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聽過很多陰謀論吧。
國內的就不提了，說幾個國外的吧。
當特朗普想要發展本國製造業，以解決本土失業率問題時，他沒有直接和民眾闡述利弊，而是轉而對本國工人散佈中國陰謀論。
特朗普說：製造業嚴重危害環境，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危言聳聽，目的是遏制美國製造業發展。
當初我聽到這種論調時，很是吃驚，因為製造業破壞環境，不一直都是西方環保人士在唸叨嗎？再說，中國若是眼下能走高端產業路線，誰願意在本國發展低端製造業呀？
你覺得特朗普的信口雌黃，應該沒有人相信吧，但遺憾的是，擁簇的人還真不少。
尤其是這次冠狀病毒爆發，美國本土因原材料和生產線問題，面臨廁紙和口罩短缺時，這種論調更是如火如荼，很多美國人認為美國低端產業和製造業的外包，是導致本國疫情危機時，物資短缺的主要原因。
甚至很多人質疑說，如果製造業真的有這麼多弊端，中國又不傻，為何中國一直髮展製造業，為何中國憑藉製造業，一躍成為世界強國？
所以，由此得出結論，發展製造業沒有那麼弊端，美國被中國忽悠了。
對於特朗普來說，危害環境與否，那是和政績無關的事情，只有解決失業率和GDP增長，才是他最關注的事情。
靠走科學路線無法說服民眾的事情，一個陰謀論，就能收穫一大波的信徒。
而美國最近特流行的陰謀論，是針對首富比爾·蓋茨的。
按道理來說，比爾·蓋茨一直做公益，疫情前又激流勇退，又是美國最早提醒民眾重視疫情的人，怎麼會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呢？
很多美國人的邏輯是這樣的，比爾·蓋茨為何一直做慈善，因為方便自己逃稅。
比爾·蓋茨曾經在演講中表示，亞非拉等貧困地區，兒童存活率低，導致生育率高，最後越生越窮，越窮越生，而蓋茨認為，世界人口太多了，良好的醫療保障，疫苗，可以減緩人口出生率的增長。
這種判斷沒啥值得質疑的吧。
但是有人因為他的論調，得出一個結論，蓋茨相信優學生，也就是他認為，窮人沒有資格生孩子，他的陰謀就是阻止窮人生孩子。
不僅如此，蓋茨早在2015年的演講中，就預測了未來會有病毒危機，並認為最可怕的病毒就是那種，缺乏明顯症狀，並且傳染性強的病毒，這種病毒會讓人們放鬆警惕，從而通過高傳播率引發全球危機。
其實，很多病毒學家都有過這種預言，但由於蓋茨的身份特殊，且他在病毒爆發後，第一時間致力於研究疫苗，所以，另一個針對他的陰謀論出現了。
蓋茨一早就知道有病毒，病毒可能是他研發的，他想通過賣病毒疫苗，掙美國人的錢。
而蓋茨一早就向美國人強調，要重視這次病毒，是因為他想散播恐慌，為之後賣疫苗做鋪墊。
所以，總結蓋茨的所作所為就是，由於他支持優學生，所以他研發了病毒，消滅掉老弱病殘，又開發疫苗，賣給有錢人，從而間接殺死沒錢購買的美國窮人，於是，富人和富人的孩子活下來了，窮人和窮人的孩子，都要死了。
蓋茨真的是，下了好大一盤棋呀。
推特上，無數美國人向蓋茨豎中指，鄙視他的卑劣行徑。
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推論，粗暴簡單有效，是不是有一種熟悉的味道？
在中國，也不乏這種論調。
將一個公眾人物，好幾年前的言論扒拉出來，但是這些所有言論，都是為了服務自己心中構想而存在的。
比如，他不愛國，他某年某月說了一句話，他某時某刻沒有說話，總結一下，他該說的時候沒有說，不該說的話反而說了，結論，他是走資派安插在群眾中的眼線。
這些人，不會考慮人性的複雜，即一個可能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壞人，說過壞話，但也說過好話，有自私狹隘的一面，但也有良善的一面，是個公眾人物，但也是個有侷限性的普通人。
再不濟，他可能為了掙錢，或者博取點擊率和眼球，幹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踩了一兩次紅線，但是綜合他的一生所有時刻來說，他是一個沒有大問題的人。
但是，如果你只將他這幾年，所有說的可能引發歧義的事情，單單擰出來說，而不去上下綜合他的前後語境，說話時的場合與心情，是否參雜情緒和抱怨，那麼，一年他說了一次不當的話，十年累計下來，他就可能有十宗可以證明他罪行的不當言論，但他一年可能幹了一百次證明他沒問題的事情，就這麼被忽略了。
因為人們在尋找他不當言論之前，心中已經有了定論，查證只是為了查找佐證的言論，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是這個道理了。
17 世紀，法國政治家紅衣主教，黎塞留有句名言：給我這個世界上最誠實的人寫的六行字，我一定能從中找到足夠的理由來絞死他。
前蘇聯政治家貝利亞也曾揚言：讓我看一下那個人，我就能告訴你他是個罪犯。
很多時候，我們深陷陰謀論，是因為我們心中有偏見性的定論，而陰謀論強化了這種偏見，佐證了我們心中所想，所以我們願意相信，願意宣揚。
而我們一眼能夠看出西方社會，很多陰謀論的可笑和無稽之談，是因為我們跳出來了，用置身事外的角度去客觀中立的看，從而能夠一眼看出問題，也看到荒誕之處。
可以說，一場全球大流行病，讓我們所有人都看到，陰謀論，真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都大有市場，這也難免讓人好奇，為何人們如此鍾情於陰謀論呢？
遺傳學認為，作為人類進化的一部分，陰謀論，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世界，解釋複雜狀況，並使我們免受突發的未知威脅的影響。
因為，我們的大腦會習慣性的解釋任何隨機事件的集合，並嘗試尋找將事件凝聚在一起的線索。可是，想要從複雜萬象裡，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十分困難的事情，而陰謀論，比一系列無聯繫的事件，更容易理解，所以，大腦更傾向於相信陰謀論。
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你是一個十分有秩序感的人，但是你的面前擺了一大攤的物件，你需要儘快將它們分門別類，否則有秩序感強迫症的你，會覺得無所適從，但是吧，這些東西太多太細碎，想要儘快處理好，分類好，就需要簡單粗暴直接，否則分的越詳細，就越是容易疲累和情緒崩潰。
這個時候，沒有耐心的你，就會用一種粗獷的方式，來分類處理眼前的物件。
大腦也是，一定程度上，陰謀論是一種「智力建構」，一種「強加於世界以使事件秩序化的模板」。
大腦喜歡用陰謀論來解釋一件事，一個人，是因為這種分類，最快捷，最省事。
其次，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陰謀論滿足了人類的安全感需求。
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大爆炸的情況下，人們容易因為信息的混亂，而陷入焦慮和惶恐。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人類在滿足生存需求之後，還有一種渴望安全的需求，而我們的安全感，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未知因素，換言之，是那些我們無法處理的複雜信息，讓我們感受到未知的信息，帶給我們極大的不安全感。
恐懼來源於未知，而陰謀論，為我們的大腦提供了安慰。
因為陰謀論是一種粗暴的，符合我們心理需求的信息整合，我們將未知的視為恐懼和威脅，而如果一切未知，都套用陰謀論的模板，可以得到最簡單的最符合我們需求的解釋時，我們就會獲得心理上的安慰。
並且，陰謀論滿足人類的社區和歸屬感需求。
我們人類，天生生活在團體，部落和社區中，相信某一個特定的事物和信息，會給我們提供一種社區感和歸屬感，幫助我們人類建立心理需要，以及任何個人集合上的等級感。
無論多麼離奇的陰謀論，都會吸引一群具有相同信念的人。
比如說，那些質疑比爾·蓋茨的人，大多屬於貧困階層，這種群體而攻之的陰謀論攻擊，讓這部分人產生一種共同的心理歸宿，一種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進取感。
這是一群仇富的人，也是一群反智的人。他們通過陰謀論，展示群體的力量，展示階級的力量，並從這種階級分類中，獲得足夠的認同感。
這種故意偏見，既有個人和群體本身的認知侷限，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喜歡呆在認知的舒適區，享受群體認同感帶來的快慰。
諾貝爾獎獲得者理查德·泰勒認為，人類是極度不理性的，以有害的偏見行事，但人類又是極度理性的，這種偏見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利益至上，可以讓一個人無意識的歪曲事實，或者熱衷於創建部分事實的集合，以滿足心中的所需。
比如，很難想象，在21世紀了，作為發達國家頭號強國的美國，居然還有一批人集體抵制疫苗，因為他們認為疫苗，是國家控制民眾的一種手段。
他們只盯著疫苗種植可能存在的危害，而不正視疫苗種植的長遠利益，這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被迫害的妄想，總覺得任何統治者推行的，都是帶有某種目的的，充滿奴化目標的。因此，為了對抗而對抗，他們甚至可以無視自己的健康。
所以，綜合來看，陰謀論廣受信任和推崇的原因是：滿足了人類大腦處理信息的一致性需求；滿足了人類對未知信息的安全感控制需求；滿足了人類信息歸屬感和特殊社交的需求。
人們渴望獲得確定性的理解，而整個世界是一個充滿困惑的地方，所以，當人們遇到不同的信息時，自然而然地尋找連接點的解釋。
陰謀論提供了這種聯繫的解釋，他們還暗示根本原因是公眾看不見的。
所以，任何混亂的信息，都可以通過陰謀論得到解釋，並且在相信解釋的過程中，獲得內心的安全感和控制感，並找到內心信念一致的夥伴，這是陰謀論，生生不息的根源。
一項研究發現：在心理和社會政治上無權的人，更有可能相信陰謀論。
所以，熱衷於相信和傳播陰謀論的人，一般都是社會地位較低，文化程度較低，經歷過社會排斥，且對未知群體有著天然敵視的人。
陰謀論信仰，讓他們產生一種天然的防禦機制，即便情況如何惡劣，他們也能從這種陰謀論中，得到某種身份的安慰。
比如，互聯網時代，那些熱衷於排外的人，揪著國籍不放的人，更願意給別人冠以不愛國指責的人，是因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處於劣勢狀態，某種認知偏見，可以帶給他們身份的優越感。
他們將某一樣東西高高的捧起，作為唯一的生存信仰，是因為一定程度上，除此之外，他們無法在其他領域建立高於指責對象的優越感。
所以，陰謀論的盛行，表面上看是認知偏見，實際上是一種信仰自戀，和由此衍生的群體自戀。
這些信仰自戀的人，以自我狹隘的信仰，構建一個群體的圈層，在排斥和打壓別人的過程中，滿足集體自嗨，獲得信仰的優越感。
但遺憾的是，一個人確信自己在某方面具有絕對正確，甚至可以用絕對正確質疑和審判他人的人，本身就是一種狹隘和偏見的現形。
因為你可能是對的，但不代表別人就是錯的。
越是思想深刻的人，越是能夠允許認知的混亂，處理信息的複雜，接納信仰的多元。
因為有時候，允許混亂，也是一種精神力豐盛的表現。接受複雜，也是一種本身智力成熟的代表。
如果說，陰謀論是人們對不穩定的複雜系統，進行控制的一種方式。
那麼，我們生活在一個互相聯繫，互相依存，本身就充斥複雜信息的社會，就意味著，任何試圖將複雜簡單化，將矛盾和立體信息，變成蠱惑性口號的做法，都是在推行智力的倒退。
心理學家Willem van Prooijen說： 感到無能為力的人，更有可能相信陰謀論，陰謀論可以幫助糾正他們的處境。
政治科學家約瑟夫·烏辛斯基，也直言不諱的表示：陰謀論是給失敗者的。處於政治無能狀態的「弱勢群體」，使用陰謀論的「戰略邏輯」來「增強內部凝聚力」，將注意力集中在潛在危險上，以獲得某種自我控制的優越感。陰謀論意味著，即便你對某種狀況無能為力，但信仰陰謀論，也會讓你產生一種道德或遠程世界的象徵性控制感。
但事實是，人是立體的，真相是複雜的。
試圖簡單化處理，就會帶來粗暴的血腥和殘忍。
想要消滅陰謀論的生存土壤，至少需要做到這三點。
第一，在心理上，堅持同理心的推導。
當你將某個人冠以某項嚴厲的指責時，先將自己代入進去，假如你是他，你在某種情況下說了某種不當言論，經年累月，這種不當言論，是否可以構成你的全部罪行。
第二，在認知上，堅持認知的多元性。
西方國家通常由保守派和自由派，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很多黨派構成，後來在研究兩個派別差別的存在原因時，衍生了保守型人格和自由型人格的分類。
所謂的保守型人格，捍衛某種價值觀，恪守某種規則，所謂的自由型人格，不受限於任何價值觀的侷限，追求生活和信仰的自由。
所以，判斷一個國家是否良性發展，不僅是這個國家可以允許保守型人格的生存，還應該是允許千奇百怪的自由型人格的生存。
一個包容性的社會，應該允許政治熱感的人，敏感的人生存，也應該允許政治冷感，無感的人生存。
否則，就是一個僵化的社會。
陰謀論的存在，就是某種思想和認知的僵化，價值觀和人生觀侷限的體現。
而良性的社會，應該追求多元，因為多元，包容真實，真實衍生客觀，客觀，意味著包羅萬象，如此，才能構建生機勃勃和熱氣騰騰的社會全景。
第三，要避免個人和群體審判。
陰謀論，本身就是一種個人和群體，基於單一價值觀和認知僵化的審判和定罪。這種審判凌駕於法律之上，充滿了對司法程序的無知和無畏。
比爾·蓋茨是否真的製造病毒，是否真的在美國踐行優學生計劃，是需要法律判定，走司法程序審判的事情。
這種拋開司法程序，就構建的定罪和審判，以及由此衍生的言論指責，是一種充滿危險的群體性暴力。
是每一個良性社會，都應該儘量規避的事情。
要知道，陰謀論信仰和傾向，對社會非常有害。
它不僅會導致群體的認知簡化，價值觀的單一，還會干擾和破壞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加劇對立和敵意。
一個狹隘的人，註定無法寬容，而他的不寬容，源於他思想的匱乏，接受信息的單一，處理信息的粗暴。
越是思想開闊，越是能夠精神富足，包容，豐潤，也越是能夠接受共存。
文 | 巴黎夜玫瑰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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