也要在家裡有，總之父親要成為孩子的榜樣，尤其是男孩。
在精神分析領域客體關係學派總是在呼籲構建健康的母子關係，而拉康派則在不斷建議父親的迴歸，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文化母體和文化父體雙雙缺失的時代，“焦慮的母親+缺席的父親=有問題孩子”這個公式幾乎在心理治療領域屢試不爽，也難怪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寫了本《倦怠社會》以此來提醒我們這是一個神經症、精神病高發的時代。
父親的缺失是整個時代的基調，如同焦慮的母親是當今的主旋律，對於父親的迴歸之旅，西方有句諺語，他們是這麼來形容的：“養育一個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而一個父親的長成，則需要舉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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