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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副院長，亦是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抵漢近三月，奔波於ICU病房。他覺得，有個問題值得問他的學生：這場大疫情，對這些即將成為ICU醫生的年輕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邱海波。（受訪者供圖/圖）
我的學生們：
同學們好，見字如面。抵漢近三月，我一切都好，不必掛念。你們所看到的兩張照片（注：網傳邱海波抵漢前後兩月間的照片）的強烈對比，主要由於曝光差異所致。我本就有白髮，並非突然白頭。
我近日在想，這場席捲全球的傳染病疫情，對醫生們意味著什麼。
在這樣大的疫情面前，醫生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難。這或許是我們這一代人能看到的最大的疫情，是我們在教科書上沒有見過的，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越是未知，越是恐懼。可如果醫生都恐懼了，病人還有救麼？
我看到新聞裡說一些意大利的神父，進ICU安慰病人，為他們做臨終禱告，感染上新冠病毒離世。神父的責任是陪伴著他們的信徒，給他們帶來心靈的安寧。醫生是做什麼的呢？是病人需要你的時候，你儘可能幫助他，解除他的痛苦，給他安慰。即使我們對新冠病毒知之甚少，即使我們知道前方有危險，我們還是要跑到前面去。
我在一個採訪裡說，臨床醫生就是要守在床邊。這話是我有感而發，說的時候心裡在滴血。有超過三千名我們的同道感染了新冠病毒，還有59名離世。這讓醫務人員的工作更加艱難，即使防護物資不再缺乏，我們仍然需要克服內心的恐懼。
我也曾在採訪裡說，重症病人在哪裡，我們就在哪裡。這並不是一句高昂的口號，而是作為一個醫生，面對一個感染未知病毒的病人，我不知道怎麼救的時候，也許最好的辦法就是陪伴病人走完最後的路程。我們要給病人信心，我們要與病人在一起，人性，或許說是人性的光輝正在其中體現。
抵達武漢的前一個月，我有太多的遺憾。未知的病毒曾讓我們無從招架，過往的經驗一度失效。後來你們都知道了，我們遇到了“沉默型低氧血癥”，病人的臨床表現可能一度迷惑醫生的判斷。
最初我覺得很無力、很無助，有很多病人我幫不了他們。我知道ICU病房外還有許多病人，但我們沒有床位收進來；有了床位設備不夠；設備夠了專業的醫務人員不夠。我只能說我自己去看病人的時候，我能夠努力的，我都堅決去做了。
ICU醫生應該守在病人床前，蹲著，守著，看到病人病情往下走的時候，我們按照我們能有的辦法擋住他往下走。我希望我可以做得更多，但我不能陪著每個病人走。前幾天我去看中心醫院副院長王萍，她看到我是很高興的，我試圖給她更多的鼓勵，她會好起來。當病人躺在病床上時，他們所希望的是，醫生盡最大的努力去治療他。
我們要給病人信心，也要給我們的同道信心。我們要帶頭去做一些事情，要與護士一起幹活，氧氣瓶也可以一起推。重症病人是需要靠團隊一起來救治，所有人都要相信我們可以做到，我們應該去做。我曾收到一條援鄂醫生的短信，我非常感動他在其中說，是我們到病人床邊去，幫他們克服了恐懼心理，大家更勇於多到病人床邊去，為病人提供更多的關心和治療。
一百多年前，特魯多醫生的墓碑上刻著：“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我很喜歡這句話，不過今天我想做一些修改：常常去治癒，總是去幫助，然後永遠去安慰。
你們都是即將成為ICU醫生的年輕人，你們未來將會歷經各種各樣的選擇和困境。事實上，你們只做出了一次選擇，那就是你們決定成為醫生。當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我們沒有選擇，必須上前。
你們此刻都留守在家，無法返校。事實上，我更希望你們其中的臨床碩士和臨床博士，能夠回到自己的醫院中。你們都知道20世紀50年代初期北歐脊髓灰質炎大流行，人工呼吸機首次被用於救治。同時幾十個病人都插著管，需要捏皮球（簡易球囊）提供氧氣，醫生不夠怎麼辦呢？就把醫學生都喊來，捏皮球。那些年輕的醫學生去面對了脊髓灰質炎的疫情，而今天，你們也應當面對新冠病毒的疫情。
在這樣大的災難面前，我們的醫學生應當承擔起社會責任。你們有責任去醫院，即使不是去最前線，也應該回到你們的醫院去，那裡缺少醫生護士。我們醫學院要培養的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如果沒有責任感，如果看到這樣的事情不往前衝，或許他未來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醫生。你們總是聽到素質教育，責任就是最重要的素質。
我希望，未來你們每一個人都成為優秀的ICU醫生，不僅有足夠的醫學知識，有非常好的操作技能，還要有充盈的同情心。後者，往往比前者更為關鍵。
邱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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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波 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楊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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