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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起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權力最大、氣焰最為囂張的時代，很多人可能會下意識想到明朝。
這也有道理，明朝太監權力大，皇帝教他們讀書，特別是司禮監秉筆太監，那更是與內閣首輔可以平起平坐的人。明朝太監太盛，以至於很多人自己閹割，然後跑到宮裡當太監，最後皇帝不得不下令：自己閹割的不算，閹割必須由官府批准。
單論宦官的名氣，明朝有大太監魏忠賢，有製造土木堡之變的王振。相比之下，清朝除了清末伺候慈禧太后的李蓮英，倒也沒什麼人出名。
即便如此，明清兩朝宦官沒有什麼合法的權力，生殺予奪，不過是皇帝一句話的事。
《大明王朝1566》中演得清楚：呂芳深得嘉靖皇帝信任，但是一旦做事出格，也就立馬發配南京。
在中國歷史上，宦官最盛是大唐，確切地說，是中晚唐
中晚唐時，國家朝綱混亂。
宦官掌握了禁軍，努力剝奪朝官的權力，甚至參與皇位的爭奪 ；朝官們試圖做出反抗，卻總是陷於黨爭，不能同仇敵愾；皇帝不僅要在朝官和宦官之間維持平衡，還要利用朝官和宦官來控制藩鎮。
總之，大多數人已經失位，如果放任下去，大唐會更快地亡國，回鶻和吐蕃也有可能襲擊中原大地。
為了奪回失去的權力，為了維護國家命運，唐文宗李昂和李訓等官員發動主要目的為誅滅宦官的事變，這也是南衙和北司之間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甘露之變宣告失敗，宦官大肆殺戮朝官，同時挾制皇帝，掌控了朝局。
之後的南衙和北司之爭，朝官和皇帝的計劃都是無果而終。光化年間，宰相藉助藩鎮的力量誅殺宦官集團，只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可惜的是，大唐王朝也很快覆滅。
大和二年，唐文宗策士，準備掃除宦官
大和二年，唐文宗親自策試製舉人 ，劉蕡的策文指出了國家權力結構的四方力量：皇帝、朝臣、宦官和藩鎮，都存在問題。而宦官專權是問題的根源，
核心在於宦官掌握了禁軍兵權，解決的辦法是“塞陰斜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在這裡，劉蕡給宦官的定位，是“家奴”，不僅朝官這麼認為，皇帝也這麼想。
甘露之變後，文宗因為早年抱負未得實現，鬱鬱寡歡，“朕自以為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為不及也。”
這個被陳寅恪稱為“模範監獄囚徒”的皇帝對宦官的認識，是家臣，這個認識是比較正確的。宦官掌權是因為皇帝的信任，離開的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宦官很快就會失勢；皇帝需要宦官來掌握禁軍這支私人軍隊，也需要宦官來幫忙處理朝政，協調和朝官的利益。
皇帝和宦官，是相互依存的關係，皇帝不會想著把宦官們一網打盡。但是家奴掌握了太多的權力，遇到較弱勢的君主，家奴便可以控制君主，利用君主的種種弱點，實現自己的目標。
甘露之變前，宦官內部也有很多矛盾，甘露之變後，宦官們也開始利用朝臣之間的矛盾，同時任用牛李兩黨黨魁為相，自己暗中操控朝政。
宦官們一致對外之時，朝官們爭鬥不亦樂乎，一切朝事不論大小，以黨論事而非以事論事，文宗也只好和稀泥。朝政混亂可見一斑。
到武宗朝時，武宗任用李德裕為相，君臣傾力合作，討伐回鶻，平定澤潞，皇權有了復甦的跡象，相權也得到了鞏固 。皇帝和朝官合作，平定了外亂，剩下的一個禍患就是宦官。
這時的宦官十分緊張，平定澤潞之時沒有派出神策軍，只怕帝都空虛時被人端了腦袋；李德裕凱旋歸來，宦官散佈謠言，於是有了“丹鳳樓宣赦之案”，隨後武宗明確向神策軍中尉索要軍印，宦官馬上做出反應，做好了發動政變的準備，武宗也被迫妥協。即便是強力的皇帝，在宦官力量積累好幾朝的情況下，也沒有辦法抵抗。家奴之禍，已經近乎無法控制。
王朝末期，宦官專權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漢末曹操認為，宦官得勢只是因為受皇帝信任，皇帝不信任，他們自然不成氣候，沒必要殺掉所有的宦官，只需要剷除朱主謀，脅從不問，事實證明別人採用的引進董卓來消滅宦官的做法是飲鴆止渴。
同樣，唐末宰相引進朱溫消滅宦官，也帶來的王朝滅亡，歷史居然如此地相似。
但是與漢末宦官相比，唐末的宦官勢力更為強大，處理起來比漢末更為複雜。唐文宗利用朝官和宦官內部的矛盾，用李訓除掉宦官王守澄， 而後用李訓試圖除掉仇士良之時，因為李訓提前發動政變而失敗。
除掉王守澄，文宗認識到依靠孤立無援的宋申錫不可行，而他任用的李訓和鄭注，倒是有一些背景，雖然覺得自己站在朝官的立場上，但是種種行為卻表明，他不僅打壓了牛李兩黨，還排擠了異己者，專權之態，導致一些有識之士望而卻步，他的行動，並沒有得到大部分朝官的支持，最終也因勢單力薄而失敗。
甘露之變之前，李訓和鄭注已經動用了幾乎所有能動用的力量，如果他們真的按照計劃來行動，甘露之變很有可能會成功。但是李訓提前發動事變，錯誤地估計了雙方作戰力量的實力，也沒有能掌握皇帝。
整個事變前後，最為核心的任務文宗的處境最為艱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微弱的皇權讓他把保命放在首要位置，加上本身就較為懦弱的性格，終其一生也沒能解決宦官問題，他的處境，最難體會。
甘露之變失敗，讓大唐徹底走向末路
甘露之變失敗，朝官震動，中央宦官掌權，朋黨相爭，宰相遭到刺殺，百官避之唯恐不及，整個社會再也看不到希望 。之後的皇帝也試圖剪滅宦官，甘露之變留給朝官的陰影讓他們不敢有所作為。
名相裴度遠離京城，歌舞昇平，表面上的歡樂下面，有著無盡的悲傷，詩人張祜不會理解裴度的悲苦。年事已高的白居易說“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不斷用說理的方式來堅定自己的信念，內心的不安與惶恐難以隱藏。
接觸過核心權力集團的杜牧在甘露之變後心態大變，即便是回到那個曾經讓他“贏得青樓薄倖名”的揚州，感受的卻是“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他在給池州刺史李方玄信中說“僕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心理處境，頗多悲哀。
年輕的李商隱對時事大發議論，這些議論也給他後來的仕途埋下了絆腳石，隨著閱歷的增加，對現實的不公，發出感嘆只有採取含蓄的方式。
當時的劉禹錫連評論都沒有發出，而溫庭筠也因為交往莊恪太子而受牽累。
當然也有姚合這樣在黨爭的夾縫中謹小慎微但官又越做越大的人，時事造就了這種特殊的詩人。
甘露之變的失敗，意味著大唐必然走向滅亡，文人的筆下幾乎看不到希望。
但是，甘露之變成功了又會如何？按照李訓和鄭注的計劃，還有他倆個人的權謀，很難想政變成功後會像裴度那樣做一箇中興名臣，即便是李德裕那樣建功立業，也不好說，很有可能大唐沒有亡國在朱溫手中，而是亡國在他人手中。
根據後車之鑑，當時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劉蕡在策文中說的那樣，宦官不越權，安心做家奴，但是這種理想的情況會實現嗎？可能性極其微小吧。宦官制度的存在，宦官就不會消失，宦官是皇權延伸的產物，是皇帝的家奴，皇帝本人如果昏暗，家奴必將成禍。
寫到這裡，想起了先民的卜辭：
“ 辭土反其宅，水歸其澤，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蠟辭”
先民卜筮對天發出的命令，有著萬物歸位的希冀。在中國人的哲學觀裡，天地運行而不失其正，乃世間理想。在政治制度上的認識，也是如此，各司其職而不逾矩，天下可得太平。
制度本身也有問題，但是儒者們不大關心制度體系的設計，他們熱心於大制度下面的小修小補，更熱心於在官員道德自律上做文章。那些讓我們讀者熱淚盈眶的文章，背後也是無盡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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