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西夏王朝是由党項民族建立起來的，所以西夏一直以武力為立國之本。與此同時，党項族作為少數遊牧民族的代表，除了善於騎馬射箭外，對馴服極具野性的動物也是別具一格的。而與中原人不同的是，他們所馴養的絕非是牛、馬，羊這類常見的牲畜。
“西夏國貢進物件：細馬二十匹、麄馬二百匹、駝一百頭、錦綺三百匹、織成錦被褥五合，蓯蓉、矸石、井鹽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 、犬子十隻……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
這是當時的西夏進貢給契丹的物品清單，其中兔鶻就是現在常說的鷹。物以稀為貴，雖然只有五隻鷹，但是也足以可見西夏對鷹的重視程度是極高的，不然也不會出現在朝貢之列。但西夏為何會對難以馴服的“鷹”念念不忘的呢？這或許也是眾人的疑惑。
一、而党項族對獵鷹的崇拜正源於它代表的“勇猛”品質，符合西夏的文化追求
事出必有因，西夏對獵鷹的態度也正是如此。因為對生活在寧夏地區的党項族來說，狩獵成為了他們不可逃避的生存話題。而獵鷹憑藉能夠飛翔在天空，更容易尋得獵物的行蹤而被重視起來。
所以說，起初的獵鷹所滿足的就是人們基本的生活需要，但隨著人們對自然的事物的崇拜不斷加深，獵鷹也成為了讚頌的對象。
經過對史料的分析研究，獵鷹其實在古代有著各種各樣的名稱，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海東青”，除此之外還有白鷹、兔鶻、吐鶻鷹等。從名稱的叫法上就能夠看出，當時對獵鷹功能的定義，便是依據它能夠捕獲兔子而賦予的。
“空中黑雕，雖下大雨，不躲樹間；谷中角鴟，飛有遠力，豈到於天。”
《西夏諺語》中記載：“勇鷹險處抓兔子，老虎情面狐飲酥。”等其他諸多的文字記載。由此可見，獵鷹對於党項族的人們來說已經和生活融為一體了。而伴隨著少數民族遊牧文化的影響，獵鷹因其強大的狩獵特性和銳利的外在形象，開始形成具有精神文化的代名詞。
因為西夏是以武力治國的，所以對一些兇猛的野生動物有著天然的崇拜是由來已久的。而獵鷹的尖嘴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氣勢上就遠勝於馬、牛、羊等溫順的動物。也就是說，人們對動物的崇拜更多的來源於生活的積攢，並不是一味的從動物的外形出發。
其實歷來的文人都曾或多或少的描寫過獵鷹，司馬光的《白鶻圖》中：“白鶻日邊來，一息萬里遙。”是對獵鷹展翅高飛的崇拜。白居易的《放鷹》中：“鷹翅疾如風，鷹爪利如錐。”生動地描寫了鷹的雄姿。
而在党項族看來，翱翔在天空中的雄鷹所代表的正是少數民族追求的“勇猛”，這也是符合西夏立國傳統的 。如果和之前提到的中原文人的態度相比較來看的話，西夏對獵鷹的崇拜其實還是基於對其“自然屬性”的認知。
當然，除了史料的記載之外，還有著歷史遺蹟的印證。在西夏遺址的文物中就曾發現了類似於刀的形狀的青銅刺鵝錐，經過比對發現，這些鵝錐和鷹骨極為相近，由此也能夠推斷，當時西夏已經將獵鷹作為喪葬的物品設立了。還有些刻有獵鷹圖案的陶瓷瓦罐，也被不斷髮現。
二、西夏對獵鷹從文化追求延伸為民族代表，不論是軍事安排還是朝貢活動，獵鷹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其實西夏對獵鷹及其蘊含的文化內涵已經為整個党項族認可，並且他們還致力於將獵鷹的形象固化成自身的民族代表。而在這一過程中甚至還出現了和其他民族的鬥爭。
“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
由此可見，西夏和女真之間曾就獵鷹的歸屬問題引發了不小的爭執，乃至於埋下了兩國戰爭的導火線。除此之外，西夏將自己所屬的軍事部隊都冠以獵鷹的稱謂，如“鐵鷂子”。
而這支隊伍也是和獵鷹的形象相貼合的，西夏也依靠著“鐵鷂子”勇往直前，不畏犧牲的頑強精神在沙場上馳騁的。也就是後來，為何在西夏和宋朝的戰役中，能夠一舉成功的原因所在。
所以“內化於心，外化與行”也是西夏王朝建設強有力的隊伍的整體謀劃，與此同時，因為党項民族遊牧的特性，西夏一直以來保留著原始的軍事安排，即能力強者為王。西夏的遠祖拓跋思忠正是靠著自己強有力的臂力，征服了各個部落，才成為党項族的首領。
而西夏在穩定了朝內的統治大局後，為了謀求更加有利的發展機會，並效仿中原的朝貢制度，開始了自己的外部謀劃。因為初建的西夏王朝根基不穩，國內雖然有著對統一文化的認知，但是其外部環境卻差強人意，也正是如此西夏在強大的契丹壓迫下只好妥協。
當時契丹人對獵鷹也是極其喜愛的，或許是源於遊牧民族的緣故，契丹人“酷愛海東青”。所以哪怕是自己獵鷹的數量都微乎其微的情況下，西夏的統治者仍贈予契丹五隻獵鷹。
和契丹保持相對穩定的關係之後，鄰國的女真也暗流湧動，《西夏書事》載：“又女真、勃海所在擾亂。曩霄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契丹主怒，欲起傾國兵討之，曩霄因以白鶻貢。 ”
而西夏為平穩與其他遊牧民族的關係，向成吉思汗進貢了大批物資，其中就有訓練好的獵鷹。西夏的這一行徑又引發了契丹的不滿，所以對西夏來說真可謂是“多事之秋”。
面對與他國朝貢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獵鷹，但馴服獵鷹卻成為最大的問題。因為獵鷹不同於常見的家禽，其野性十足，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西夏的統治者們也是費盡心思。當時專設“主飛禽”的機構，並培養專業的馴養動物人才，專門馴養獵鷹等飛禽，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
所以，經過了長時間的努力之後，獵鷹成為了西夏党項族的代表。雖然在此期間還面臨著其他外部壞境的干擾，但依舊抹殺不了這一既定的事實。
三、党項族對獵鷹的崇拜，不僅是對傳統的圖騰文明的傳承，同時也折射出少數民族文化別樣的價值追求，同時也增強了民族文化的表現力
總體來說，在西夏殘存的文獻中對獵鷹的記載並不多，而從他國的記載中卻能夠發現，西夏的党項族對獵鷹的崇拜由來已久。而西夏對獵鷹之所以念念不忘。其實是因為獵鷹作為單個的客觀實體，已經和西夏的遊牧文化相融合了。所以，這一過程已然成為了一種文化的自發現象。
其實，對獵鷹的崇拜現象實際上與傳統的圖騰崇拜也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商周時期，就在陶瓷罐上發現了圖案，雖說這些圖案並不是獵鷹，但也無法掩蓋中華民族原始的部落的圖騰信仰。也正是因為如此，西夏對獵鷹的崇拜，歸根結底是對傳統文化的變相繼承和發展，是獨具民族特色的。
因為自身有著少數遊牧民族的特點，西夏從獵鷹的形象中汲取經驗，並優化了自身的狩獵經驗。原先只會通過投射的方式，借用外物擊殺獵物的方式，轉而變成了更加先進的“騎射”。
即在馬等其他輔助工具的基礎上，使得人能夠追上獵物，騎射也是整個遊牧民族所擅長的，仿照獵鷹從速度和精度兩個方面，精確完美的獵殺生活物資。
雖說騎射並不是党項族的專長，但是他們卻將其中的精神運用到實處。換言之，党項族對獵鷹的重視程度，是從生活出發，並逐漸涵蓋文化、政治乃至於全社會的。從這一點上來看，也能夠發現党項族對自然的崇拜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文化現象，而是更加完備的社會系統。
西夏獵鷹有著濃厚的生活積累，它的“勇猛”正契合了西夏的民族精神，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西夏對獵鷹的崇拜，展現了其對自身傳統文化價值的獨特追求。
萬變不離其宗，文化的演變也正是如此，党項族對獵鷹的態度雖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了少數遊牧民族統一的價值追求，即對生活的個性化解讀。所以作為西夏文化的一種代表，獵鷹不僅是文化的象徵，更是深深地雕刻上了民族的烙印。
而作為中華文化的歷史印記之一，少數遊牧民族的文化和中原傳統的農耕文明則共同構成了璀璨的華夏文化。所以，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恰好滿足了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同時也豐富了文化具體的展現形式，給後人留下絢麗的感官印象以及別樣的情感體驗。
參考文獻：
《契丹國志》
《宋史》
《西夏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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