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數週的大封鎖，遭受悲慘的生命損失和全球經濟大崩潰後，極度的不確定性仍是當前歷史性時刻的最佳註腳。企業會重新開張並招募員工嗎？我們會重新旅行嗎？中央銀行和政府放出的洪水般資金是否足以防止深度和持久的衰退，還是讓形勢更糟糕？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具體的方式將在不久後明瞭。
為了幫助我們瞭解迫在眉睫的鉅變，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邀請包括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內的九位全球頂尖思想家，對大流行後的經濟和金融秩序進行預測。
01 我們需要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曾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過去常常嘲笑各國追求糧食或能源安全的呼籲。他們認為，全球化時代邊境已經無關緊要，如果我們自己的國家發生物資短缺，我們總是可以從其他國家獲得幫助。現在，隨著各國緊緊地將口罩和醫療設備攢在手裡，同時拼命的抓取更多的物資，邊境突然變得極其重要。新冠病毒危機強烈地提醒人們，基本的政治和經濟部門仍然是民族國家。
為了構建看似有效的供應鏈，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為鏈條的每個環節尋覓成本最低的生產商。這非常短視，這樣的供應鏈系統沒有彈性、多樣性不足且容易被打斷。沒有或者很少庫存的準時化生產配送系統，可能足以應對小的擾動，但我們已經看到意外的風險來臨時，這種系統的崩解。
我們應該從2008年金融危機汲取關於彈性的教訓，但很顯然，教訓已經被我們拋之腦後。2008年金融危機前，我們創建了一個高度耦合的金融系統，該體系看起來很有效，可以吸收一些微小的衝擊，其實有著極大的脆弱性。如果沒有政府的大規模救助，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該體系將崩潰。
此次疫情之後，我們建立的經濟系統必須有更長遠的目光，更加具有彈性，對經濟全球化遠超政治全球化這一事實更為敏感。當下的局勢告訴我們，各國必須竭力在利用全球化與必要的自力更生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02 戰時氛圍為變革打開了機會窗口
羅伯特·希勒，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學術顧問小組成員，著有《非理性繁榮》
根本性的改變，通常發生在戰爭時期。儘管當前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外國勢力，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經帶來了濃郁的戰時氛圍，使得鉅變的發生成為可能。
充滿痛苦和英雄主義敘事的氛圍隨著病毒的擴散四處瀰漫。在戰爭時期，不僅同一個國家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不同國家的人們也團結在一起，因為他們共同面對病毒這樣的敵人。發達國家的人可能會與貧困國家的苦難者產生更多的共情，因為他們分享了類似的經歷。病毒也使我們匯聚在無數的Zoom會議中。突然之間，世界似乎變得更小更親密。
我們有理由希望，大流行給創造新的方式和機構以應對苦難打開了機會窗口，其中包括採取更有效的措施阻止不平等現象的加劇趨勢。也許，眾多國家向個人發放的緊急款項是通向普遍基本收入的序曲。在美國，更好更普遍的醫療保險可能剛剛獲得了新的驅動力。在這場戰爭中，各國處於同一立場，現在可能有動力建立新的國際機構，以使各國之間更好地分擔風險。戰時氛圍會再次消失，但這些新機構將存續。
03 真正的風險是政客利用我們的恐懼
吉塔·戈皮納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短短的幾周時間，悲劇性的生命損失，癱瘓的全球供應鏈，盟國之間醫療用品的運輸中斷以及自1930年以來全球經濟最嚴重的衰退，這些戲劇性的事件暴露了開放邊界的脆弱性。
如果新冠肺炎出現之前，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支持已經在下降，那麼這次大流行可能會加速重新評估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作為全球供應鏈一環的企業，親眼目睹了它們相互依存的固有風險以及中斷帶來的巨大損失。將來，這些公司可能會更多地考慮尾部風險，導致供應鏈更加本地化和穩健，但全球化程度較低。在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化的擁抱包括資本流動的持續開放，然而，我們看到重拾資本管制的風險，這些國家爭先恐後地保護自己，以免突然的經濟停頓造成的不穩定影響。即使病毒的遏制措施在世界範圍內逐漸消失，人們可能也會自我評估個人風險並決定無限期減少旅行，逆轉半個世紀以來國際流動性的不斷提高趨勢。
然而，真正的風險是，個人和公司原始的、自發的遠離全球化的想法，被一些政客扭曲為對開放邊界的恐懼而被利用。他們會用自給自足來偽裝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會用公共健康的藉口來限制人們的活動。現在，要靠全球各國的領導人來避免這種結果，要保持國際團結精神，畢竟這種精神我們共同維護了50多年。
04 釘死全球化棺材的另一個釘子
卡門M·萊因哈特，哈佛大學國際金融學教授，著有《這一次不一樣：八百年來金融危機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蕭條迎來了前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終結。除了重新出現貿易壁壘和資本管制外，這種終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有40%以上的國家進入了違約狀態，許多國家被驅逐出全球資本市場直到1950年代甚至更晚時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嶄新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將國內金融抑制與廣泛的資本流動控制結合在一起，有點像全球貿易和金融的前一個時代。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當前的全球化週期遭受了一系列打擊：歐洲債務危機、英國脫歐以及中美貿易戰。在許多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進一步使平衡趨向於本國偏見。
大流行是自1930年代以來，席捲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危機。他們的衰退可能很深很久。與1930年代一樣，主權債務違約率可能會飆升。限制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呼聲在困難時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即使在大流行得到控制後，對全球供應鏈和國際旅行安全性，以及對國家自給自足的必要性與彈性的擔憂都將持續存在。新冠病毒後的金融體系結構，可能無法將我們帶回到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前的前全球化時代，但對國際貿易和金融的損害將是廣泛且持久的。
05 大流行惡化了經濟的原有條件
亞當·波森，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
大流行使世界經濟的四個原有條件惡化。雖然通過大手術，這種惡化是可逆的，但是如果沒有強力的干預，它們將變得慢性和極具破壞性。第一個是長期停滯——生產率增長緩慢、私人投資回報低和通貨緊縮。隨著在大流行中人們規避風險和增加儲蓄，這一趨勢將不斷加深，持續削弱需求和創新。
其次，富裕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抵禦危機的能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第三，部分原因是逃往安全的需求和發展中經濟體明顯的風險，世界將繼續過分依賴美元進行融資和貿易。即使美國對投資的吸引力下降了，但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區，美國的吸引力仍將相對增加，這將導致持續的不滿。
最後，經濟民族主義將導致越來越多的政府把自己的經濟與世界其他地區隔離。雖然這不可能產生完全的自給自足或接近它的任何事物，但它將加強前兩個趨勢並增加第三個趨勢的怨恨。
06 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希望中央銀行提供援助
艾斯沃·普拉薩德，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大屠殺給世界經濟留下深深的傷痕。中央銀行通過撕毀自己的規則手冊來應對挑戰。美聯儲通過購買資產來捍衛金融市場，還向其他中央銀行提供美元流動性。歐洲中央銀行已宣佈對歐元的支持“沒有限制”，並宣佈大規模購買政府和企業債券以及其他資產。英格蘭銀行正在直接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甚至一些新興市場的中央銀行，例如印度儲備銀行，也在考慮採取非常規措施。
另一方面，事實證明，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在政治上很複雜，實施起來很麻煩，而且往往很難確定需求最大的地方。
曾經被視為謹慎和保守的中央銀行家已經表明，他們可以在絕望的時候敏捷、大膽和創造性行事。即使政治領導人不願跨境協調政策，中央銀行也可以採取一致行動。
如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銀行已經根深蒂固，成為抵禦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第一道防線。他們可能會愧對這個巨大的新角色以及帶來的不切實際的負擔和期望。
07 正常的經濟永遠不會回來
亞當·圖茲，哥倫比亞大學歐洲學院歷史學教授兼主任，著有《崩潰：十年金融危機如何改變世界》
隨著大封鎖的開始，第一個衝動就是尋找歷史鏡像：1914年、1929年、1941年？然而，我們當下所經歷的衝擊更為猛烈。陽光下有些新鮮事，過於恐怖。
經濟後果堪憂。許多國家面臨的經濟衝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重和殘酷。像零售業，本來就受到在線競爭的巨大壓力，當下的臨時關門可能成永久。許多商店不會重新開業，他們提供的工作崗位永遠消失。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小企業主及其家庭正面臨著災難。我們維持封鎖的時間越長，經濟創傷越深，復甦也越慢。
我們對經濟和金融的認知已被徹底打亂。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們一直在談論要考慮巨大的不確定性。現在，我們知道真正的極端不確定性是什麼樣子。
我們目睹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聯合財政努力，但很明顯，第一輪可能還不夠。人們對中央銀行前所未有的“雜技”活動抱有幻想。為了處理累積的債務，歷史給出了一些激進的選擇，包括通貨膨脹或有組織的公共違約（如果只是影響到中央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務，聽起來就不會那麼“刺激”）。
如果企業和家庭的反應是規避風險和逃向安全，將加劇停滯的力量。如果公眾對危機引發的債務累積的反應是緊縮，將使情況變得更糟。呼籲一個更積極、更有遠見的政府來走出危機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採取什麼形式以及由哪些政治力量控制它。
08 大量失去的工作永遠不會回來
勞拉·德·安德烈·泰森，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大流行和隨後的復甦將加速正在進行的數字化和工作自動化趨勢，這一趨勢在過去二十年裡侵蝕了中等技能工作，同時增加了高技能工作，還加劇了工資中位數的停滯和收入差距的擴大。
需求變化（其中許多變化是由大流行造成的經濟混亂加速的）將改變未來GDP的構成。服務在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將繼續上升。但是，隨著數字化推進，這些服務的組織和交付方式將發生變化，當面服務的份額在零售、酒店、旅行、教育、醫療保健和政府領域將下降。
眾多低薪、低技能、當面服務的工作，尤其是小公司提供的工作，不會隨著最終的恢復而回來。但是，提供警務、消防、醫療、物流、公共交通和食品等基本服務的工人的需求將增加，這將為這些傳統的低薪部門帶來新的就業機會，並增加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的壓力。經濟下滑將加速非標準、不穩定的就業崗位（兼職工人、零工工人和具有多個僱主的工人）的增長，從而導致新的隨身福利制度隨工人一起變動，並擴大僱主的定義。還需要新的數字化形式的低成本培訓計劃，以提供新工作所需的技能。突然海量湧現的，依賴遠程工作能力的崗位提醒我們，為了加速經濟活動的數字化，有必要對Wi-Fi、寬帶和其他基礎設施進行重大且全面的擴展。
09 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著有《中國贏了嗎？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挑戰》
大流行將加速已經開始的變化：從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為什麼這種趨勢會延續下去？美國人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失去了信心。無論有沒有特朗普，自由貿易協定都是有毒的。相比之下，中國並沒有失去信心。為什麼不？有更深的歷史原因。中國領導人現在已經知道，1842年至1949年是中國遭受屈辱的世紀，這是其自滿導致的結果，也是領導人將其與世界隔絕的徒勞努力的結果。相比之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繁榮是全球參與的結果。中國人民也經歷了文化自信心的爆炸式增長。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贏得競爭。
因此，正如我在新書裡寫的那樣，中國贏了嗎？美國有兩種選擇。如果其主要目標是維持全球主導地位，它將必須與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零和地緣政治競賽。但是，如果美國的目標是改善其社會狀況惡化的美國人民的福祉，那麼它應該與中國合作。明智的律師建議，合作將是更好的選擇。但是，鑑於美國對中國的政治環境惡劣，明智的律師可能不會佔上風。
來源：“How the Economy Will Look After the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April 15, 2020.
翻譯：不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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