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明清以來，各代帝王統治者們一旦聽到在某地區的某事件中“出現了白蓮教的影蹤”等所云，無論區域有多偏遠、事件有多渺小，無不頃刻勃然大怒、緊張無比，然後頭疼心煩、夜不能寐等等。因為自元代以來，在歷次朝代更迭中所發生的大型的民間反叛、起義裡都出現過白蓮教的身影，並且情節頗重，無論作用還是影響，皆強悍而深遠。
但事實上，白蓮教早期唸佛持戒、恪守清規戒律，其信徒敬奉佛祖人先，但求心誠不講剃度，是一個半僧半俗式的低調民間團體。因為教義簡單、經卷通俗易懂，所以為廣大社會底層的人民群眾所接受。
有關白蓮教的“宗教黑市化”，在現代學者中擁有巨大的分歧。一種說法是：因為教規鬆散導致教內門戶林立、信奉各有所向，最終導致白蓮教分化變質；部分教徒的言行、做派危害一方並與當權者的意願對立，逐漸由紅轉黑。而另一種說法則表示明代及以後，統治者因為 “維穩”工作的需要，將許多破壞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的活動都歸咎為“白蓮教”所為。此時的白蓮教已逐漸被戴上了黑市代表的標籤，成為朝廷正統們的打擊對象，真正的白蓮教已不知所蹤。
原本出身低微、做事低調的草根民間教派，及至中老卻變得盤根錯節、蟲蛀病害，其過程暗含了許多值得今人探討研究的史話。
一、白蓮教創立初衷淳樸，又在論經禮佛的基礎上簡化了教義，受到民間的廣泛推崇，也引起了統治者的警惕，白蓮宗創立者慈照法師曾被流放
白蓮教又名白蓮宗、白蓮社，它發跡於唐、宋時期，是一個在民間比較低調、傳播卻非常廣泛的宗教團體。
傳說東晉時期，佛教的淨土宗始祖釋慧遠法師，在江西廬山的東林寺與“東林十八高賢”之一的劉程之居士等人在白蓮社結識、共同論經禮佛。這就是白蓮教最早的雛形。南宋紹興年間，吳郡（今江蘇）崑山地區的慈照法師（原名茅子元），在當時佛門教義鬆散、淨土宗分支立教廣為流行的風氣下，開創一個了新的教派——白蓮宗。
慈照法師
慈照法師根據天台山的佛宗理念，描繪出《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把過去紛繁複雜的唸佛修懺儀式進行簡化，用於白蓮宗的儀式，創設出《白蓮晨朝懺儀》。又規劃出了“普覺妙道”四字為教眾的輩分等級；並在澱山湖的湖畔建造了白蓮懺堂，自尊為白蓮導師，坐於堂中接受教徒的朝拜，白蓮宗自此而初步定形。
因為開宗者慈照法師系出佛門，所以白蓮宗的教義源於佛教的淨土宗，崇奉阿彌陀佛，相當於為淨土宗的一個分支，也因此白蓮宗提倡教徒日常唸佛齋戒，教義中規定其教內信徒須堅持“五戒”，即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以求往生西方淨土，由此看來教義也與佛門淨土宗大致相仿。只是到了元代，白蓮宗教滲入了許多其它宗教的思想觀念，教規教義開始駁雜紛亂起來，從者如流，由此白蓮宗逐漸由崇奉阿彌陀佛轉為崇奉彌勒佛，同時白蓮宗改稱白蓮教。
漢傳佛教 淨土宗
白蓮教建立初期，因慈照法師簡化後的教義淺顯易通，但求修心、不求剃度的修行方式簡便易行，門檻很低，廣大勞苦群眾都可以參與其中，所以白蓮教的傳播速度極快。但也因此引起了統治者的恐慌心理、遭到無情的封禁和打擊，創立者慈照法師曾經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
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由於白蓮教教徒群體逐漸龐大、受到封建統治者注意，在難以調和的官民矛盾影響下，白蓮教被汙衊為諸多惡性事件的始作俑者
到了南宋後期，白蓮教雖仍被一些以正統自居的佛教門派和縣域官方視為“邪魔穢黨”，但由於國家隨時都面臨烽火四起的危局、民眾對家國信仰淡化，唸經禮佛成為人民僅有的精神寄託，再加上白蓮教的低調和秘密性，所以仍然傳習甚廣。據史料記載，蒙古統治下的北方地區也曾經出現過白蓮教的蹤影。
人頭攢動的宋朝街市
元朝統一中國初期，對宗教沒有非常明確的管理思路，採取的是放任發展的態度。而白蓮教因“教化民眾向善如流”而受到朝廷的認可和獎勵，從此進入全盛時期。除了舊址澱山湖白蓮堂外，江西廬山東林寺成為元代白蓮教的第二個活動中心。
全盛時期的白蓮教提出“普化在家清信之士”，大力發展不用剃髮、不穿僧衣、在家修行的職業教徒，並稱之為“白蓮道人”。史料記載：元朝時期由白蓮道人為主組成的道場、堂庵遍佈全國各地，人數從幾十到幾千，規模甚至與發展千年的佛門寺廟、道觀相差無幾……常年香火不斷，“業務”範圍也日漸擴大，從皇家的祈福增壽到地方佛事弘法都囊括其中，當然也有一些施捨接濟、修路築橋之類的善舉。白蓮教的堂庵多為教徒自建，因此田地資產多為私有，堂主、住持大多數也是子承父業、世代相傳。
但是教徒與勢力的增長並不一直有著好的意味，飛速發展的白蓮教很快就受到了明朝統治者的注意。在《討張士誠令》中，朱元璋曾經指出：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
文中“彌勒”指的便是元末明初時期，白蓮教教徒所普遍信仰的新興教義：彌勒下生。意為佛祖將在某一特定的時刻降臨人間、普渡眾生，並創造美好世界。而朱元璋則認為，信仰是人民聚眾謀叛的重要原因，如若信仰成為民眾信念的基本導向，而統治者又無法約束人民信仰的話，則會為國家的統治根基帶來很大的威脅。 “彌勒下生”這一邪說強烈動搖了民眾的觀念，讓社會動亂因素劇增，長久以來，國家統治根基將得不到保障。
朱元璋
本身官與民的矛盾極難調和，而有一個可以隨時堂而皇之引導民眾輿論、口伐筆誅的轉嫁矛盾對象，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極為合適的，而這個對象，就是在民眾和官方兩邊口碑都不太好的白蓮教。於是在統治者們的刻意抹黑下，白蓮教這一名號逐漸與叛亂者、破壞者等負面詞彙聯繫起來，無論大小動亂事件，總是被冠以“白蓮教所為”的標記。
此時的白蓮教已被戴上了黑市代表的標籤，成為朝廷正統們的打擊對象，然而真正的白蓮教早已不知所蹤。
三、在受到官方“莫須有”的打壓後，宋元時期的白蓮教逐漸脫離原本教義，繼“被動黑市化”後，亦開始了“自發黑市化”
在宋元時期，因為白蓮教在各方面的發展與傳播總體上還未脫離正統佛教範疇，比較守本分、尊規矩，因此還勉強為統治者所容納。但是長期以來，教律鬆散、管理不嚴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經歷了一番教徒的淘洗與教義的篡改變化，白蓮教最終脫離正統佛教範疇，向毫無教義的民間組織發展。
首先是經過長期流傳，元代白蓮教的組織紀律鬆散，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其中有的教徒為一己私利藉著白蓮教的名頭招搖撞騙、聚眾尋釁滋事、為害一方或者武裝反抗地方政府，甚至做出領導人民造反的舉動。
如火如荼的白蓮教起義
公元1351年，天降自然災害，洪水引發黃河決口，以元朝政府強徵民夫、手段殘暴，引發了全國規模的白蓮教大起義。起義軍受到不堪元朝統治的廣大民眾的積極響應，迅速席捲全國。因此，許多地方的白蓮教組織與官府呈敵對態勢，白蓮教自此走上“被黑市化”的道路。
明代的白蓮教信徒的組成五花八門，人數眾多，但主要來自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白蓮教各派內部實行家長制統治，尊卑有序，等級森嚴。元末農民起義提出的口號就是“明王出世”，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亦以“大明王”之名登基稱帝。
雖然與白蓮教關係密切，但他深知白蓮教聲勢浩大、不易與，所以建國後，很快頒佈了禁令想要取締白蓮教。但是，此時的白蓮教氣候已成，反而呈現出更名潛行、暗中流傳愈演愈烈的局面，並且在朝廷的打壓下教徒接二連三的起事造反，直到明朝末年也未曾消停過。而這個時候參與起事的白蓮教教徒，有的早已脫離了白蓮教初衷，甚至不知教義為何，只一門心思起義造反；有的甚至篡改利用教義、煽動民眾。
清朝前期，因為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比較平穩，所以白蓮教雖有因不滿滿族統治而提出“反清復明”，卻並沒有掀起什麼太大的風浪。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因為白蓮教教主劉松先被捕充軍後又因謀反被處斬這件事，在清政府大力查處、株連許多無辜的情況下越鬧越大，荊州、襄陽、四川、陝西、甘肅等處的白蓮教教徒打著“官逼民反”的口號紛紛揭竿而起。清政府剿滅不力，施行“堅壁清野”的方法才平息了此次事件。
嘉慶鎮壓白蓮教起義
不可否認的是，雖然源自官方的“被動黑市化”成為了白蓮教受到抹黑的原因之一，但由於信仰太過廣泛、教義通俗易懂，最終導致教徒魚龍混雜、教派自亂方陣，白蓮教的“自黑”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和平安寧的歲月裡，白蓮教作為佛、道正統宗教的補充，在下層社會發揮了佛、道二教所能起到的穩定社會安撫民眾的作用；在發生朝代更迭、社會動亂或者天降橫禍、民不聊生的時候，白蓮教就會相悖於佛道教義，化身成人民群眾暴動、起義的領袖與旗幟。
縱觀白蓮教的歷史發展過程，從最初“以佛為本”淳樸厚善，發展到後來“黑市化”。為旁支派別林立、名稱更迭不斷，信奉花樣百出、叛亂罪魁禍首。一方面是教派本身無法秉持初心、疏於管理，另一方面也歸咎於宋明統治者對民間教派管理不當，導致白蓮教定位遊移、處於灰色地帶，最終走上了黑市化的末路。雖然白蓮教曾代表了大多數布衣民眾的訴求，但最終為圖謀不軌者攪成了一潭渾水。但這在歷史上也是不可避免的，過於龐大的教徒群體為白蓮教帶來了如同“雙刃劍”的影響，其中的弊端便是：在民眾受到打壓時，民眾的訴求自然大而化之地被概括為了白蓮教的訴求，白蓮教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被封建統治者扣上了黑市化的帽子。
參考文獻：
《明史》
《中國宗教通史》
《道學通論》
《宋明理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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