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人大國發院國家高端智庫“名家講壇”（第7期）以“中國就業市場的新變化：機遇、挑戰及對策”為主題進行線上直播，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專聘研究員曾湘泉主講。
曾湘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大華講席教授”；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2000-2014）；兼任國際僱傭與勞動關係協會（ILERA）執委、德國勞動研究所（IZA）研究員、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勞動學會勞動科學教育分會會長、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工資福利專委會會長、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等。
以下為此次直播核心觀點及文字實錄：
核心觀點
1.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勞動參與率，即勞動供給下降，就業總量首次下降。
2. 平臺型就業不同於傳統就業，突破空間和時間限制，增加了就業靈活性和自主性。
3. 各類群體就業結構性矛盾持續存在，就業率高，但就業質量不高仍很突出。
4. 就業市場應對策略包括：
（一）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穩就業創造條件；
（二）對AI新技術持積極和謹慎態度；
（三）強化信息流動，提升就業市場匹配效率；
（四）深化教育培訓改革，重視軟技能培養等。
講話實錄
大家晚上好！很高興跟大家一起交流我們對中國就業市場研究的一些心得和體會。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就業市場新變化：機遇、挑戰及對策”，希望對大家今後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幫助。
就業，是民生之本，關係千家萬戶，對政府、企業，特別是對勞動者個人都十分重要。近年來，海內外資本市場朋友也在密切關注中國就業市場。投資者在關注股市變化時，同樣會關注與之密切相關的國際市場和國內就業市場指標的表現。
總體而言，中國就業情況是很不錯的。過去十多年，中國在就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舉世公認。2012年，我曾接受國際勞工組織日內瓦總部的邀請，介紹我們對中國就業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中國在就業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做法。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佈的世界競爭力評價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在國際世界競爭力評價中位列第十八位，其中有三項指標中國名列全球第一。就業是其中一個指標，除了就業，還有國內經濟和勞動力市場。
如今，就業市場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這幾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市場相應出現一些新情況。2020年1月份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就業市場產生了很大的負面衝擊和影響。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1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從5.3%上升到2月份的6.2%，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從5.2%上升到5.7%。去年，全國調查失業率整體控制在5.5%之內，顯然，今年失業率明顯開始上升。
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定期發佈《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報告》，這個報告是按季度發佈的。目前，2020年一季度報告仍未發佈，但是初步分析結果顯示，2020年一季度CIER（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為1.43，無論環比或同比，都有了明顯下降。特別是分月來看，CIER指數由1月份的2.47降到了3月份的1.02，這是近年來從未出現的情況。
顯然，短期來看，失業率有所上升，景氣程度下降，就業市場壓力增大。儘管短期內受到外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但綜合來看，也要認識到這種衝擊和影響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二者依然並存。
我個人認為，當前和今後分析中國的就業市場，需要關注以下幾方面的變化：
勞動力供給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12年到2018年末，7年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了2600餘萬人。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顯示了計劃生育政策對就業市場影響的滯後效應。
同時，勞動參與率也發生一些變化。
就業、失業、退出勞動力市場，是經濟學分析勞動力市場的三個主要指標。勞動參與率是就業者和失業者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它反映了法定勞動年齡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狀況。其中，16歲到24歲年齡段，被稱之為青年勞動力，這個年齡段參與率一直在下降，下降原因與勞動者受教育年限延長有關。隨著高校招生規模擴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增大，相應推遲了青年勞動年齡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55歲以上勞動力被稱為老年勞動力，因為這個年齡段接近退休，參與率比較低。特別是，過去十多年來，養老金水平不斷上升，也對中國老年勞動參與率的下降構成影響。
目前，25歲到54歲這個年齡段的參與率是比較穩定的。
總體情況來看，勞動參與率下降表明進入勞動力市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使得市場勞動供給下降。
不僅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勞動參與率下降，全社會的就業總量也發生變化。中國就業總量增速從2010年的4.1%下降到2016年的2.5%。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底就業總量下降，這是自1962年以來，也即56年以來，首次出現的現象。
中國勞動力市場關注點也在變化。人口老齡化，勞動供給下降使得中國就業市場壓力緩解，但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和需要面對的一些新問題，即從過去關注就業，現在要開始更多關注養老問題。
平臺型就業的發展
近年來，有關新技術革命的討論非常熱烈。2016年，我應邀參加法國經濟學傢俱樂部年會，應邀出席的200多嘉賓中，有經濟學家、企業家，甚至還有一些國家元首，參會人數達到3000多人。會議主題就是討論新技術革命，即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勞動世界的影響，大多數人都很擔心新技術革命對就業的負面影響。
傳統就業本質是“僱傭”，就業是指被僱傭的人，失業是指沒有被僱傭的人。傳統就業，是一個企業（僱主）跟一個勞動者（僱員）簽署一個合同，單個企業面對市場。
現在，平臺型就業，是很多人跟這個平臺建立業務聯繫，通過平臺面對市場，它突破了空間和時間限制，增加了就業靈活性、自主性，突破了傳統僱傭關係的束縛。
最典型的平臺就是互聯網電商平臺，比如說阿里巴巴，阿里自身員工在11萬左右，但平臺間接創造的就業超過千萬，非常龐大。
近年來發展很快的數字文化平臺，就業總量也值得關注。比如直播平臺有三類，一類是泛娛樂；另外一類是遊戲；最後是電商。
這些平臺是如何創造就業機會的？
以直播平臺為例，首先是需要大量的主播，包括遊戲主播、泛娛樂主播、電商主播等。其次，平臺自身需要相關的資源支持，比如遊戲開發、產品運營、內容審核、行政支持等。再次，平臺型派生出遊戲版權、電競賽事版權等相關事務，直播當中還有MCN組織，同時上下游會關聯配件生產商、雲服務廠商、互聯網服務中心。最後，平臺型又衍生出來展示公司、內容審核外包公司、廣告公司等。
當然，數字文化性質的平臺型就業不光只有直播。
閱文集團是一個數字文學平臺，該公司員工僅1300人。但是，該平臺作家多達810萬。所以，平臺型就業，是發展非常快的領域。大部分平臺都是這樣，自身員工人數不多，卻間接創造了大量就業。
平臺就業有雙重影響。新技術革命帶來業務規模擴大，互補效應使得就業機會增多，當然，也帶來對傳統就業替代/衝擊。例如，受到電商平臺影響，很多實體店可能倒閉了。實體店關門直接帶給了就業一些負面影響。但總體來講，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的大背景下，平臺型就業對創業和就業規模擴大起了很大作用。
新技術革命平臺型就業也面臨挑戰。
一方面，平臺型就業引發就業極化。美國的已有研究發現，因受到新技術革命、互聯網的影響，就業呈現極化現象。如果將職位按照能力劃分成低級、中級、高級的話，比較低端的職位和高端的職位在不斷增加，而中間的職位正在減少，甚至在消失。數據呈現U形線，就是就業極化的表現。同時，還帶來的是收入極化，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還有，就是就業質量。這一問題在互聯網行業還是蠻突出的，特別表現在社會保障和勞動關係方面。如果按照業務合同處理勞動關係的話，平臺型就業中有大量的人是沒有社保的，缺乏社會保護這對於就業質量的提升也是一個挑戰。
就業結構性矛盾持續（存在）
在近一二十年，結構性矛盾是中國就業市場特別突出的一個特徵，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就業市場群體中，大的群體是農民工和應屆大學生。農民工市場數量龐大，城鎮就業人口總量4億多，農民工佔2.8億人。這個數據是2018年統計的，其中初中學歷及以下佔72.6%、高中學歷佔17%、大專及以上佔10.3%。顯然，農民工群體的學歷結構、知識結構是比較低的。
按照國家統計局2018年公佈的數據來看，接受過農業或者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只佔32.9%，其中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佔30.6%，所以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數量短缺和結構性失衡問題。
此外，應屆畢業大學生也是比較典型的就業群體。中國在2000年後實行高校擴招，2000年之前基本是每年100萬左右的招生規模，而2019年中國的大學生規模已達到800多萬，加上，留學生群體大體在50萬左右，所以，中國應屆畢業大學生規模非常龐大。
然而，缺乏工作能力是這一群體的突出矛盾。中國就業研究所在2010年做過一項調查，大學生就業難原因有很多，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就業能力缺乏。麥克思（一家高等教育管理數據與諮詢公司）2019年的一項調查（利用美國勞工部技能指標五大類35項指標對本科和高職畢業工作能力和崗位要求能力進行評價）顯示，2011年至2018年這七年間，本科應屆畢業大學生的基本工作能力滿足度（畢業時掌握的能力與崗位要求達到的能力之差）從82%提高到84%，但變化不大。
結構問題突出表現是就業率高與就業質量低。比如，應屆畢業大學生的年均工資收入在增加，然而把其年均工資收入與社會平均工資相比較的話，（大學生年均收入）從2003年到2011年是在持續下降，2012年之後才基本穩定下來。
根據北大教育學院的一項調查數據發現，應屆大學生靈活就業的比重過大。2003年的數據顯示，自由職業、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比重只有4%，到2017年這三項指標加起來大概接近19%。
首先要肯定的是，這個靈活就業中有好的一面。比如說，（值得鼓勵的是）自主創業是有創業成功的。還有一部分人選擇自由職業，不一定是因為生活困難，而是有意識去選擇（自由職業）。我在廣東YY訪談過一個人，大學畢業以後做公務員，然後下海做直播，完全出於自己的興趣，本人有才藝，希望實現自己價值。但是，要承認，在直播群體裡，也的確存在很多人在傳統就業市場找工作遇到困難的情況，所以（不得不）靈活就業。
還有一個數據顯示，待就業人數比例從2003年的35.7%降到（2017年）9.68%，實際上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許多人進入了靈活就業領域。
另外，（就業結構性矛盾也體現在）區域的不平衡。目前，中國就業市場景氣程度地區之間、人群之間，還有行業之間有明顯不同。就地區而言，主要是東部（地區）就業好一些，中西部稍微弱一點，比較差的是東北（地區），東北2019年第四季度的CIER（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都是小於1的。
就業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
這幾年來，中國就業市場的不確定因素有所增大。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國的就業市場遇到了三大風暴。第一個風暴是環保風暴。“十三五”強調綠色（產業），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刀切關停了一大批環保不達標的企業，這對就業市場產生一些不利影響。
環保也影響到了豬肉價格，因為很多地方不讓農民個人養豬了。我有一次在北京坐出租車，出租車司機告訴我，他是北京郊區的，他養豬從來沒掙過錢，但是他那一年掙錢了，因為政府把他們家的豬全部都收購了，他掙了90萬，他們村有的人掙了2000萬。豬肉為什麼漲價？不養豬的話，豬肉供給減少，肯定就會漲價。
因此，一些環保措施也影響了我們就業。中美貿易摩擦也是風暴之一，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關稅提高肯定對就業不利。另外就是社保風暴，機構改革後社保要從人社徵收交給稅務，企業擔心稅基變化對此反應非常強烈，有的裁員，有的要關門。
三大風暴也有機遇。比如說環保行業，過去幾年國內外一直強調綠色就業，這顯然是發展綠色就業的好機會。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發現，以前中國經濟大量依賴外需，雖然現在外需比例降到20%以下，但我們並沒有下定決心從外需轉內需。實際上，中國這樣經濟體量如此龐大的國家，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還是要靠內需。所以，貿易戰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要下決心來擴大內需。同樣，社保問題也需要我們下決心長期堅持減稅降費，我們過去一年間名義減稅降費的力度已經很大。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衝擊是一個新的蠻大的不確定因素。很多分析顯示，（地方）停工停產增多、用工減少、就業人數下降、失業率上升。疫情對第三產業的影響比較大，主要包括傳統的酒店、餐飲、旅遊業。按照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農民工因靈活就業比重大，所以受影響明顯。還有，體制外的人受影響也蠻大，他們很多都屬於小時工，如果沒活幹就沒有收入。
此外，結構矛盾在疫情期間也有顯現。武漢封城、其他城市實行管制，人員無法流動，造成有的活沒人幹、有的人沒活幹，所以就出現了新情況——員工分享或員工借調。這是一種新的靈活就業形態。外需影響也在逐步加大，最近國際疫情問題非常突出，國際疫情對國內是有影響的，我們的外貿訂單會受到影響。
疫情對應屆畢業大學生就業也有明顯影響。在與智聯一起開展的一項網上聯合調查顯示，超半數高校畢業生認為，受疫情影響，今年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其中51%的受訪人認為就業非常難、41.2%的受訪人認為有難度但是可以接受。
不確定因素，確實是很大的挑戰，特別是疫情方面帶來的影響。但是，有挑戰也要看到機遇。
首先，不應人為誇大外部衝擊的影響。從機遇來講，要設法將外需轉內需。除了新基建外，國家要更加重視教育、衛生，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對未來就業質量的提高是非常有意義的。中國應下決心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這個問題已非常迫切。
其次，數字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機遇。這次疫情發生以後，遠程辦公一夜之間就發展起來了。其實，遠程辦公、在家辦公並不是新的事物。觀察2020年一季度的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CIER），一季度最好的就業行業是互聯網教育和培訓。
再次，此次疫情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一些挑戰，也帶來了一些提升的機會。要看到對政府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推動。比如，過去失業登記僅限於本地戶籍人口，領取失業保險的人員比例很低。登記失業人數900多萬，真正能領取登記失業保險金的僅有200多萬人。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資格問題、平臺發展等。最近，政府積極推進這項工作，在手機、網絡上開展了失業金申領渠道，並且考慮調整口徑，從過去依據登記失業過渡到依據調查失業。還有，在疫情期間，網絡招聘也做得不錯，政府和企業深度開展合作。
就業市場的應對策略
我們從勞動力供給變化、平臺就業變化、結構性矛盾，講到不確定因素，針對上述變化，講一下未來如何應對這些變化。
一、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穩就業創造條件。
就業，本質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不能脫離宏觀經濟來談就業，所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保持增長，對就業是非常重要的。“六穩”中的“穩就業”是放在第一位的，雖然它放在第一位，但是後面的五穩對它非常重要，比如說“穩外貿”，“穩投資”等等。這是相互聯繫的，不能脫離後面的五穩單獨講“穩就業”。
如何在實際工作中體現穩就業是首位？比如，投資就要將“穩就業”納入投資項目的評價，無論是新基建還是老基建，首先要評估究竟一個投資項目能夠帶來多少就業？
穩就業要長期的話，需要更加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我們國家人力資本的狀況不能只看廣州、上海、北京這些發達城市。中國有大量落後的地區，學前教育、健康投資、醫療衛生設施是非常落後的，這方面應該加大投資。學前教育對人的認知技能非常重要，語言在10歲基本就定型了。
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需要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窮人邊際消費傾向高，富人邊際儲蓄傾向高。因此，我們要資助低收入群體，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解決內需問題。同時，完善國家收入分配信息系統，搞清楚發給誰是很重要的。
要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把減稅降費長期化，而不能僅僅作為短期應急的事情。此外，還要研究提升勞動參與率的政策，如何實行彈性的退休制度？怎樣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
二、對人工智能新技術持積極和謹慎的態度。
我們要擁抱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移動互聯為特徵的新技術革命，它對就業市場是一個利好。中國現在勞動供給下降，剛好可以利用新技術革命緩解勞動供給短缺，這是一件好事情。
要注意的是，新技術革命短期內還沒有對就業市場構成大的負面衝擊，長期來看，對就業市場是一個很大挑戰，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人工智能與就業的關係。比如，有的地方政府獎勵企業機器代替勞動力，這樣人為干預市場的政策並不好。我們應該激勵人工智能替代艱苦和危險職業的使用，對就業質量提升和就業市場進步都是好的事情。
平臺型就業靈活而潛力巨大。例如現有的幾家大的電商平臺、網約車平臺等，還有未受到疫情影響、發展迅速的直播平臺等，它們對就業貢獻很大。但是，我們應該關注這些行業的就業質量，包括法律地位和社會保障問題，並制定相關的就業激勵政策。
三、強化信息流動，提升就業市場效率。
我們看到1月份6.2%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應該說，這其實當中大部分的失業是源於自然失業。一個求職者進入市場找工作，或者一個企業在市場招人的過程中，存在一個相互搜尋的過程，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這被稱為摩擦性失業。然而，怎樣降低摩擦性失業呢？
很大程度上，需要發達的市場信息流動，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就業市場信息平臺。
我們可以看到，國外都發布職位空缺數，我們沒有職位空缺數的發佈。職位空缺數都是由互聯網民營企業或者外資企業發佈，而政府則沒有。我們的職位分類目前也非常滯後，像美國的DOT（職業大辭典）、職業展望，都對未來職位變化進行科學預測，而我們幾乎都是空白。
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某些職位是不是消失了、增加了或者增加多少？這對中國就業市場中的就業指導、對個人自身未來職業選擇，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就業的標準也是有侷限性的。調查前一週，工作一小時以上就統計為就業。如若這樣，中國的就業率是非常高的、失業率則是非常低的。實際上，這也顯示了引入工時及工資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就業質量指標的內容。
十八大、十九大都強調要推動實施更高質量的就業。更高質量就業，首先需要搭建有效的就業信息發佈平臺，加強就業信息的充分和及時流動。包括各高校的入學規模、畢業生規模等。例如，大學新生的學校、學院、專業，不同專業的學生畢業數量等。教育部並沒有發佈這個數據，然而發佈這些數據，對各高校開辦專業、大學生選專業、職業選擇都是非常重要的。
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服務，要提供專業化的職業指導，幫助學生從學校到就業的成功轉變。個人需要強化工作搜尋，降低薪酬預期，建立正確的職業成功觀。
最近我們與智聯聯合開展大學生求職經歷調查顯示，今年45%已獲得Offer的應屆畢業大學生中，56.0%的人有相關實習經歷。這些人求職目標明確，社會實踐豐富。而沒有得到Offer的55%的是什麼人呢？自身定位不準確、未達到招聘要求、簡歷投遞太少等等。這說明了職業指導是很重要的。結合前面講的內容，可以看到職業指導多麼重要。因此，我們再一次呼籲，國務院學位辦增設職業指導的專業碩士學位，提升就業。
四、深化教育培訓改革、重視軟技能培養。
現在，找工作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找好工作不太容易，找好工作缺什麼呢？很大程度上，是就業能力，就是工作的價值創造能力。價值創造能力與高校、人才培養單位有關係。高校是否把人才培養作為首要的工作？即使把人才培養作為高校人才培養的首要工作，我們人才培養的標準、特別是人才培養的能力標準是什麼？說實話，也不清楚！
過去講德智體，從小學就開始說，到中學、大學、研究生，一直在說，問題是德智體是抽象的東西，應該具體化。例如，國外大學有八項能力的具體要求，其中有六項是軟技能，有兩項是硬技能，包括閱讀、寫作、計算、聽說這些基本技能，以及專業知識和技能。人才培養的具體標準我們並未建立起來。
要推動課堂改革，改變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我個人發現，中國的大學課堂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是演員和觀眾的關係，然而老師跟學生的關係不應該是演員和觀眾的關係，而應該是教練員和運動員的關係。
應該轉變教育理念。知識是要靠學習，而能力不僅僅要靠學習，更重要靠實踐。也就是我講的3P理論，即Practice、Practice and Practice。我們要重視硬技能的訓練，同樣要重視軟技能，這些都非常重要。
我們研究把軟技能分成三層，第一個層是應用層，第二個層是修煉層，第三個層是天賦層。應用層是溝通技能、人際能力、分析能力、組織能力、團隊能力和創業能力等，這些是可以進行培訓的。修煉層是責任心、成就動機、服務意識、自信力、承受壓力能力、全局意識和道德等。修煉層不是短時間通過培訓就能夠形成的，而是需要長期的學校、社會，特別是家庭對人的影響形成的。天賦層，指天生賦予的能力。天賦層沒有好壞之分，但有匹配效果之不同。在服務業逐漸上升為主體，即第三產業為主體的大背景下，軟技能顯得特別重要。在一項大學生調查中，我們發現大學生工作中最大的問題是缺少責任心和敬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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