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明朝的時候，當時洞察了時代趨勢的學者便已經開始就“重農抑商”的傳統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明末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當中提到：“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顧炎武則主張經世濟用，利民富民，“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
不過，晚清開始流行起來的財神信仰並沒有持續太久。辛亥革命（1911）以後，孫中山先生希望中國能夠與世界完全接軌，所以當局遂棄農曆而用西曆，然後便勸解民眾放棄農曆新年，放棄財神信仰，乃至放棄燒香祭祖拜神。1966年以後，全社會的政治運動對於整個傳統文化和本土信仰的打擊尤為厲害，彼時要破四舊，要打到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便使得財神信仰隨著整個傳統文化一起被打壓了下來：在那個時代，追逐財富是很丟人的事，更遑論財神信仰？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全社會提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們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創業開公司、做生理賺大錢，而財神信仰也才隨之迴歸。不但如此，隨之迴歸的還有本土宗教道教，乃至整個傳統文化：農曆新年、清明節、端午節等傳統節日均被納入了法定假期當中，至於上墳祭祖，燒香拜神，更是被全社會所提倡和擁護。
道教追求長生厚生，往高了說是修行仙道，往低了說就是要首先保證基本民生，所以《太平經》主張多行救濟，維護社會秩序，社會公平無私，陰陽和順，國富民安，是為“太平”。這樣一種道教“太平”的理念和追求，其目標是社會公平，國富民安 。
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將每個人安頓好，然後將每個家庭安頓好，最後才能將整個社會安頓好。
因此，在今天，人人喜歡拜財神、請財神，無非是希望自己能夠安居立業，生活無憂——這不單是個人的訴求，同時也是時代的訴求：只有人人富裕，才能天下太平。
因此，求財並不可恥，個人求財只是全社會經濟建設系統當中的一個小分子——如果個人求財是可恥的，那麼全社會的經濟建設也應該停止。
關鍵的是，在求財的過程當中，在財神爺趙元帥的信仰當中，道教所給出來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財富觀？
趙元帥的主財神職，最早的道經出處，應該是在元末明初《道藏•道法會元》的卷232《趙元帥錄》當中：
元帥姓趙名朗，一名昶（chang），字公明。終南山人，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行圓滿，被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晧庭霄度天慧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合水炁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遘水炁也；面色黑而鬍鬚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義……元帥上奉天門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為值殿大將軍，北極侍御史。逮漢祖天師修煉大丹，飛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旨，充正一玄壇元帥……驅雷役電，致雨呼風，除殟剪祟，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公訟怨抑，神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利，宜和合，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對神言者，禱之無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禱之，神必加譴。敬之毋怠。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以看出，趙元帥在元明時期已經具備主財職能，並且，除此之外，他還具備其他兩項神職，共計3項：
1、“公平買賣求財利”——勞有所得；
2、“除殟剪祟，保病禳災”——消災解厄；
3、“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對神言者，禱之無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禱之，神必加譴”——賞善罰惡。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為了保證交易的順利進行，以及交易雙方的彼此利益，在整個商業交易的過程當中，有著一條最基本的商業原則：誠信。
在社會生活當中，或是通過工作積累財富，或是通過消費享受財富，無論如何，更為關鍵的是：屬於我們的財富，不應該遭遇暴力剝奪或欺瞞詐騙。
因此，在財神信仰當中，其實有著一條隱藏的商業邏輯：
首先，我們希望自己的財富能夠避免遭遇暴力剝奪和欺瞞詐騙，這就是消災解厄；
其次，賞善罰惡則是對全社會的約束，保證所有人都能夠做到商業誠信；
最後，有了以上兩個條件，如此才能實現其最後一個神職：勞有所得。
財神信仰的這樣一種商業邏輯，其實早就暗藏在了中國人的常識當中，那就是老祖宗常說的：“和氣生財”。
“和氣”的前提，就是人們彼此之間能夠保持善意、以誠相待——這也是財神爺趙元帥對我們提出的基本要求。
因此，財神信仰首先是一個時代的自我約束：撈偏門的、缺斤少兩的、欺詐顧客的，不但賺不了錢，自然還要遭到財神爺的懲罰——這份懲罰落實到現實當中，就是社會司法體系的仲裁。
此外，傳統社會之所以能夠向現代社會轉型，便是因為傳統文化（道教財神信仰）當中的這份商業訴求，與現代社會的商業訴求，彼此是能夠在目標上達成一致的：公平買賣求財利。
這樣一種經由傳統和現代在文化上所展現出來的邏輯一致性，落實到社會實踐當中，便使得財神信仰與社會司法體系形成了一個彼此互補、相互配合的關係——即便有法律覆蓋不到的地方，也有財神爺趙元帥的怒目注視：老兄，求財歸求財，切莫作奸犯科。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1、《道法會元•正一玄壇趙元帥秘法•趙元帥錄》；
2、崔良斌：《財神趙公明形象的演變過程及其原因》；
3、黃景春：《上海接財神習俗的歷史與現狀研究》。
自從漢朝獨尊儒術以來，再加上華夏文明的農耕傳統，中國始終有著重農抑商的文化性格和價值取向：認為做生意是投機倒把，安心搞實業生產才是正當的謀生道。
但是，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當“人力”不再是第一生產力之後，對價值的判定也就越來越多元化（並非只有下地幹活才是出力，詩人寫“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也是出力，出力告知大家要珍惜勞動成果），而隨著價值多元化的發展，社會分工必然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細。
這樣一種變化，最直接體現，就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財神信仰的興衰。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兩宋時期達到世界頂峰，北宋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國GDP265.5億美元，佔世界GDP的22.7%，至於彼時中國的人均GDP也已經達到了2280美元，而西歐的人均GDP在當中只有427美元（其中最發達的英國，剛剛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人均GDP只有宋朝的一半：1250美元）。
宋朝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除了農業手工製造業的全面大發展之外，造船海運也同樣大發展，這個勢頭保持到了南宋（衣冠南渡，政治經濟重心南遷），南宋開闢了“江南經濟特區”，海運事業蓬勃發展，與南太平洋、中東、非歐等50多國通商。
明朝繼承了宋朝在江南地區的經濟命脈，然後延續到清朝。
根據日本學者所著的《中國經濟史考證》論述，清代以來，隨著商業的繁榮，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銀錢業（筆者注：小銀行）蓬勃發展，銀錢業的老闆們便會彼此組建會館、會所（筆者注：其實就是銀行同盟），並且，館所中都會供奉財神爺趙公明。
當這樣一種風尚逐漸在社會上擴展開來以後，便使得財神信仰在民間傳播開來。根據現有的研究來看，財神信仰在民間的興起和流行，應該是在晚清道光年間（1821）。
財神信仰的社會流行，反映出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變化：農業自然是大問題，但是商業也不應該遭到貶抑。
民富，方能國富
其實早在明朝的時候，當時洞察了時代趨勢的學者便已經開始就“重農抑商”的傳統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明末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當中提到：“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顧炎武則主張經世濟用，利民富民，“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
不過，晚清開始流行起來的財神信仰並沒有持續太久。辛亥革命（1911）以後，孫中山先生希望中國能夠與世界完全接軌，所以當局遂棄農曆而用西曆，然後便勸解民眾放棄農曆新年，放棄財神信仰，乃至放棄燒香祭祖拜神。1966年以後，全社會的政治運動對於整個傳統文化和本土信仰的打擊尤為厲害，彼時要破四舊，要打到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便使得財神信仰隨著整個傳統文化一起被打壓了下來：在那個時代，追逐財富是很丟人的事，更遑論財神信仰？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全社會提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們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創業開公司、做生理賺大錢，而財神信仰也才隨之迴歸。不但如此，隨之迴歸的還有本土宗教道教，乃至整個傳統文化：農曆新年、清明節、端午節等傳統節日均被納入了法定假期當中，至於上墳祭祖，燒香拜神，更是被全社會所提倡和擁護。
道教追求長生厚生，往高了說是修行仙道，往低了說就是要首先保證基本民生，所以《太平經》主張多行救濟，維護社會秩序，社會公平無私，陰陽和順，國富民安，是為“太平”。這樣一種道教“太平”的理念和追求，其目標是社會公平，國富民安。
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將每個人安頓好，然後將每個家庭安頓好，最後才能將整個社會安頓好。
因此，在今天，人人喜歡拜財神、請財神，無非是希望自己能夠安居立業，生活無憂——這不單是個人的訴求，同時也是時代的訴求：只有人人富裕，才能天下太平。
因此，求財並不可恥，個人求財只是全社會經濟建設系統當中的一個小分子——如果個人求財是可恥的，那麼全社會的經濟建設也應該停止 。
關鍵的是，在求財的過程當中，在財神爺趙元帥的信仰當中，道教所給出來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財富觀？
財神信仰之下的道教財富觀
趙元帥的主財神職，最早的道經出處，應該是在元末明初《道藏•道法會元》的卷232《趙元帥錄》當中：
元帥姓趙名朗，一名昶（chang），字公明。終南山人，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行圓滿，被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晧庭霄度天慧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合水炁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遘水炁也；面色黑而鬍鬚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義……元帥上奉天門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為值殿大將軍，北極侍御史。逮漢祖天師修煉大丹，飛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旨，充正一玄壇元帥……驅雷役電，致雨呼風，除殟剪祟，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公訟怨抑，神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利，宜和合，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對神言者，禱之無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禱之，神必加譴。敬之毋怠。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以看出，趙元帥在元明時期已經具備主財職能，並且，除此之外，他還具備其他兩項神職，共計3項：
1、“公平買賣求財利”——勞有所得 ；
2、“除殟剪祟，保病禳災”——消災解厄；
3、“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對神言者，禱之無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禱之，神必加譴”——賞善罰惡。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為了保證交易的順利進行，以及交易雙方的彼此利益，在整個商業交易的過程當中，有著一條最基本的商業原則：誠信。
在社會生活當中，或是通過工作積累財富，或是通過消費享受財富，無論如何，更為關鍵的是：屬於我們的財富，不應該遭遇暴力剝奪或欺瞞詐騙。
因此，在財神信仰當中，其實有著一條隱藏的商業邏輯：
首先，我們希望自己的財富能夠避免遭遇暴力剝奪和欺瞞詐騙，這就是消災解厄；
其次，賞善罰惡則是對全社會的約束，保證所有人都能夠做到商業誠信；
最後，有了以上兩個條件，如此才能實現其最後一個神職：勞有所得。
財神信仰的這樣一種商業邏輯，其實早就暗藏在了中國人的常識當中，那就是老祖宗常說的：“和氣生財”。
“和氣”的前提，就是人們彼此之間能夠保持善意、以誠相待——這也是財神爺趙元帥對我們提出的基本要求。
因此，財神信仰首先是一個時代的自我約束：撈偏門的、缺斤少兩的、欺詐顧客的，不但賺不了錢，自然還要遭到財神爺的懲罰——這份懲罰落實到現實當中，就是社會司法體系的仲裁。
此外，傳統社會之所以能夠向現代社會轉型，便是因為傳統文化（道教財神信仰）當中的這份商業訴求，與現代社會的商業訴求，彼此是能夠在目標上達成一致的：公平買賣求財利。
這樣一種經由傳統和現代在文化上所展現出來的邏輯一致性，落實到社會實踐當中，便使得財神信仰與社會司法體系形成了一個彼此互補、相互配合的關係——
即便有法律覆蓋不到的地方，也有財神爺趙元帥的怒目注視：老兄，求財歸求財，切莫作奸犯科。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1、《道法會元•正一玄壇趙元帥秘法•趙元帥錄》；
2、崔良斌：《財神趙公明形象的演變過程及其原因》；
3、黃景春：《上海接財神習俗的歷史與現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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