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十足的資本主義有一副不大受歡迎的面孔，一個代表富人的腐敗政府則更為糟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試圖改善體制也收效甚微。
——艾倫·吉爾伯特和彼得·沃德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日前，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孟買（Mumbai） 、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Karachi）和菲律賓首都馬尼拉（Manila），城內貧民窟中均發現新冠確診病例。另一份來自聯合國的統計數據表明，全球共有
10億人口生活在貧民窟中——將近世界總人口的八分之一。那裡普遍缺乏足夠的安全水源，人口密度大，衛生設施和住宅條件惡劣。因此，流行性傳染病一旦進入其中，往往會如野火般傳播和擴散。這些貧民窟通常分佈在何處？它們的興起有何歷史淵源？為何如此龐大的群體彷彿常常被人忽略？美國學者邁克·戴維斯指出，在20世紀更早時期，歐洲殖民主義者強迫當地的勞工居住在城市的邊緣或者外部，並限制其租賃權和財產權。同時，他們拒絕改善公共衛生狀況或者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設施給當地居民，這給在20世紀後半葉宣告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留下了不少城市的貧困問題。隨後，城市及其貧民窟在一連串的政治化進程中極速發展，並隨之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宗教和外交至少一項因素的集中表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貧民窟的發展週期總是與選舉週期同步；在南越，被動城市化成為了美國軍事策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阿爾及利亞，七年殖民戰爭使得半數鄉村人口流離失所。而在我們最為熟悉的國家，市場經濟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造成了以珠三角、上海和北京為首的城市內部“流動的貧民窟”。
另一份來自印度德里的研究數據表明，如果貧民窟的健康問題被持續忽略，那麼流行性傳染病在城市的感染率將會上升10%到50%，而為之研發的疫苗效率將會降低30%到55%。也許，對於同樣居住在城市的管理精英來說，是時候將目光放回到那些曾經被忽略的人身上了。
被動城市化和貧民窟背後的政治衝突
譯/潘純琳
標題為編者加
就印度次大陸而言，分裂及其種族宗教餘波把上百萬人驅趕到貧民窟中。孟買、德里、加爾各答、卡拉奇、拉合爾和達卡都被迫吸納1948年(印度次大陸分裂)、1964年(印巴戰爭)和1971年(孟加拉國脫離英聯邦)暴力革命餘波中的大量難民。隨著一貧如洗的巴基斯坦難民的湧入，以及隨之而來的(儘管更慢)紡織工業的擴張，孟買人口在過去10年的殖民統治中至少每年增長2%，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又幾乎翻了一番。與此同時，50年代卡拉奇和海得拉巴的半數人口是“穆哈吉爾”，即來自旁遮普邦東部的穆斯林難民。他們後來與成千上萬貧困的比哈爾人——穆斯林農民和“二重移民”(先逃到東巴基斯坦，然後在孟加拉國獨立後逃到巴基斯坦)——結合在一 起。
從一開始，這些貧民窟難民人口就嚴重地依賴政治掮客和腐敗政黨的機器。其結果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貧民窟的發展週期因與選舉週期同步而變得著名：在卡拉奇，土地強佔和小塊土地私有化在選舉年顯著增加；而在印度，選舉提供給擅自定居者借貸機會以使得他們的“貧民窟”合法化或得到改善。在南越，被動城市化——被無意識的奧威爾式諷刺描繪為“現代化”——是美國軍事策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據軍事戰略家塞繆爾·亨廷頓所言，自從越共建構為“一種只要這一選區繼續存在就不能從其選區逐出的強有力的力量”，他和其他鷹派人士勸說取消這一“選區”。美國恐怖轟炸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導致了大批農民移民到城市，以至於毛主義關於革命戰爭的基本假定不再適用。毛主義所激發的農村革命被美國支持的城市革命徹底摧毀。” 正如歷史學家瑪麗蓮·楊指出的那樣，在戰爭期間，南越城市人口比率從15%劇增到65%，500萬背井離鄉的農民變成貧民窟或難民營居民。在阿爾及利亞，七年殘酷無情的殖民戰爭（1954-1961）同樣使得半數鄉村人口流離失所。1962年國家獨立之後，這些無根民眾湧入城市。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阿爾及利亞人口增加了兩倍，當時貧窮移民擁入波紋狀分佈的都市近郊貧民窟或優先佔據90萬結腸病死者空出來的公寓。新政權最初只強調蘇聯的集團模式重工業化而相對忽略現有農業，這加劇了農民的移民。阿爾及利亞很快變得非常擁擠，許多人 都硬擠在搖搖欲墜的舊房子裡。卡斯巴許多舊房子的自然坍塌經常使居民喪生。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都市近郊的貧民窟繼續擴展到城市郊區和主幹道沿線。
與此同時，在戰後土耳其，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受到馬歇爾計劃援助、農業現代化和進口替代型生產增長的刺激。但是，正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恰拉爾·凱德爾發現的那樣，基馬爾主義做好準備，也沒有把國有土地轉讓給私營開發商，而代之以“惰性民粹主義委託制度的盛行”。安那託利亞移民被迫與當地官員協商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郊區建造他們自己的棚戶城市，於是1955-1965這10年成為擅自定居者的英雄時代，當時一夜建成區人口從城市人口總數的5%激增到23%，自那以後，這一百分比沒有發生太大變動。至少在早期，一夜建成區對政治體系的協同支持使得他們成為大眾住房的最初模式。凱德爾還指出:“一般說來，政治家們寧願保留任意批准建房和維持大眾支持的特權，並以此鞏固他們自己的位置。這種保護主義的存在基於土地的非正規撥用。”中東其他地區，非正式城市化的最大浪潮發生在一二十年之後——20世紀70年代早期世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繁榮時期。艾哈邁·索利曼認為，1974年1990年是開羅“城市居住非正規化的高潮”。移民工人的收入從沙特阿拉伯流回開羅，以填平納賽爾社會福利國家主義的破產所留下的缺口。同樣，20世紀70年代早期，成千上萬失去土地的勞工和工匠搬到德黑蘭去尋找磚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1976年後他們只好面臨失業。他們的幻滅和憤怒很快變成伊斯蘭革命的原料。反過來，這次革命為貧民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獨特空間。阿塞夫·巴亞特解釋說，“當革命推進到大城市街道上時，忙著拓展他們所佔有的社區並把更多城市土地置於(惡性)發展的正是貧民。”此外，在伊朗巴列維國王(Shah)逃跑之後，“趁警察控制崩潰之機，貧困家庭接管了成千上萬空房和半成品的石塊，並整修為他們自己的財產”。令傳統商人懊惱不已的是，新來的貧民已建立了數千個攤位、小商品零售亭和手推車貨攤，使得“街道人行道轉變為富有活力和豐富多彩的購物地帶”。
獨立後不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農民開始湧入城市。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南非除外的大多數國家城市增長率一直是自然人口增長率的兩倍。到80年代，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增長得到了強制性政策的資助，這一政策強迫農民以低於市場價 值的價格出售農產品並對鄉村人口徵收不成比例的稅收。例如，在扎伊爾，蒙博託總統定期地公開抨擊“增長型城市發展的危險，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和犯罪的惡魔”，而又繼續如此殘酷地壓榨鄉村以至於農民除了逃到城市地區之外幾乎別無選擇。但非洲發展中的所謂“城市偏見”對於新興城市大眾的優勢幾乎不起作用——事實上，隨著後殖民精英和武裝力量對鄉村的封鎖，城市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迅速惡化。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獨裁政府的垮臺為土地侵佔和擅自定居創造了臨時機會，就在強大的反對黨和革命的潛在威脅都用土地和基礎設施來拉選票時，城市移民獲得了意外的機會。最新研究表明，委內瑞拉“加拉加斯貧民窟形成的關鍵期是1958—1960年”。在佩雷斯·希門內斯被逐和羅慕洛·坦科爾特當選之前，臨時政府暫時擱置了對貧民窟的驅逐，並給失業者提供了公共救濟;其結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40萬最窮的人搬到加拉加斯。後來，兩個主要政黨——左翼中心的民主行動黨和右翼中心的基督教社會黨——間選票的激烈競爭打開了城市周圍山上非正式貧民窟暴漲的(佩雷斯·希門內斯曾試圖關閉的)防洪閘。結果是加拉加斯及其他委內瑞拉城市以非洲式的速度發展:20世紀60年代，國家從30%的城市率變為30%的鄉村率。在墨西哥市，烏魯丘爾圖反對貧民窟和控制發展的策略最終被證明無法滿足工業家和外國投資者對廉價勞工的需求及工人對廉價住房的需求。勢力強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們同樣感到被市長保守的計劃委員會置於困境。忍耐極限是烏魯丘爾圖對城市主城區建設的反對。1966年9月，他命令以推土機清除位於阿加斯科的聖烏爾蘇拉貧民窟，這是其最後一次挑戰。在此之後，他被古斯塔沃·迪亞斯·奧爾達斯總統(一個因與外國資本家和土地投機商勾結而臭名昭著的政治家)免職。一項快速發展議事日程，即為實現市中心的城市復興而忍受城郊強佔土地的城市化，成了首都革命制度黨的政策。
在那些消除了人口流動和非正式城市化障礙之後的同時代國家中，中國於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放鬆其對城市增長的控制。中國有著巨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儲備(據《人民日報》稱，其中包括半數以上的四川勞工)，其官方障礙的放鬆導致了一次“農民洪流”。官方許可的移民遠遠少於未經許可的移民或“盲流”的洪流。沒有城裡人由家庭戶口簿所賦予的正規居民身份，大批貧窮農民(近來的估計是1億)不能享受合法的社會服務或住房津貼。儘管他們成為珠江三角洲出口血汗工廠及上海和北京建築工地中的超級廉價勞工，他們自己卻住在城邊的臨時棚屋和過度擁擠的房子中。市場經濟在中國帶來了流動的城市貧民窟。
最後，20世紀80年代晚期，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貧民窟起義(黑人城鎮區的“民權”運動)，南非統治者被迫取消了一度限制非洲城市移民和定居的極權主義控制體系——1986年首先廢除《通過法》，1991年又廢除了《種族區域法》。作家瑞安·馬蘭描繪了這一點對大都市開普敦(那兒的非洲黑人人口在1982年至192年間增加了兩倍)的影響：
可恨的《通過法》被廢除後，就像一道巨大的水壩被打破。大批絕望而又滿懷希望的人潮水般漫過山區分散到開普平原(CapeFlats)。他們按照每日80到90戶家庭的比率到來，赤手空拳建造他們的家，用木杆、白鐵皮、從垃圾填埋地和塑料垃圾袋中撿來的零零碎碎來擋風遮雨。兩年中，沙丘消失在簡陋木屋和棚屋的汪洋大海之中，密密擠在一起就像一座老式的城市，住滿了各種各樣的人——私販酒類者、流氓匪徒、拉斯特法裡(Rastafarians)教徒、軍火販、大毒販和近100萬普通工人。
A Billion People Live in Slums. Can They Survive the Viru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8/opinion/coronavirus-slums.html
SDG11: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9/goal-11/
Disparities in spread and control of influenza in slums of Delhi: findings from an agent-based modelling study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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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滿貧民窟的星球
[美] 邁克·戴維斯 著
潘純琳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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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充滿汙染、腐爛、貧窮的噩夢
一部揭露當代城市真實面貌的著作
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機器，把數百萬貧民驅逐到城市邊緣的灰色地帶，他們只能生活在危險的山坡上、汙水橫流的河灘旁、毒氣漫天的垃圾場附近……這是全球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臨的絕望困境。
從開普敦到金薩沙，從卡薩布蘭卡到北京，極度貧窮的城市社區或與我們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邁克• 戴維斯在本書中提醒我們：21 世紀的大多數城市被汙染和腐爛包圍，蜷伏在泥濘之中——並非都市未來主義者們所幻想的“光明城市”。城市貧困的不斷加劇已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那些埋藏在巨型貧民窟中的社會問題，是否會像火山一樣在某天突然爆發？
策劃 & 按語寫作 & 編輯：草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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