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和《人民的民義》有一個共同點,你知道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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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都挺好》收官至今,影響力仍在延宕。在支撐其成為“爆款劇”的特徵構成中,除了突出的電視收視率外,還有貫穿整個播出歷程的21億次累計微博話題閱讀量、超100餘條熱搜以及視頻網站的數十億次播放量,形成了對跨媒介傳播的廣泛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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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結局之後突然走紅的“蘇大強表情包”,以及由表情包而引發的“同人創作”知識產權爭議,都使之從電視劇本身的關注對象,向其他社會議題蔓延開來,形成了穿透行業壁壘的生命力和參與性。

《都挺好》和《人民的民義》有一個共同點,你知道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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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近年來的國產電視劇稍加梳理就可以發現,《都挺好》絕非特例。與蘇大強的表情包極為相似的傳播事件,至少可以追溯到2017年《人民的名義》熱播之時,彼時突然爆紅的“達康書記”表情包,將原本在電視劇“目標受眾”之外的“網生代”觀眾捲入了意義的流通過程;而在《都挺好》播出過程中“蘇明成打人”劇情所產生的話題熱度,則讓人聯想到不久前獻禮劇《大江大河》中因“宋運萍下線”引發的“全網大事件”,更激發起了這部“爆款劇”在全年齡、全媒介的廣泛影響力。

從主旋律題材到家庭題材、從社會話題到歷史敘事,這些“爆款劇”的成功,並不依賴粉絲經濟或流量IP的增值公式,卻都在依靠現實主義創作的獨特魅力兌現了其美學感染力之外,在互聯網的傳播與再生產過程中實現了跨越媒介與代際的文化穿透力。

蘇大強與李達康的表情包貫穿戲裡戲外、蘇明成與宋運萍的命運從熒幕流向網絡的過程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並不存在一種橫亙在互聯網與現實世界之間的文化壁壘;也不應該在消費主義的裹挾下,過分誇大代際審美之間的天塹。因而,一部“爆款劇”的誕生與實踐,必定是一個激發起最大範圍與縱深之創意通融的過程。

這就是說,一部形成於當下媒介環境中的“爆款劇”,理應是具有穿越媒介的文化影響力的。因而,觀眾在同樣揹負原生家庭之惡的盛明蘭與蘇明玉身上所產生的認同感,就不會以其類型差異有優劣之分;而觀眾對宋運萍悲劇所傾注的同情與遺憾,也必定會在對蘇明成的“討伐”聲中完成能量的守恆。

這意味著無論在“大IP劇”還是“現實題材佳作”的背後,在這些“爆款劇”的結構深處,一定有一種更穩定的邏輯動力,將它們聚合在一起。因而,“達康書記”的表情包雖然突如其來,甚至令電視劇創作者都始料未及,但卻絕不意味著這些“爆款”的誕生是沒有規律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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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可以從一個互聯網上流傳的另類“家庭”名單對這一結構加以理解。在這個被網友評論為“活不過18歲”的“家庭”裡,父親是自私、懦弱的蘇大強、母親是《歡樂頌》中樊勝美重男輕女的媽媽,此外還有蘇明成、《歡樂頌》中的“白渣男”與《延禧攻略》的爾晴,等。這份名單在網上有諸多變體,但其核心部分卻一目瞭然:除了構成它的都是一些在影視劇中負面形象突出的角色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多來自於“爆款劇”,並且其本身往往就是劇中的那個最易燃的“爆點”。

這些易燃的角色(或劇情),成為了觀眾得以審視自我、反思社會與映射時代的關鍵媒介。這再次提醒我們,形成“爆款劇”的那些元素不是在創作過程中組裝起來的,而是在開放的文本中被“觸發”的。

因此,觀眾在睚呲必報的魏瓔珞中看到自己的內心投射,卻在對“白渣男”與爾晴的討伐聲中重新檢視充滿功利性的現代人際關係。於是,觀眾們經由對樊勝美與蘇明玉母親的審判,將中國家庭教育中至今猶存的“重男輕女”頑疾凸顯了出來,並在群情激昂中,再次經由“蘇明成事件”完成了對“家暴”話題的全民討論。而至於李達康與宋運萍,觀眾則對閃爍在他們周身的道德光輝傾注了充滿感性的認同,因而使這些特質呈現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統一性。

可以說,每一個在“爆款劇”文本中被觸發了的“爆點”,都成為了具有吸引力的中介與開放的場域,不僅將觀眾同上述三個維度相聯繫,並且透過觀眾的闡釋,使創作行為參與了更為具體的現實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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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將《都挺好》置於另一觀察譜系中,我們可以發現,從《奮鬥》(2007)與《蝸居》(2009)到《虎媽貓爸》(2015)與《小別離》(2016),再到《都挺好》中所討論的核心議題,這些電視劇階段性地呈現了關於80後一代“拼搏十年”的整體敘事:十年之前,意氣風發的青年們踏上社會,卻遭遇了窘迫的現實處境。而當他們中的一部分任艱難地、突破性地解決了購房、結婚和繁衍後代等難題之後,卻立馬迎來了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和作為獨生子女的父母養老問題。這一創作譜系的背後忠實地再現了整個代際在不同時期的連續性的突出焦慮,而遭千夫所指的蘇大強,則成為了釋放這一最新焦慮的“爆點”,成為了擺在全社會觀眾面前的,具有突出時代特徵的、症候性的“贍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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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部“爆款劇”的實踐從兩個方面呈現出了規律性:一方面,它是由那些開放文本中“易燃品”的爆炸而產生的話題能量,其背後連接著觀眾對多個維度話題的高度參與;另一方面,它們的存在本身構成了由時代情緒所譜寫的宏大敘事中的重要一環。

也就是說,對時代情緒的精準回應,使得一部“爆款劇”的誕生是完全可以預期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爆款劇”應淪為販售焦慮的“毒雞湯”,而是提醒我們,作為與大眾文化聯繫最為緊密的媒介藝術,電視劇理應提供給觀眾這樣一種文本空間:它能夠基於其間的人物與敘事,使觀眾參與對自我身份、社會關係與時代精神的體認,也能在更大的尺度意義上,完成對歷史與當下的共同譜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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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基於這樣的觀測尺度,我們不僅能如上文一般回應特定代際或群體的時代情緒,也能使“爆款劇”形成更具生命力的敘事模式。因此,《平凡的世界》中的農村現代化、《大江大河》中小城鎮改革與《大浦東》中的都市創業傳奇也能在相同意義上形成連貫的敘事史詩與更具力量的時代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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