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全球顶尖经济学家预测:新冠永远改变经济金融秩序

九位全球顶尖经济学家预测:新冠永远改变经济金融秩序


历经数周的大封锁,遭受悲惨的生命损失和全球经济大崩溃后,极度的不确定性仍是当前历史性时刻的最佳注脚。企业会重新开张并招募员工吗?我们会重新旅行吗?中央银行和政府放出的洪水般资金是否足以防止深度和持久的衰退,还是让形势更糟糕?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具体的方式将在不久后明了。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迫在眉睫的巨变,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邀请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九位全球顶尖思想家,对大流行后的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预测。


01 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九位全球顶尖经济学家预测:新冠永远改变经济金融秩序


经济学家过去常常嘲笑各国追求粮食或能源安全的呼吁。他们认为,全球化时代边境已经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发生物资短缺,我们总是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帮助。现在,随着各国紧紧地将口罩和医疗设备攒在手里,同时拼命的抓取更多的物资,边境突然变得极其重要。新冠病毒危机强烈地提醒人们,基本的政治和经济部门仍然是民族国家。

为了构建看似有效的供应链,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为链条的每个环节寻觅成本最低的生产商。这非常短视,这样的供应链系统没有弹性、多样性不足且容易被打断。没有或者很少库存的准时化生产配送系统,可能足以应对小的扰动,但我们已经看到意外的风险来临时,这种系统的崩解。

我们应该从2008年金融危机汲取关于弹性的教训,但很显然,教训已经被我们抛之脑后。2008年金融危机前,我们创建了一个高度耦合的金融系统,该体系看起来很有效,可以吸收一些微小的冲击,其实有着极大的脆弱性。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救助,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该体系将崩溃。

此次疫情之后,我们建立的经济系统必须有更长远的目光,更加具有弹性,对经济全球化远超政治全球化这一事实更为敏感。当下的局势告诉我们,各国必须竭力在利用全球化与必要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02 战时氛围为变革打开了机会窗口


罗伯特·希勒,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学术顾问小组成员,著有《非理性繁荣》

九位全球顶尖经济学家预测:新冠永远改变经济金融秩序

根本性的改变,通常发生在战争时期。尽管当前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外国势力,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带来了浓郁的战时氛围,使得巨变的发生成为可能。

充满痛苦和英雄主义叙事的氛围随着病毒的扩散四处弥漫。在战争时期,不仅同一个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病毒这样的敌人。发达国家的人可能会与贫困国家的苦难者产生更多的共情,因为他们分享了类似的经历。病毒也使我们汇聚在无数的Zoom会议中。突然之间,世界似乎变得更小更亲密。

我们有理由希望,大流行给创造新的方式和机构以应对苦难打开了机会窗口,其中包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阻止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趋势。也许,众多国家向个人发放的紧急款项是通向普遍基本收入的序曲。在美国,更好更普遍的医疗保险可能刚刚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在这场战争中,各国处于同一立场,现在可能有动力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以使各国之间更好地分担风险。战时氛围会再次消失,但这些新机构将存续。


03 真正的风险是政客利用我们的恐惧


吉塔·戈皮纳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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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几周时间,悲剧性的生命损失,瘫痪的全球供应链,盟国之间医疗用品的运输中断以及自1930年以来全球经济最严重的衰退,这些戏剧性的事件暴露了开放边界的脆弱性。

如果新冠肺炎出现之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支持已经在下降,那么这次大流行可能会加速重新评估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作为全球供应链一环的企业,亲眼目睹了它们相互依存的固有风险以及中断带来的巨大损失。将来,这些公司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尾部风险,导致供应链更加本地化和稳健,但全球化程度较低。在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化的拥抱包括资本流动的持续开放,然而,我们看到重拾资本管制的风险,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保护自己,以免突然的经济停顿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即使病毒的遏制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消失,人们可能也会自我评估个人风险并决定无限期减少旅行,逆转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流动性的不断提高趋势。

然而,真正的风险是,个人和公司原始的、自发的远离全球化的想法,被一些政客扭曲为对开放边界的恐惧而被利用。他们会用自给自足来伪装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会用公共健康的借口来限制人们的活动。现在,要靠全球各国的领导人来避免这种结果,要保持国际团结精神,毕竟这种精神我们共同维护了50多年。


04 钉死全球化棺材的另一个钉子


卡门M·莱因哈特,哈佛大学国际金融学教授,著有《这一次不一样:八百年来金融危机史》

九位全球顶尖经济学家预测:新冠永远改变经济金融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萧条迎来了前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终结。除了重新出现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外,这种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40%以上的国家进入了违约状态,许多国家被驱逐出全球资本市场直到1950年代甚至更晚时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崭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国内金融抑制与广泛的资本流动控制结合在一起,有点像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前一个时代。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当前的全球化周期遭受了一系列打击: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以及中美贸易战。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进一步使平衡趋向于本国偏见。

大流行是自1930年代以来,席卷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危机。他们的衰退可能很深很久。与1930年代一样,主权债务违约率可能会飙升。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呼声在困难时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即使在大流行得到控制后,对全球供应链和国际旅行安全性,以及对国家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与弹性的担忧都将持续存在。新冠病毒后的金融体系结构,可能无法将我们带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的前全球化时代,但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损害将是广泛且持久的。


05 大流行恶化了经济的原有条件


亚当·波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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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使世界经济的四个原有条件恶化。虽然通过大手术,这种恶化是可逆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力的干预,它们将变得慢性和极具破坏性。第一个是长期停滞——生产率增长缓慢、私人投资回报低和通货紧缩。随着在大流行中人们规避风险和增加储蓄,这一趋势将不断加深,持续削弱需求和创新。

其次,富裕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第三,部分原因是逃往安全的需求和发展中经济体明显的风险,世界将继续过分依赖美元进行融资和贸易。即使美国对投资的吸引力下降了,但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美国的吸引力仍将相对增加,这将导致持续的不满。

最后,经济民族主义将导致越来越多的政府把自己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虽然这不可能产生完全的自给自足或接近它的任何事物,但它将加强前两个趋势并增加第三个趋势的怨恨。


06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中央银行提供援助


艾斯沃·普拉萨德,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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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大屠杀给世界经济留下深深的伤痕。中央银行通过撕毁自己的规则手册来应对挑战。美联储通过购买资产来捍卫金融市场,还向其他中央银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欧洲中央银行已宣布对欧元的支持“没有限制”,并宣布大规模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以及其他资产。英格兰银行正在直接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甚至一些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例如印度储备银行,也在考虑采取非常规措施。

另一方面,事实证明,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在政治上很复杂,实施起来很麻烦,而且往往很难确定需求最大的地方。

曾经被视为谨慎和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已经表明,他们可以在绝望的时候敏捷、大胆和创造性行事。即使政治领导人不愿跨境协调政策,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一致行动。

如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第一道防线。他们可能会愧对这个巨大的新角色以及带来的不切实际的负担和期望。


07 正常的经济永远不会回来


亚当·图兹,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学院历史学教授兼主任,著有《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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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封锁的开始,第一个冲动就是寻找历史镜像:1914年、1929年、1941年?然而,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更为猛烈。阳光下有些新鲜事,过于恐怖。

经济后果堪忧。许多国家面临的经济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重和残酷。像零售业,本来就受到在线竞争的巨大压力,当下的临时关门可能成永久。许多商店不会重新开业,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永远消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小企业主及其家庭正面临着灾难。我们维持封锁的时间越长,经济创伤越深,复苏也越慢。

我们对经济和金融的认知已被彻底打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要考虑巨大的不确定性。现在,我们知道真正的极端不确定性是什么样子。

我们目睹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联合财政努力,但很明显,第一轮可能还不够。人们对中央银行前所未有的“杂技”活动抱有幻想。为了处理累积的债务,历史给出了一些激进的选择,包括通货膨胀或有组织的公共违约(如果只是影响到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刺激”)。

如果企业和家庭的反应是规避风险和逃向安全,将加剧停滞的力量。如果公众对危机引发的债务累积的反应是紧缩,将使情况变得更糟。呼吁一个更积极、更有远见的政府来走出危机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以及由哪些政治力量控制它。


08 大量失去的工作永远不会回来


劳拉·德·安德烈·泰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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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和随后的复苏将加速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和工作自动化趋势,这一趋势在过去二十年里侵蚀了中等技能工作,同时增加了高技能工作,还加剧了工资中位数的停滞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需求变化(其中许多变化是由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混乱加速的)将改变未来GDP的构成。服务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继续上升。但是,随着数字化推进,这些服务的组织和交付方式将发生变化,当面服务的份额在零售、酒店、旅行、教育、医疗保健和政府领域将下降。

众多低薪、低技能、当面服务的工作,尤其是小公司提供的工作,不会随着最终的恢复而回来。但是,提供警务、消防、医疗、物流、公共交通和食品等基本服务的工人的需求将增加,这将为这些传统的低薪部门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并增加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的压力。经济下滑将加速非标准、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兼职工人、零工工人和具有多个雇主的工人)的增长,从而导致新的随身福利制度随工人一起变动,并扩大雇主的定义。还需要新的数字化形式的低成本培训计划,以提供新工作所需的技能。突然海量涌现的,依赖远程工作能力的岗位提醒我们,为了加速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有必要对Wi-Fi、宽带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重大且全面的扩展。


09 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著有《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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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将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为什么这种趋势会延续下去?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无论有没有特朗普,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有毒的。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不?有更深的历史原因。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知道,1842年至1949年是中国遭受屈辱的世纪,这是其自满导致的结果,也是领导人将其与世界隔绝的徒劳努力的结果。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是全球参与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心的爆炸式增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赢得竞争。

因此,正如我在新书里写的那样,中国赢了吗?美国有两种选择。如果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它将必须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零和地缘政治竞赛。但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其社会状况恶化的美国人民的福祉,那么它应该与中国合作。明智的律师建议,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但是,鉴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环境恶劣,明智的律师可能不会占上风。


来源:“How the Economy Will Look After the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April 15, 2020.

翻译:不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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