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辛格只担任了4个月的中情局局长，随后便出任国防部长，接替施莱幸格职务的是老牌职业特工威廉·科尔比。科尔比身材不高，背有点驼。他在情报界人士的眼里是个政治上的流浪汉，他是唯一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中情局局长。在“水门事件”爆发的前后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参众两院相继补充了一批新议员。这些新议员不拘泥于参众两院传统沿袭下来的小组委员会制度，对许多事情都要追根刨底。
尤其在揭出“水门事件”丑闻后，追究政府机构不法行为及其责任者的浪潮日甚一日。面对这种形势，科尔比认为，中情局已经无法再保住过去一直隐藏在秘密行动中的那些违法丑闻了，因此他对于来自政界和报界的追问采取了“承认过去错误，现在已经改正，今后不会再犯”的态度。中情局的人员发现，他们的新局长与从不把家丑外扬的前任局长赫尔姆斯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非常不情愿但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科尔比把一件又一件的中情局丑闻抖落出来。
大家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安格尔顿领导的反间谍处人员对科尔比更是反感，甚至有人怀疑科尔比是否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克格勃打入中情局总部并窃取要职的间谍。当然，反情报处忌恨科尔比还另有原因。上届局长施莱辛格在中情局内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裁员。约占全局7％的人员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和退休，按照施莱辛格认为“死木头”大多在秘密单位的想法，其中对行动部裁减的比例最大，当然这与副局长科尔比也有密切的关系。于是由科尔比分管了计划事务这部分工作。在裁员过程中，他极力鼓动施莱辛格把长期担任反间谍处处长的安格尔顿和他手下的几名高级官员赶走，但施莱辛格没有同意。
科尔比就任局长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了。科尔比与安格尔顿的矛盾由来已久，但两人之间发生的第一个公开冲突则是在邮检问题上。邮检工作实际上一直由中情局安全室承担，反间谍处的工作只是负责对邮检中发现的疑点进行分析处理，并与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系。邮检中心设在纽约和旧金山。从1952年到1973年，中情局的邮检工作持续了20多年。当时，安全室人员把一些来自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信件扣压下来，处理方法有信封法和信囊法两种。前者是将信封拍照存档；后者是小心秘密地拆开信的封口，检查并拍下其中的内容，然后将信重新封好。
“还有几次曾短期地检查过中国和古巴的邮件”，一旦发现与美国“安全利益”有关的信件，便通报联邦调查局。自从中情局的这件丑闻被披露出来以后，引起了施莱辛格和科尔比的重视。科尔比提议立即终止这项工作，安格尔顿对科尔比的提议置之不理。相反，他向施莱辛格抛出许多证据，证明中情局邮检工作的重要性。安格尔顿还要求尼克松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的邮检工作。最后，施莱辛格作出了一个折衷的决定：邮检工作暂时停止。可他没有讲明，是永远终止这项工作，还是暂时的停顿，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科尔比上任后，没有立即清除安格尔顿。他感到，由于施莱辛格采取的裁员措施，现在的中情局尤其是行动处人心惶惶，内部很不稳定。“秘密工作单位刚刚度过其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人事动乱，如果再采取不利于安格尔顿的举动就会被认为是要有更大动乱的征兆。”科尔比着手更改了行动处的工作范围，取消了安格尔顿的一些重要职责，规定反间谍处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不受外国间谍的侵害。安格尔顿很恼火。科尔比知道，反情报处在名义上从属于行动部，实际上是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虽然反情报处的规模小了，但它还在神出鬼没地进行着秘密行动，谁也弄不清它究竟做什么。
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把反间谍处称为安格尔顿的“男爵领地”。不久，有两个问题使科尔比转变了当初的想法，下定决心清除安格尔顿。把反间谍处在以色列的“户头”取消。1974年12月17日，科尔比把决定告诉了安格尔顿：或者留下来，以便把自己的才智和经验留给中情局，或者在文官委员会提出的公务员退休的最后期限之前完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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