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抗疫結果如何，當下的美國都要著眼於為過渡到新冠疫情後的新秩序建立一個平行機制。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超現實氣氛，讓我回想起自己年輕時在突擊戰役中作為第84步兵師的感受。現在，就像在1944年末一樣，有一種早期的危險感，它不針對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隨機地進行破壞性打擊。但是，那個遙遠的時間與我們當下的時代之間存在重要的區別。當時，最終的國家宗旨成為一種基礎，撐起了美國堅韌不拔的精神。而現在，在一個分裂的國家，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高效、有遠見的政府，來克服這場在規模和範圍上都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障礙。維持公眾信任，對於社會團結、社會相互關係以及國際和平與穩定而言至關重要。
各國一致相信並相信自己的機構可以預見災難，制止其影響並恢復穩定，這使各國團結一致並蓬勃發展。當新冠肺炎大流行結束時，許多國家的機構將被視為失敗了。此判斷是否客觀公正無關緊要。現實是，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將永遠不一樣。現在爭論過去只會使要做的事情變得更加困難。
冠狀病毒以空前的規模和殘酷性洶洶而來，瘋狂地襲擊和肆虐。其傳播是指數級的：美國出現感染的病例每5天就能翻一番。截至撰稿時，我們還沒能找到有效確切的治癒方法。醫療用品也早已不足以應對不斷擴大的新增病例。重症監護室正處於不堪重負的邊緣。測試也不足以確定感染的程度，更不用說逆轉其傳播了。而我們離疫苗成功研製出來那一天，可能還需要12-18個月的時間。
美國政府在避免突發災難方面做了非常紮實的工作。最終的考驗將是該病毒的傳播是否可以被阻止，然後疫情逆轉的方式和規模能否維持公眾對美國人自我管理能力的信心。抗擊這場危機的努力——無論多麼巨大和必要，都決不能把一個緊迫的任務扔在後頭：我們要為過渡到新冠疫情後的新秩序建立一個平行機制。
各國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己國家範圍內應對這場危機，但是這種病毒在社會上的破壞作用其實是不分國界的。我們希望它對人類健康的攻擊將是暫時的，但它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數代之久。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僅憑一國之力就能該病毒。解決當前的迫切問題，必須最終與全球協作願景和計劃相結合。如果我們不能同時做到這兩者，我們將在這兩個問題上都面臨最壞的情況。
如果要從馬歇爾計劃和曼哈頓計劃的發展中吸取教訓，美國必須在三個領域做出重大努力：
首先，增強全球對於傳染性疾病的適應能力。此前脊髓灰質炎疫苗和根除天花等醫學科學的勝利，或者通過人工智能進行醫學診斷的新興統計技術奇蹟，使我們陷入了危險的自滿情緒。我們需要開發新科技和新技術，以控制大規模的感染，並研發出相應疫苗。各個城市、州和地區必須始終如一地做好準備，通過在科學前沿進行的積累儲備、合作計劃和探索來保護人民免遭大流行。
第二，努力治癒世界經濟受到的創傷。全球領導人已經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吸取了重大的教訓。而當前的經濟危機更為複雜：新冠病毒傳播引發的大衰退，其速度和全球規模與歷史上已知的都很不一樣。社交隔離、關閉學校和企業等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正在加劇經濟困境。而我們還應當制定的相應計劃，並尋求減輕即將來臨的混亂對世界上最弱勢人群的影響。
第三，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則。現代政府創建的傳奇始於由強大的統治者保護著的、被城牆圍繞的城市。這些統治者，有的專制、有的仁慈，但都強大到足以保護民眾免受外敵侵略。啟蒙思想家重新定義了這一概念，認為合法國家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經濟福祉和正義。個人無法自己保護這些東西。而當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經引發了過時的懷舊主義（anachronism）——在這個繁榮取決於全球貿易和人員流動的時代，我們卻看到人們正重建“高牆”，一座城牆之城正在復興。
全球的民主國家都需要捍衛和維持其啟蒙運動的價值觀。全球範圍內力量與合法性之間的平衡，將使社會契約在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分崩離析。然而，合法性與權力的平衡是延續千年的問題，無法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努力中同步得到解決。在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中，各方都必須剋制，要分清楚輕重緩急。
在突出部戰役中倖存的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日益繁榮和人類尊嚴不斷提高的世界。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領導人面臨的歷史性挑戰在於——要在應對危機的同時，建設和開創未來。一旦這場考驗失敗，世界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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