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許鞍華就必須提到香港電影，否則許鞍華就像一杯白開水一樣，絲毫讓入提不起興趣。而把香港電影和許鞍華放到一塊來提，並不說明許鞍華就不是一杯白開水了，雖然許鞍華之於香港電影，在今天看來已被圈內人士奉為高湯——這其實暴露出了真相，那等於說，這鍋高湯，是靠許鞍華從影20多年熬出來的。那麼一杯白開水是怎麼熬成高湯的呢？
許鞍華從影的20多年，恰是香港電影由衰及盛，再由盛及衰的20多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香港電影由衰及盛的幾年，這種轉變，其本土化的新浪潮運動功不可沒。在新浪潮興起之前，香港本地的電影完全不能體現本地觀點，不能實現本地化，導致嚴重與本地生活脫節。1975年，28歲的許鞍華在倫敦電影學校攻讀完電影課程後回港，擔任胡金錐的助手，從此慢慢進入影視圈。許鞍華受過國外專業電影教育，並且是本地新生代，在此時正好趕上承接上一代電影人權利交接的時刻，因此，有機會扛起創新的大旗。再者，從商業環境來看，當時香港社會日趨發達，人們對娛樂事業的需求大量增加，而那時電影還是香港人重要的娛樂休閒方式。所以，許鞍華得以在對票房充滿信心的情況下，從較創新、較獨立自主的角度去拍攝自己的處女作。
在拍攝電影之前，許鞍華先後加入無線電視臺和香港電臺電視部任職，拍了20集每集半小時的記錄片《奇趣園》，並且為《CID》、《北斗星》等拍過17部類似的作品。1977年，許鞍華為香港廉政公署拍攝了八集的《ICAC》，其中兩集被禁。翌年拍了三集《獅子山下》。這些實踐，使她有了豐富的閱歷，並且對於香港當地的嚴肅的社會題材駕輕就熟。學生時代從英國文學中獲取的對於歷史感和人物性格的把握幫了許鞍華的大忙，這些在後來被追隨者稱作她身上的深厚底蘊。實際上，只要是能讀懂《簡愛》的人都明白，這些不過是些文學啟蒙認識而已。終於在1979年，許鞍華執導了自己電影生涯的第一部作品《瘋劫》，在上述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取得了一炮打響般的成功。《瘋劫》上映後引起了轟動，打破了香港當時的票房紀錄，後來又被邀請參加倫敦及愛丁堡電影節，獲1980年臺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剪接及最佳攝影三項獎。
這些榮耀，對於許鞍華來說只是一個成功的基礎。最重要的，還是《瘋劫》和新浪潮運動的掛鉤。憑藉著片中濃厚的文藝氣息，加上那些相對於香港電影當時的狀況，忽然顯得好像非常現代的電影語言，被許鞍華用去追尋一宗謀殺案和鬼故事背後複雜的感情糾葛，《瘋劫》看起來在電影敘事模式、手法和功能上極具實踐和創新，似乎昭示了許鞍華以現代主義手法打破傳統劇情的敘事方法和平鋪直敘的單一視點的能力。此外，許鞍華在《瘋劫》中做了將西方式的人性悲劇與東方傳統的驚悚片融合的努力，並且強調感官化的畫面視覺效果。就是說，作為一部驚悚片，《瘋劫》並沒有在故事情節上花多少功夫，事實也正是這樣，因為《瘋劫》完全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案例，節省了精力，許鞍華拼命往這部電影中製造出真實、鮮明、大膽、飽滿、具有衝擊力的效果。功夫不負有心人，《瘋劫》當仁不讓地成為了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序幕作品之一。
許鞍華因此在這次新浪潮運動中脫穎而出。然而，除去客觀環境因素，《瘋劫》中的文藝筆觸、形式主義、逼真效果和追尋態度，不過是延續了許鞍華學生時代的優異成績的一部實習電影而已。這就像在學校裡考試，考得再好，也不過是考試製度加個人努力的功勞，而考試成績本身，卻並不具備什麼意義。再者，對於讓許鞍華脫穎而出的客觀環境，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新浪潮究竟是個什麼稀罕玩意兒？縱觀世界電影史，被人們津津樂道的電影“改良”或者反叛活動從來就不顯得稀罕，但對時代而言，卻又都如久旱逢甘霖一般不可或缺。電影這門被稱為“第七藝術”的藝術，因此得以步履蹣跚地前行。這些一小步一小步的邁進，在國外有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等，國內則有大陸“第五代”、香港新浪潮和臺灣新電影。而香港的新浪潮，是香港影評人自感發發可危的情況下對於當地電影圈的一次生硬貢獻——他們甚至沒有考慮清楚取一個不和別人重複的名字。
1978年8月18日，香港電影雜誌《大特寫》刊出題為《香港電影新浪潮——向傳統挑戰的革命者》的專題文章，這篇文章只是毫無引導精神地指出新近的一批導演“衝勁、勇於嘗試、創新和接受新事物”，但卻標誌了新浪潮運動的誕生。所以，香港電影的新浪潮，說穿了僅僅是借鑑了法國新浪潮的一種放大了的說法，改革的初期，這樣的別人有什麼我們也要有什麼的事情，我們還見得少麼？香港新浪潮沒有宣言和綱領，也沒有共同組織，對於當時作為一名新人的許鞍華來講，它沒有任何副作用。在導演《瘋劫》時，許鞍華身上沒有什麼壓力，想法上也沒有限制，比較容易自由發揮。可以說，許鞍華很輕鬆地整理了自己幾年來的想法，交上一份分數還算可以的考卷，卻正好趕上了這股潮流，讓《瘋劫》成為了掀開香港新浪潮序幕的重要作品之一，緊接著又藉助這股潮流，繼續拍出了《撞到正》、《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等作品，其中《投奔怒海》以其比《瘋劫》更大的成功奠定了許鞍華
“新浪潮導演”的地位。
總之，香港的新浪潮電影運動作為一個存活不久必將破滅的神話，它採用的方式溫和，兼顧商業，有娛樂性，容易被香港本地的觀眾接受，還在短短的幾年內實現了本地電影“神話化”的極度膨脹，起到了“現實逃避”的作用。而正是這種膨脹，導致了它很快成為過去式。同時，對於受益於這次運動的許鞍華來說，並不是憑藉多少才華介入，但卻從此成為一個見證歷史的旗手，從這次運動中走出，她的路子一下寬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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