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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被卓別林的長片《淘金熱》（The Gold Rush，1925年）激起了對電影的興趣，它沒有對話，在我看的那個版本里只有卓別林自己擔任旁白。他的招牌舞步讓我著迷不已。突然間我發現除了貝蒂·格拉布爾（Betty Grable，1916年12月18日——1973年7月2日，美國女演員）和泰隆·鮑華（Tyrone Power，1914年5月5日——1958年11月15日，美國演員）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電影存在。因此，我選擇了繼續鑽研電影史。
俄亥俄州的托萊多（Toledo）公共圖書館存有保羅·羅德（Paul Rotha，1907年6月3日——1984年3月7日，英國紀錄片導演和電影史學家）第一版本的《迄今為止的電影》（The Film Till Now: A Survey of the Cinema，1930年）。卡里加利博士（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的劇照令人興奮。通過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和各種租賃機構也只能看到少數的老電影，偶爾幸運的話，還能買到一些。當我把電影膠帶託上16毫米的貝爾&豪威爾（Bell&Howell）放映機時，我被另一位偉大的電影大師所吸引——丹麥人卡爾·西奧多·德萊耶。
我從布魯克林的裡德&裡德發行公司（
Reed & Reed Distributors）找到了他《聖女貞德蒙難記》（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年）的剪輯版。儘管那只是一個縮減版，但我已然辨識出他那令人無法抗拒的影像美感。德萊耶勇於創新到底做了什麼呢？他破觚為圓，斫雕為樸，讓被扼制了數世紀的《奧爾良少女》（the Maid of Orleans，德國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根據貞德的故事創作的歌劇）傳說走下神壇。這不是一種褻瀆，而是用真實的藝術透視人性的內在。
1927年，德萊耶按照喬託（Giotto，約1267年－1337年1月8日，意大利畫家與建築師，被認為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開創者）風格重建了魯昂（Rouen）老城，並修建了教堂、護城河和塔樓；他讓科雄主教（Bishop Cauchon）和其他審判官一起點燃了火柱。接著，他讓聖女貞德綁在火刑柱上再被燒了一次。
《聖女貞德蒙難記》的逼真程度如此明顯，以至於在真實事件發生五百年之後的1926年，當這個驚人的探究過往界限的影視化嘗試——用一種毫無矯飾還原這件歷史著名事件真相的方式——在紐約放映時，第一週就有兩位觀眾受到驚嚇猝死於現場。放映被取消了，天主教會（The Catholic Church）要求將所有鏡頭刪除，儘管德萊耶忠實得遵循了審判的原始筆錄。
當我獲得哥本哈根大學的獎學金時，我很高興地瞭解到德萊耶就住在大學附近。此外，從我踏上這個城市的第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愛上這片地方了。學年看上去永無止境，而這裡的冬天真的是冰天雪窯。
生活在哥本哈根的人們有一種慶祝春天和陽關的方式，一旦陽光衝破灰暗的雲層，他們便會簇擁著進入趣伏裡公園（Tivoli Garden），坐在某一家戶外咖啡廳裡，點上一杯涼爽的塔博格啤酒和鋪上北極凍蝦的黃油麵包。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森林裡此起彼伏的山毛櫸綻放出翠綠的新芽，銀蓮花和其它綠色的植物散佈在柔軟的草叢中。天鵝在河流和池塘裡悠閒的遊蕩著。人們開始向城郊的度假區轉移。隨著響亮的口號聲響起，帆船徐徐駛入港口；戴著紅帽子、掛著帆布揹包和相機的學生們安閒自得地走在路上。克隆堡（譯註：Kronborg Castle，原文使用Elsinore Castle，就是指克隆堡，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所描寫的故事即發生在此地）金碧輝煌的銅頂幾乎照亮了整個厄勒海峽。孩子們仰望著天空中展翅飛翔的白鸛，它們從溫暖的非洲一路遷徙迴歸。寒冬的蓋子已經掀開，丹麥人的熱情歡欣踴躍起來。
正是在1954年如此舒適宜人的季節裡，德萊耶著手準備這部新電影的拍攝，這是他長達十幾年後重新開始拍攝的第一部新電影，也是他自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佔領期拍攝《復活之日》（Day of Wrath，1943）後在自己的小國家裡拍攝的第一部電影。
一年前的11月，一個我認識的人在哥本哈根運河旁的一家魚店裡看到過德萊耶，當天晚上他就飛去倫敦向約瑟夫·亞瑟·蘭克男爵（J. Arthur Rank，1888年12月20日——1972年3月29日，英國實業家，是英國當時最大的娛樂集團蘭克集團的創始人）尋求他職業生涯中最大項目的資助。德萊耶一直希望能拍攝一部有關耶穌生平的電影，而且在手稿和前期計劃上已經花了數年時間，就缺他所需要的最後的一個細節，但是他無功而返。
德萊耶先生說，在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不久，好幾個國家的製片人都希望他能夠前去拍攝電影，但由於近代的政治歷史原因，他並不願意這樣做。“當你看到過一些人試圖摧毀你的國家時”，他解釋說，“你不能在一兩年後就忘記了這種傷痛。”
幸運的是，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正直而受苦。丹麥政府為了表彰他的成就——作為一個國際著名的藝術家和堅守信仰的丹麥人，授予他當時國內最出色的電影院之一達格瑪電影院（Dagmar Theater）總經理職位。丹麥演員兼導演本傑明·克里斯滕森（Benjamin Christensen）憑藉1921年的電影《女巫》（Witchcraft through the Ages）贏得了國際性聲望後去了好萊塢繼續他的影視生涯，在那裡他製作了諸如《走向撒旦的七步》（Seven Footprints to Satan，1929）另類題材的電影。他也得到了類似的表彰，在哥本哈根郊外的一家家族電影院擔任管理職位。在德萊耶的指導下，達格瑪電影院為觀眾組織放映了讓·雷諾阿（Jean Renoir）的《大河》（The River，1951）、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的《紅磨坊》（Moulin Rouge，1952）、日本電影《羅生門》（Rashomon，黑澤明 1950）和《地獄門》（Gate of Hell，衣笠貞之助 1953），以及美國電影《小逃亡者》（The Little Fugitive，1953）和《卡門·瓊斯》（Carmen Jones，1954）。
1953年11月之後，報紙上開始一些風言風語，說德萊耶正在準備一部新電影，一部丹麥電影。很多人對此不屑一顧，因為了解他的不屈不饒。他們覺得直到他找到資助啟動他關於耶穌生平的項目前，他都不會再拍電影。為何他要一時衝動放棄他那部《耶穌的生平》（The Life of Jesus）呢？
1954年的早春，報紙上的大標題正式宣告了這部傳說中的電影正是《詞語》（The Word），改編自自殉道者、詩人牧師凱·蒙克（譯註：Kaj Munk，1898年1月13日——1944年1月4日，丹麥著名的牧師和戲劇家，在丹麥被佔領期間因反對納粹德國而被秘密處死）的同名神秘劇《詞語》（丹麥語為Ordet）。令人費解的是，備受尊敬的瑞典導演古斯塔夫·莫蘭德（Gustaf Molander）早在1943年就此改編過一部電影。
在我到丹麥兩年前，我曾經寫信給德萊耶，問他是否可以幫我弄到一份《吸血鬼》的膠片，他讓我如願以償。我給他發了一條消息，告訴他我已經就讀於哥本哈根大學，並且跟隨我的指導教授艾瑞克·薩克斯多爾夫（Eric Saxdorff）在丹麥電影博物館研究電影。
六月份的時候，德萊耶打電話給我說，他和妻子在位於哥本哈根和埃爾西諾（
譯註：Elsinore，現稱為赫爾辛格 Helsingør）一座海邊小鎮倫斯泰德（Rungsted）租了一座避暑別墅，問我是否願意去喝茶並討論下他的這部新電影。沒有絲毫猶豫，我回答說我可以即刻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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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的多產兒童文學作家，曾被粉絲們熱情得稱為“米老鼠博士”；曾因一時的淵源關係和丹麥著名導演德萊耶有過一段忘年交，並曾受邀參與《Ordet》電影的拍攝過程，後將此難忘的經歷著述成書《德萊耶和〈詞語〉》（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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