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除甲骨文外，商代還出現了一種文化價值同樣重要的文字，那就是金文。所調金文，是指鑄刻在金屬上的文字，當時青銅器是最主要的金屬器皿，因此金文特指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青銅器是商周時期的主要禮器和樂器，鍾為樂器的代表，鼎為禮器的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因此金文也稱為“鐘鼎文”。金文的這一稱呼則是因為所謂青銅，就是銅和錫的合金，周以前把銅也叫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
大孟鼎拓片
中國在夏代就已進人青銅時代，但是青銅器的生產和製造技術還不普及，商代時已經出現了金文，但數量仍然較少。進入周朝，青銅的冶煉和青銅器的製造技術已經十分純熟，這就為金文的發展提供了物質載體，也極大地促進了金文的鐫刻，金文至此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西周第二個帝王成王姬誦時的《令舞》有187個字，第三個帝王康王姬釗時的《大孟鼎》有291個字，到第十二個帝王宣王姬靖時的《毛公鼎》，金文已經出現了499個字。
《金文編》局部
青銅器皿體積越鑄越大，文字也就越造越多，這正是時代前進和社會進步對文化發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據考古人員調查研究，現已發現的周代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三四千件。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金文專家容庚先生著的《金文編》一書中收錄不重複的金文單字總數在3000個以上，已考釋出來的有1800多字。青銅器原本是奴隸主貴族用來祭祀和宴飲時使用的器皿，也作為日常用具之用，後來青銅器的功能逐漸專一化，成為專供祭祀和飲宴使用的彝器和禮器。
在其上鑄刻銘文，是為了記載慶典和典祀，鐫刻祖先陰德，歌頌將士征戰沙場的戰功，賞賜重臣，諸侯之間訂立盟約，訓造百官等。周代人們對於鬼神的敬畏程度有所下降，所以甲骨卜辭也就逐漸讓位於金文了。周代文化在般商文化的基礎上又有了更大的進步和發展，典籍文物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多，內容方面也更為豐富多彩。雖然金文沿襲了甲骨文的字形和造字法，但在結構、筆畫上又出現新的特點：
甲骨文
其一，從文字的進化程度看，甲骨文象形的特徵較為明顯，字形繁複，而金文則土較簡單，此外甲骨文中象形字的筆畫隨意增刪，異體特多，而金文則比較一致。其二，從使用工具上看，甲骨文是用銅刀或石刀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因此甲骨文的筆畫細硬，筆觸銳直多稜角，不可能出現墨團類的肥筆，需要填實的部分一般都改用勾廓。同時，轉折也很難圓轉自如，一般都重新起筆，寫成方折的形體。
而金文絕大部分屬於範模澆鑄，即先在範模上刻字，然後再進行細加工並美化，因此即使筆畫寫得很細，澆鑄出來也會成倍地變粗，並且出現肥筆，所以金文筆畫寬粗，筆觸圓潤，少稜角，轉折處的過渡也很圓渾，不帶稜角，結體渾厚，而刻字因兩端有進刀和收刀，所以線條比較尖細。其三，甲骨文行文程式不統一，或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略顯雜亂，閱讀起來有一定難度；金文則有固定的相對工整的行款，有的甚至有畫好的方格限定字的大小和位置，如《頌壺》《小克賦》。
由此也可以得知，方塊字的漢字書寫習慣在西周時期已經開始逐漸形成。其四，甲骨文中形體結構尚未定型，異體字較多，字形並不規範，書寫過程更接近畫圖，正寫、反寫、側寫、倒寫，都有可能出現，結構搭配和部位組合也是隨心所欲，任意而為；而金文是刻於青銅器上的文字，這些青銅器在西周時期主要是王室使用的器皿，工匠們在製作的時候一定是謹慎小心、不容濫造的，因而文字的形體、筆畫也就較為規範整齊，因此在書寫上比甲骨文更為規範。
其五，甲骨文中形聲字數量較少，而金文中形聲字數量已經有了明顯的優勢。金文已經開始在甲骨文的基礎上創造形聲字。這一現象也就證明，文字的發明創造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也能夠充分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的文化特徵。在古文字發展史上，金文雖不如甲骨文一樣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和價值，但是因為其書寫更加規範，體例更加純熟，也為漢字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金文的出現反映了周代文化在繼承中創新的歷史面貌。
漢字在發展過程中，其結構和筆畫均依照人們的思維定式良性有序地發展，其記事功能逐漸清晰可辨，併成為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與此同時，漢字的美學意味也日漸凸顯。漢字的書寫材料從龜甲或獸骨轉向青銅器，也促進了文字風格的轉變，開始顯現出不同時代的文化氣息和特有意味。金文中多次提到“德”，如“孔德”、“菇德”等，這充滿了奴求制社會的倫理色彩；而金文更多地提到“孝”，如“追孝”、“享孝”，也證明商周時期更加註重血緣宗族關係。
這些都是當時社會思想的寫照，也是後世人瞭解當時社會發展制度和文化發展制度的窗口。甲骨文和金文從無到有的發展軌跡是夏商周乃至更加久遠的神話傳說時期人類智慧的凝聚和昇華，為漢字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甲骨文、鐘鼎文作為古代文字的原始遺存，在反映社會生活和文字發展軌跡方面，也具有無可比把的真實性和可信度，成為後世瞭解當時社會的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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