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到底做了什麼？”李愛莉問我，特朗普總統為什麼那麼討厭它？
“是不是想‘甩鍋’？”喬書亞也問我，美國人民買賬嗎？
李愛莉是紐約華僑，喬書亞是多倫多華僑，他們之所以問我這個問題，是因為知道我的工作與社交媒體有關，沒事又會給傳統媒體寫點東西，似乎略通美國輿情。
我告訴他們，沒有人能真正讀懂美國輿情。正如2016年的那場大選，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精英讀者在內，大多數人都嚴重低估了特朗普的選情。
特朗普是新媒體時代的王者，熟稔社交媒體傳播，卻又擺不平傳統媒體，在知識分子心中評價極低，甚至有人認為難登大雅之堂。
那麼，如果我們要討論美國輿論，我們能說點什麼呢？
從上週延續至今，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之爭，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很難簡單告訴讀者哪方意見佔據了上風，但能和大家分享的一點感受是：美國輿論越來越“極化”了。
在這個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對著幹”、精英頻遭草根“圍剿”的日益民粹化時代，越來越多的人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真相彷彿已經不再重要，又或者，根本沒有真相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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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週，特朗普宣佈美國政府暫停向WHO提供資金。他聲稱，WHO在對新冠疫情爆發的應對上，“未能履行基本職責”。特朗普此舉招致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
圍繞總統與WHO之爭，美國國內輿論呈現劇烈“極化”，尤其體現在：1，傳統媒體VS社交媒體；2，大眾互不買賬，社會共識不再。
美國本為多元社會，輿論市場百家爭鳴並不奇怪，但那麼多人走了極端，又牽扯到人命關天的疫情防控，值得分析一下。
先來看看傳統媒體怎麼說。
所謂傳統媒體，是指《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樣的主流大報（及其數字報），它們對特朗普的抗疫表現一貫持批評態度。
以《紐約時報》4月17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為例，在這篇題為《特朗普對世衛組織的指責合理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特朗普的目的在於“轉移矛盾”。
“為了轉移因自己的處理不當而導致美國未能做好防備的批評，特朗普指責世衛組織管理不力。”文章寫道，“但仔細回顧可以發現，世衛組織的行動比許多國家的政府更有遠見和速度，也比自身在以往流行病中的表現要好。儘管也有錯誤，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世衛組織應該為歐洲和美國相繼發生的災難負責。”
文章認為，WHO當然也有很多缺陷，比如，“要做任何事都得有國際成員的支持，它沒有任何領土權，不能不請自來去任何地方，它還依靠成員國的資助運作”。但這些瑕疵“根本不能支持特朗普的指控……總統在用欺騙的方式尋找替罪羊”。
《華盛頓郵報》則在此前刊發的一篇深度報道中，將已公開宣稱自己為“戰時總統”的特朗普與“9·11事件”前的小布什進行比較，認為災難“原本不必以這種方式發生”，但美國總統對包括政府高層在內的各方發出的警告充耳不聞，直到災難來襲。
在這篇報道中，呈現了基於對美國政府官員、公共衛生專家、情報官員和其他參與疫情防控一線人員的47次採訪，全景式地梳理了1月3日特朗普政府收到中方疫情通知之日起的70天裡，美國聯邦政府應對疫情的過程，認為在此期間，從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到美國疾控中心，出現一連串系統性失誤，使美國失去減緩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機會。
此後，《華盛頓郵報》編輯部針對特朗普與WHO之爭的態度更為尖銳：認為特朗普玩的是ugly new blame-shifting scam（推卸責任的醜陋新騙局），認為“他對WHO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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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2016年美國大選向世人昭示的那樣，美國主流大報在社交媒體時代與社會大眾出現了嚴重脫節。
在社交媒體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新聞專業主義，受到了普遍的嘲弄：特朗普帶頭稱它們是“假新聞機構”，“像狗一樣”做新聞。大量社交媒體意見領袖對它們發動了攻擊，呼籲社交媒體用戶別看“假新聞”。
從社交媒體用戶的特徵來看，傳統媒體確實也不適合他們：很多人基本沒有耐心看完《華盛頓郵報》的深度報道，更對嚴肅媒體標榜的所謂“多信源交叉求證”毫無興趣。相反，越是簡單明瞭、口號式的、符合大眾刻板印象的結論，越是能夠引發他們的共鳴。
因此，不難理解，#DefundWHO（斷供世衛組織）這樣簡單粗暴的口號，能夠成為社交媒體熱搜標籤，而嚴肅媒體的調查報道反而乏人問津。
在特朗普與WHO之爭發生後的幾天內，我特別留意到，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針對WHO的“標語式攻擊”，幾乎容不得理性探討。而嚴肅新聞機構的調查內容反倒成了“迂腐的知識分子調調”——如果不是“假新聞”的話。
正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樣，轉移注意力和矛盾是政治的本能，而社會大眾確實也需要在“大隔離”下找到發洩情緒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WHO不幸成了“合適”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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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的“雞同鴨講”，圍繞特朗普與WHO之爭，大眾輿論內部也吵翻了天。
以一條近日的“現象級”推文為例，管中窺豹，看看美國民眾的分歧有多大。
這條推文的作者，是微軟公司創始人、曾經蟬聯世界首富十多年的比爾·蓋茨。他在特朗普炮轟WHO之後寫道：
“在世界健康危機期間停止資助，就像聽起來那樣是危險的。WHO的工作減緩了疫情傳播，如果停止這項工作，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替代他們。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WHO。”
美國是WHO的最大資金來源國，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則排名第二。這條“老二”對“老大”的推特反擊，一邊獲得了近40萬次點贊和近10萬次轉推，一邊招來了數量罕見的“噴子”大軍。
在推文評論區，蓋茨幾乎要被美國“噴子”淹沒了。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就只列出排名前三的三條評論。
評論一：“那你出錢吧。”
評論二：“這傢伙利用疫情控制人口。”
評論三：“微軟很爛。”
這些言論的子評論少則上千，多則上萬。他們在蓋茨的推文評論區盡情狂歡，把這位傳統意義上的慈善界和商界精英貶得一無是處。
這段時間，由於工作原因，本人也在接觸社交媒體。連這個沒多大影響力的賬號評論區裡都一言不合就吵架，可算一件奇事，也能反映大眾輿論對立的現實。在社交媒體上大眾輿論對立比比皆是，蓋茨事件算是個典型。
從這場圍繞特朗普與WHO之爭的輿論“極化”現象中，幾乎可以預見：看《紐約時報》的城市精英和被嘲諷的“南方紅脖子”，自詡進步主義的年輕人和死硬保守派中老年人，東西海岸的“全球化精英”和鐵鏽地帶的“愛國者”，將在今年美國大選中再度展開一場激烈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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