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民性的本質內涵和外在行為方式表現，因宋代在社會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社會結構、文化風俗等領域的社會變遷而變遷，具體表現為：崇文與尚士的普泛心態，責任感與自覺精神的儒家特性，細緻內斂的陰柔特質，務實求變的革新意識，既有國民性承傳相襲的穩定性，也有適應社會劇烈變遷出現的巨大反差與斷裂式變化。
【關鍵詞】宋代；社會變遷；國民性
國民性因其內涵豐厚及外在表現複雜多樣，歷來被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等多領域研究者關注。一般而言，國民性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社會成員普遍具有的道德價值觀念、社會心理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行為方式的總和。[1]相對於人格概念而言，國民性也被稱作民族性格，係指在價值體系基礎上形成的穩定的性格特徵，包含國民的政治意識、自我意識、價值觀念、最普遍的心理特徵等，是國民素質的核心因素。
國民性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最主要的內在社會心理特徵，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而究其形成與發展，也受到一個國家民族的物質生產方式、自然地理條件、社會政治制度及文化習俗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
一、學界關於宋代社會變遷與發展的主要論斷
有宋一代，歷300餘年，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更是經分崩離析的史上最黑暗的五代戰亂時期，終重獲統一的中央政權。學界有關宋史的研究有分歧，概言宋代社會發展的論斷，一種觀點是認為“積貧積弱”的宋代，第二種則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頂峰的宋代，第三種是變革的宋代。
錢穆先生在其《國史大綱》中明示趙宋政權為“貧弱的新中央”，宋室內部“積貧難療”，因“外寇環伺”，宋室不得不募兵養兵，一方面削減了農村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兵員逐次遞增，終成“冗兵”之害，再加之憂慮兵卒驕惰，實行“將不習兵”“三歲一遷”，耗費巨大。為不再讓軍人操握政權，採取“崇文抑武”政策，極力取仕優待，冗官冗吏，官員俸祿優待恩禮所耗更甚於養兵。宋代“對外積弱不振”，雖至宋太宗時，統一江南，再平北漢，但史書記載中敗歸輸銀、和戰丕變等屈辱幾乎成為後人讀宋史時心中永遠無法釋懷的隱痛。待宋廷南渡，更納貢稱臣，“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一隅，最終有“崖山之後再無中華”的悲愴。
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鄧廣銘先生也曾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這是對宋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繁榮興盛直至極盛的溢於言表的讚譽。附議者可信手列出宋代社會發展各個層面取得的輝煌成就：文學層面上，唐宋八大家北宋佔其六，詩歌不輸唐代，更有獨領風騷的長短句宋詞；藝術層面更與漢之武功、唐之經濟並提， 宋代繪畫達到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高峰，宮廷畫院高手雲集，《溪山行旅圖》《清明上河圖》等傳世名作中的構圖方式、寫意手法、畫法無不令後人高山仰止；書法成就除“蘇米黃蔡”四大家外，還有徽宗趙佶獨創的瘦金體，影響後世而綿延於今；哲學層面有以朱子集大成的理學，堪稱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是儒家文化發展史上的最後一道豐碑，其影響至深至巨；科技層面，四大發明宋佔其三。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重大變革和轉型的時期，變遷引起社會解組，再致重建均衡。宋代實行“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封建國家的授田制基本消亡，門閥士族階層日趨泯滅，庶族地主新階層崛起並取而代之；採取重文輕武、以文抑武的國策，大興教育，士大夫階層快速成長並進入官僚體制施展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張宏傑先生在其著作中也認為，“從唐到宋，是中國歷史的一次極為重要的轉折，其重要程度，可以與從戰國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二、宋代的社會變遷與發展
（一）政治制度的變遷：中央集權與重文輕武
趙宋政權建立之前的歷史，甚至上溯到中唐時期安史之亂，此後唐設節度使管轄藩鎮，漸趨擁兵自重尾大不掉之勢，唐末時出現藩鎮割據，其軍事、財政、人事均不受中央控制，積重難返。到五代十國，缺失了制度藩籬束縛的人性達到了最昏暗的時期，戰亂頻仍，如歐陽修所說：“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 ，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至三四歲而亡。”出現了“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的混亂情況。[2]趙宋由士兵擁戴兵變，宋廷甫立，以“杯酒釋兵權”最廣為人知的一系列旨在裁抑兵權防範武力的制度設計出臺，不使軍人操握政權成為趙宋王室歷世相傳的家訓。禁軍被一分為三，趙匡胤兵變時任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的職務被撤銷，分設指揮使，成三足鼎立；又設樞密院為最高軍事機關，將軍事指揮權與軍事調動權分離，調兵權和統兵權盡歸皇帝直接管轄；又以防範兵卒驕惰為由，實行更戍法，頻頻換防，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將地方節度使調回京城任閒職，委任文官知州知府管理，直接對朝廷負責。
優待士大夫，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偃武修文，“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是趙宋歷世相傳的又一家訓。[3]宋廷取消了科舉中的門第限制，廢公薦，增殿試，一面放寬進士的出路，一面提高文官待遇，官俸逐步增加，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官俸之外，再設退職恩禮，又有恩賞，復有恩蔭。宋廷倡行文治，宋真宗曾作《勸學詩》，崇尚“書中自有黃金屋”，以文為貴漸成風尚。
（二）教育制度的變遷：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制度肇始於隋，形成於唐。宋代承襲之，併力推發展革新而至鼎盛，科舉的各項規則程序趨於完備，為後世效法直至廢止。宋代科舉制度的改革自宋太祖時發端，至宋仁宗朝基本達成。取消了隋唐時期科舉的門第限制，打破了隋唐以來科舉取士為世族權貴壟斷的狀況，為社會各階層尤其平民子弟開闢出向社會中上層流動的通道。大幅提高科舉及第後的待遇，取消唐代的銓選，直接授官，升遷迅速。又擴大取士範圍，有意選拔寒俊，使得宋代士人群體的組成不再以世家而以寒族為主。行“罷公薦”制，確立殿試製度，革除舊弊，改進考校程式，推行鎖院、封彌、糊名、謄錄等法，為士人群體平等入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公平競爭保障，也為宋代文官政治體制的確立奠定了人才基礎。
科舉制的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宋代學校教育的發展，北宋仁宗後，有慶曆、熙寧、崇寧三次興學高潮，建學校，改科舉，興專科，從官學到書院及私塾儘管多是應科舉而設，但還是有力推動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尤以私學和書院的興盛最是突出，遍及各地。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勃興完備於宋，廢止於清，北宋時四大書院更盛極一時，書院與科舉共生、共存、共興、共衰，其發展脈絡也幾與科舉同步。
（三）社會結構變遷：庶族地主階層的崛起
兩宋以前的社會結構是以世族門閥的特權壟斷為顯著特點的。世族門閥世襲為官，並壟斷掌握著文化知識，這一特權階層最早自東漢時期初現，至西晉時門閥世族制度基本形成，南朝時其特權發展到頂峰。東漢時的察舉選士、曹魏時的九品中正制都演變為門閥世族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壟斷特權利益的保障。隋唐時科舉制的推行增加了社會上下層的流動，平民子弟仕進機會也隨之增加。唐中葉以後均田制崩潰，土地買賣盛行，世族門閥對土地的壟斷被打破，其經濟特權、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隨之衰落，庶族地主階級開始興起。
宋代推行“不抑兼併、田制不立”的土地政策，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土地所有權轉移與流動加快，也造成了不同階級經濟地位的社會變遷，門閥世族因失去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而退出歷史舞臺，中下層地主的力量漸漸發展壯大，直至佔據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而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並不享有世襲特權，三世而衰幾乎成為魔咒，通過科舉入仕成為維繫和延續地位的主要途徑。貧富無定勢，宋代社會階層的流動變遷之大，成為較之以往各朝代最明顯的社會結構特性。
三、宋代國民性的基本特質
（一）崇文與尚士的普泛心態
宋代崇文抑武、以文治國的國策，逐漸演化成國民以文為貴的社會風尚，又隨著科舉取士制度的完備，以及三次興學，教育得到空前發展，官學之中央及地方，私學之書院及私塾，遍佈各地，“雖窮鄉僻壤，亦聞讀書聲”，教育規模及招生規模遠超過前代，崇尚讀書成為各階層國民仰慕文化追求文化蔚然風氣的不竭動力。宋真宗作《勸學詩》以名利勸學，“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國人勤學苦讀的動力來源。
顯然，崇尚文教的社會心理為宋代文化繁榮儲備了大量人才，於宋代文化藝術發展的突出成就可謂功不可沒，但也蛻化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更至“崇尚官爵”的畸形社會心態，“金榜題名時”的得意，“下第舉人心”的失意，甚至“榜下擇婿”之風盛行，可看出宋代國人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漸變扭曲，科舉成為最引人的畢生事業，做官成為讀書人的最高追求。
崇文的同時以文抑武，提倡“文人典軍”，利用文官牽制武將，甚至掌握全國最高軍事指揮權的樞密使也由文官出任，將以文化成天下推崇備至的同時，國人迷戀於科舉，也形成了輕蔑武人的社會風氣，歷史上國人第一次不再以武功求榮，尚武精神頹廢沒落殆盡。[4]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二）責任感與自覺精神的儒家特性
宋代文官政治的實行，促成了士人群體的崛起，並促使以讀書進仕的官員成為國家官僚體制的主體和政治結構的中流砥柱。科舉制度至宋代時第一次真正為布衣草澤敞開大門，平民寒士得以據此進入仕途，展示才學，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與抱負。以文立國的國策和內憂外患的國勢，極大地喚醒並強化了士人群體固有的儒家倡導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精神，其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與張揚，如錢穆先生所說：“宋朝的時代……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中漸漸萌出。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從自己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得他們應該擔負著天下的重任”，他們自覺地把自身的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變現出強烈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文化品格，憂國憂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懷兼濟天下之志，力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竊懷憂國愛民之意”“數上書論天下事”的蘇軾、以致君堯舜為志、推動和領導熙寧變法的王安石，等等，都表現出對民生及社會的無限責任感和使命意識，淋漓盡致地顯現了儒家特有的經世責任感。
宋代文人士大夫社會地位的空前提高，也使得他們走出了對政治的單一依附，在參政的同時，變現出對學術文化的自覺精神，集官僚、文士、學者於一體。[5]如范仲淹不僅政績卓著，又“善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所不通”；歐陽修不僅在政治上負有盛名，更“以文章名冠天下”，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兩次罷相的王安石，被歐陽修稱讚：“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在詩、文、詞方面均“絕妙一時”；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的朱熹，在朝僅四十餘日便被罷，著述講學，成理學集大成者。等等等等，舉不勝舉。
（三）細緻內斂的陰柔特質
宋代的文治政治設計，給文人士大夫以優渥的待遇，也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基礎漸趨深厚，文化藝術繁盛的底蘊映襯下，社會精英向文人轉移，國人的價值取向及審美取向都向文人看齊，瀰漫著書香的國度裡孕育的是頗具書卷氣的民族，典型的文人學子的理性、細膩、文雅、內斂的性格特質成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主要特質，國民心目中的美男子形象再與健碩、孔武、非凡身手無干。
宋詞是標誌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雖並稱雙絕，於言志的唐詩之外別樹一幟，詞則以抒情見長，便於歌唱和樂，屬於音樂文學，題材多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豔思戀情的專門文體。對雲蒸霞蔚的宋詞作品，後世學界視其風格有婉約豪放之分。由婉約至豪放，宋詞漸不拘音律的束縛，題材漸寬，視野漸闊，也由伶工之詞轉向士大夫之詞，後人以蘇軾、辛棄疾為豪放派代表，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氣勢恢宏的蘇式清放，到“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直樹胸臆的辛式雄放，宋詞方才唱出了直刺心底的慷慨悲壯之聲。
反觀唐詩，邊塞詩是其中思想性最為深刻、藝術性最為強烈的一部分，鼎盛於盛唐時期，或發建功立業之渴求願望，或抒報效國家之豪情壯志，或呼喚英雄精神之迴歸，或喊出捨身為國必勝決心之最強音，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昌齡的《從軍行》：“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後世評價極高、列唐人絕句第一的《出塞》：“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堪稱典範。邊塞詩的氣勢豪邁，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盡顯陽剛之美! 唐代文人普遍崇尚投筆從戎，赴邊求功。與盛唐邊塞詩相比，宋詞的委婉、細緻、內斂則充溢著陰柔，由唐入宋，轉陽剛為陰柔，落差之大，尤為為甚。偏是這種陰柔之力，綿延持續，中國歷史上僅有宋代不毀於內亂而滅於外患，後人稱奇不已。
（四）務實求變的革新意識
宋代時門閥世族沒落退出，社會結構出現前所未有的鉅變，庶族地主及中下層士人登上政治歷史舞臺，並逐步佔據主導統招地位。而庶族地主作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固然有其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面，但因其長期遭受貴族欺壓與兼併，又有了反封建禁錮、要求自由解放的一面，表現出強烈的務實求變的革新意識。庶族地主階層的崛起即是一種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還因在重壓和桎梏的解除後爆發出巨大能量，促成了兩宋文化的高度繁榮，而得到積極強化。在政治經濟領域的革新求變，表現為庶族地主階層直面民生，針砭現實，在與宋代大地主統治者為維護自身利益的阻遏中艱難前行。宋仁宗時內憂外患，民生寂苦，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以澄清吏治等為核心的十項改革主張（史稱條陳十事）漸次實施，改革重點在解除冗官時弊，新政僅十六個月便告失敗，范仲淹也被貶出朝，但終究開啟了政治領域的變革序幕。此後，王安石在神宗朝發起的熙寧變法，重點在解除冗費問題的經濟改革，力求變革以富國強兵，前後持續十六年之久，也以失敗告終。
變法失敗並未能遏制宋代士大夫的革新要求，較之政治經濟領域的變革，在意識形態、文學藝術等領域的變革則顯示出強大的影響力。中國經學發展史上，自中唐發端的疑古惑經思潮至宋仁宗慶曆前後達到了新高潮，衝破了“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束縛，發揮了“六經注我”的新態勢，出現了許多驚世駭俗的新見解，如歐陽修疑《十翼》，朱熹疑偽《古文尚書》等，表現出求變務實的新學風。在文學領域，歐陽修、蘇軾倡導新古文運動，強調文道統一，道先於文，革除浮靡文風。務實求變的革新意識在宋代的書法、繪畫、陶瓷等藝術領域也均取得新的開拓。
國民性的本質內涵是特定歷史時期國民的精神風貌與心理特質，並廣泛地表現於行為方式中，也正因為這種外在表現的多樣性，有關國民性的研究呈現出多領域多學科介入的狀況，這種外在表現的多樣也為塑造國民性提供了多個不同的切入點。而任何對國民性的有效塑造，必須在明晰國民性中歷史的、穩定特質的基礎上進行，如宋一代的特殊歷史時期，政治風雲變幻，舊有制度體系性崩潰，新制度新結構蛻變而成，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更易於梳理國民性中承傳沿襲和衍生變革的脈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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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錢穆.國史大綱（下冊）[M].商務印書館，2010：540.
[4]張宏傑.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M].2016：86
[5]郭學信.試論宋代士大夫的社會角色[J].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7.(6):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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