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階層
資產的源頭是勞動和消費，當資金的累積大於消費的時候，多餘的錢就要轉化成資產。“轉化”這個過程叫“投資”。這有點像人體的糖元，充裕的時候就化合成了肌肉和脂肪存儲起來。
如果資產類比人體儲存能量的形態，要肌肉還是脂肪？囤積在腹部還是分散在全身？這就出現了高低優劣、流動性、保值、增值等一些列問題。
現金從來不是資產的最佳形態，雖然流動性好，但卻在保值增值角度表現最差。全球主力貨幣拿出來曬一曬，結論都是：錢，總是更毛了！20元紙幣，去年20，今年18！
資產還有地域和國別之分：最好放在有營養、有發展、安全的地方慢慢養著。這樣躺都能躺贏鹽鹼地。反之亦然，在不安全的地區和國家，一頓操作猛如虎，最後還是減值。
那麼放入什麼樣的國家呢？國家也是分階層的。
國家位置階層
毫無疑問，在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了這個世界最核心的國家。它吸引全世界的富人、資本將資產配置到美國。它對外輸出最多的還不是高科技和商品，而是美元。其次是各種無形資產：包括經濟貿易的遊戲規則、國際金融規則、貨幣的結算交易方法、能源的交易方式、知識產權和商標、文化等等。最後才是他的科技和產品。我們之所以相信美元和美元資產，並非因為美元所背面所寫的：因為我們信仰上帝。而是因為，美國壓倒性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在維護這些資產的價值。
離核心國家比較近的就是近親國，這裡面既包含都說英語的“五眼國”，以及歐盟，外加日本韓國。這些國家主要是在核心國設置的規則之下，提供高質量和附加值的產品與服務。不管是to B還是to C的產品，這些國家都是提供著相對高毛利的產品。當然，這一切都是在美國設置的體系之下的：原料，需要用美元進口；貿易，需要用美元結算。在高附加值的產品輸出能力的保護下，這些國家依舊活的還是不錯的。富裕的情況下還可以搞搞白左的情緒；人懶惰點，照樣還是保持著優質的生活水平。
外圍國是靠勞動力和勤勞謀生的，手停口停。與近親國比起來，這些國家的工業基礎雖然有，但是不完整。技術不及核心國和近親國的能力。主要是提供充沛的勞動力，提供附加值低的中低端傻粗型產品。想過的更好一點，只能靠更勤勞一點。誰是這樣的國家，可以對號入座。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這裡。
最下面就是資源性國家，這些國家基本就是靠運氣活著。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可能民不聊生。要麼就是在貧困的邊緣掙扎，要麼就是拿著祖先的資源，石油礦產，咖啡，打魚，以低廉的原材料價格換取生活必需品。生存質量取決於：
- 與核心國的關係如何；
- 腳下有啥。
世界國家的分工體系和格局，顯然是不公平的。核心國和近親國在拼命的維持這個自己站在金字塔頂端的遊戲規則和科技壁壘。甚至設置障礙，不讓下面的國家發展起來。地球只有一個，又不能去別的星球殖民。你上來了，我去哪？
存在即為合理，成年人的世界，從來不論對錯，只看實力和利弊。一百年前，八國聯軍進軍天朝的時候，同樣是這些國家。其中只有蘇聯被肢解了。因此，這些利益體本質上來說是不想讓落後的國家變得發達的，甚至意識形態不同的強國，我也要千方百計將你削弱。
核心國家，利用自己的貨幣作為全球貨幣的流通和儲備機會，向全世界徵收鑄幣稅。利用貨幣與貿易的資金循環威力在全世界擼羊毛。中國雖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些並不是現金，而是在在美國以及海外購買了大量的債券和銀行存款。參考貨幣超發與注水，實際外匯利息接近於0。我們雖然2019年貿易順差是2.92萬億。但實際上我們為核心國、近親國貢獻了幾萬億美元的商品價值。沒有中國，他們要花更貴的價格去購買這些民用和工業的必須品。
財富是個好東西
馮斯基是2005年大學畢業的，畢業之後就去了美國讀了碩士。那個時代，對海外發達國家的嚮往是很強的，計算機畢業生，最願意去的是IBM、微軟、SAP等歐美IT大企。初中時代，清晰的記得老外都被稱為“外賓”，如果有同學可以去美國、加拿大讀書，我自己心裡都有種說不出的羨慕。
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太窮了。父母那一代到今天經歷了中國火箭般上升的鉅變。那時候的我甚至懷疑自己。感覺吐槽在這裡的一切是一件很高級的事兒。在年輕的心裡，覺得國外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周圍有同學的親戚，國內的處長為了出國，黑也要黑在國外的故事。
錢，是男人的膽；財富真的是好東西。國家從一窮二白走到富強，天就變了，自信也就油然而生。
繼續看看我們國際階層的升級歷程，90年代以前，中國在世界中的產業鏈還是屬於資源提供國，賣點礦產、石油，當年還是石油輸出國，你能想象的到麼？反正什麼能拿來換外匯，我們就出口什麼。
後來加入了WTO，很快從無到有，很快建立了世界工廠的格局。位置一下子從資源提供國，成了勤勞的勞動模範生。這個世界上，真的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完成這一步重大意義的升級。這個升級，毫不亞於狩獵到農耕。這一步的轉換，直接讓中國人至少在吃飽穿暖的小康生活上奔了起來。
1998年的國有企業改革，為國有企業減負。大量體制內的人變成了自僱或者創業開廠。2000年加入WTO，出口民營企業從當時的不足1%，短短9年時間，到2009年民資對外出口已經上升到了28.2%。超過了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出口總額。
中國的貿易順差也是在5年後開始增長起來。市場的開放帶來了FDI的猛增。外商直接投資+中國世界工廠代工開動，為我們帶來了3萬億外匯儲備的家底。正因為這些家底，反而讓中國在外交和政策上有了過去沒有的底氣。話說，出了長城，就得用美元消費了，黃金都不好使。這個怎麼破？這個後面我們詳細說。
歷史上我們也有三次危機，都成功的度過了：
第一次，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國加入WTO外貿井噴，成功化解了；
第二次，2006，江浙製造業危機，開啟了土地經濟。所有人都開心了。
第三次，2008年，四萬億投資化解了所有憂慮。
有運氣，也有執行力的原因。
加入WTO後的外貿除了給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外匯，也讓江浙滬，廣深珠，甚至大量縣城出來了開路虎的工廠老闆。讓中國一下子從資源提供國，爬到了外圍國的位置。
加入WTO的十年，外貿出口紅利開始消退。為了消化了過剩產能和剩餘勞動力，國家開啟了鐵工基的天量投入。未來我們下一代可以享受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很多國家其實沒這麼走這一步。如果不開啟天量的基礎建設，可以看拉美了：
- 大量失業的青壯年成了無業遊民，想想會去做什麼？
- 富人的財富如果不在繼續做實業的投資去做什麼？房地產是小，擠兌外匯是大。
勤勞和投資，可以讓國家變成了小康起來。但是再怎麼勤勞，在國際產業鏈和分工之中，是沒有辦法讓我們有所突破的。勞動委員能不能直升當學霸？學霸需要核心技能。從國家與世界的金融秩序參與角色以及產品供給角色來看，那些西方學霸也不想讓中國成為更高端的產業國家。
中國如果想在國際金融的角色和產業鏈上的分工上有所有改變，其實領導們想的很全面，無非就是向這兩個維度方向上突破：
- 實施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等國際政策，突破美元在金融貨幣的國際秩序，在佈雷森體系裡摻砂礫，減弱美元一統全世界交易結算的格局；
- 產業鏈分工從過去做勤勞的角色，向近親國的等級進發，讓中國的企業逐步掌握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的核心能力。這個恐怕是買不來的。
一帶一路，這方面中國主要是通過基礎建設輸出進行實踐的。除了通信等少數幾個產品領域，中國確實還不具備世界級產品的輸出能力。基建可能是可以建立緊密關係的最佳產品。港口、高鐵、高速都分分上馬建起來了。當有了更親近的戰略合作關係，再實施人民幣局部國際化的交易結算的嘗試。這就變得順理成章和可能。
第二個升級方向，中國最需要的產業變化是：如何從低端的代工製造國，到高附加值科技產品輸出國。這個是最難的，難在於，這個不是有錢就可以。土豪，一樣沒辦法。
為什麼科技升級只能靠自己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GDP水平提高，國家內外投資基本上分為四個階段：
- 較少接受直接投資，也無對外投資，淨對外投資為零或者負數，人均GDP不超過400美元，屬於最不發達國家。例如：朝鮮。
- 吸收外資增加，但對外投資仍然很少甚至為零。淨對外投資為負數。處在這樣的國家還未建立可靠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個段位上。
- 資本流出逐漸超過資金流入，淨對外直接投資額在逐漸向零或者正數變化。本國的內部的企業以及優勢正在逐漸上升。大多數新興工業國家如此。
- 第四階段，國內企業全球範圍內優勢明顯，資本對外全球化投資。一些發達國家處在這個階段。
2007年起，中國對外商的超國民待遇已經逐步取消，到了2018年，中國人均GDP水平在8800美元左右。因此中國開始逐步從第三階段開始向第四階段進發。
看看歷史進程和個人事業的關係：
1998年，大學畢業被外企聘任，那麼恭喜你，即將在20年的黃金年齡就職外企中獲利。如果你在一線城市，那麼再次恭喜你，馬上未來20年，你將享受中國住宅資產的火箭般躥升的速度。那時候買世茂濱江外銷房是抵稅的。兄弟，知道為什麼70後大學生被稱為中國最有運氣的一代了吧。完美體現了知識改變命運。前提你是985、211。
2008年，畢業的時候，就業市場中外企依然是：嗯~，big name起薪待遇不錯哦。但是，如果你加入了外企，在未來十年中更多感受的是一種這樣的味道：開始還不錯，但是失去了你老闆過去那種火箭一樣的升職速度。過幾年發現當年班級掛科的後進生，進入了互聯網公司已經成了副總，期權直接可以買京滬大宅了。而你入職同年被裁掉的那哥們，跑去了某寶，現在都管理800人了。而自己，還是隻Senior Engineer。其實誰都沒錯，大勢而已。
2018年，還想做點國際範的事兒。最好的僱主變成了：加入中國企業，到海外去拼一下吧，但不是歐美，而是：東南亞、非洲、拉丁。因為2012年的時候，中國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初期集中於資源型投資，基本是國企。到了2018年，部分中國品牌已經開始佔領全世界的市場了。英語說得好，最佳僱主不是外企而是中國民企！
談到中國對外的投資主體，這塊一直是爭論的焦點。過去十年，中國對外資本輸出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前十位對外投資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前100強中，民企佔不到25個席位。這些國企主要是資源型投資，最初是缺啥買啥的狀態。但由於國家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巨大差別。尤其在對西方資源資產進行投資時，遇到的問題更多。（被騙的也不少）
再後來，最高決策層也想明白了：在沒有戰略指導和地緣空間的保護下。投資很容易變成了水土不服和打水漂。於是，出現了兩個新的名詞：“金磚體系”和“一帶一路”。
而另外一個投資方向，當代工幫助我們成為了外匯大戶的時候，自然想到另一個問題：自己沒有的產業和技術，作為土豪我能不能直接買？
自研還是外購？以前有人一直在爭論。這些爭論體現在了商用大飛機等項目的決策上。現在這個話題鮮有爭論了，因為在實際操作中，在關鍵時刻，有錢未必買得到這些卡脖子的產品。
沒有產品，有錢出國把生產產品的公司一起買了行不行？答案也非常明確：不行！
高科技公司，不會賣給你。以下是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對於中國資本併購美國科技產業公司的阻止盤點。半導體和芯片，是絕對的重災區。換句話說。核心國以及圍繞其的親戚國，是不願意看到其他國家的參與到金字塔更高端的位置搶食的。
以上僅僅還是冰山一角。針對尖端科技，基本策略轉變成：
- 公司買不到，我可以國際獵人，將有意願到中國發展的科研人員引入回來；
- 產業科技這個事兒，還是把一部分資源投資給民企吧。幾十年國企沒幹好的事兒，民企這幾年乾的都不錯。但國有資本要參股。
這裡面也有一些短視的地方，無論是政策還是投資，國有資本的青睞主要在大民企、和有一定規模的科技企業。但是對於新興的早期科技創業公司，國有資本的設置門檻相當的高。希望這部分留給民資去做，實際情況，民資資本已經水不多了。最近發現的情況是：國資投不了，民資沒錢投的境地。
為什麼投資中國資產
無論是產業資本還是所謂的遊資，多多少少是由於他們認為投資在中國安全，並且貨幣升值會帶來的額外收益。安全感和升值預期從哪裡來？
資產天生具有國別和陣營之分的，資本天生具有避險的特質。美元資產和經濟產業是和美國的經濟金融緊密綁定的。中國是少有的有足夠的內部市場又有強大的金融和經濟防火牆的經濟體。遠的不說，看今年海外的疫情趨勢，穆迪毫不猶豫的將人民幣資產作為金融避險的選擇。全球化的資產配置，怎麼會少了中國？
同樣，海外投資者看到了中國驚人的外匯儲備和同樣驚人的外貿盈餘。一個擁有巨大外匯儲備和貿易盈餘的國家怎麼會沒有希望。
這兩大數字是怎麼形成的？大量的外資直接投資是主要部分，目的是將一部分製造業環節進行國際轉移，到中國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而中國通過強制結匯制度，將外商手裡的外匯聚集到政府手裡。你給我美元，我印人民幣給你在中國境內消費、投資。另外一部分就是外貿加工，海量的中小工廠代工出口帶來了外貿的盈餘，同樣是因外匯管制匯聚到了政府手裡。
一部分投資者，想方設法繞過中國外匯管制，對中國進行投資。比如紅籌架構的股權投資項目，被投主體在海外，進行各種借錢和換匯來進入中國。也推高了中國外匯儲備。
海外資本為什麼投資中國公司，最本質的原因是，如果在全世界想找到高速增長的資產和項目，擁有龐大的消費群體和流量，中國是不可能錯過的沃土。
發達國家大概10億人，這部分集中在歐美日韓等，早已被美元橫掃並且增長乏力。而中國之下的國家是20多億人，多是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很難產生高增長的資產。唯獨中國，14億人，統一的文化和制度，自成體系，經濟高速增長。不投資中國，到哪裡去找到符合華爾街胃口的大項目呢？
未來10年出現的國際經濟風險
第一大可能性就是，逆全球化的縱深發展，導致中美經濟關係的持續脫鉤，以及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封鎖的加碼。當年美蘇的關係是軍事冷戰，2020-2030年，中美關係可能出現的是經濟和科技冷戰。大家各自帶一眾小弟，自己玩。
目前看來，中美關係的演進方向是對抗和分裂的，儘管中國國內很多人仍希望於全球化的繼續，因此不願意判斷政策的明確轉向。但隨著年輕一代成為中國政策和輿論的主力。自由主義信徒將被邊緣化。尤其是在良好物質生活中長大的90後和00後，他們不卑不亢，受不了對外國人的獻媚。“外賓”這個詞離他們遠去了。很多人出國看一圈，回頭還是覺得京滬已經超過了很多的發達國家。
在馮斯基小時候，初高中，有人到加拿大、澳洲、美國讀書，那是多麼讓人嚮往的一件事。現在從10多歲的青少年，不少都早已經遊學多個西方國家。出國留學、移民，不再成為很多年輕人嚮往的選擇。
在新時代的中美競爭中，誰可以更快、更好的用科技創新引領經濟變革潮流，用本國自身消費市場引導資本和貨幣的循環，誰就能獲得更快的發展。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資本，一定要在科技創新中更多的加碼。尤其是初創的科技公司，因為他們代表著未來。哪個科技巨無霸，不是從小公司長起來的呢？
第二個重大風險是，美國用美債堆起來的企業負債泡沫可能會因為疫情的重大影響而刺破。2019年春季，美國家企業積累了11萬億美元的企業債，其中8萬億美元投資級債券，1.5萬億美元垃圾債券，1.5萬億美元企業債。這些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們，在二級市場上用債務用來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推高股價（他們的KPI你懂得）。不難想象，如果刺破這場債務危機，我們不管政府還是個人，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將面臨巨大的損失可能。
第三風險在於一帶一路在國際化面臨推進難度的問題。本質上一帶一路承載了人民幣國際化和一眾緊密關係國家的綁定責任，創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體的重要戰略。而經濟規則制定，包括如何建立人民幣版本“佈雷森體系”，這些都會面臨美國的挑戰和打壓。同時一系列國家的現代化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單純的向一帶一路國家做基礎建投資，發債，是否能贏得信任和認同？
其實中國倒不一定為了資源和能源走出去，更重要的獲得新生力量的年輕消費者。將中國的文化、科技、產品、服務對外輸出，來擴大人民幣以及中國產品服務的使用圈。
雖然產業和貿易有可能會出現兩大平行或者一大一小平行國際聯合經濟體，但是對於資本和資產的配置，不會出現極端的二元性：有你沒我。資本的本質是避險，中國資產勢必成為全球資本必須配置的一部分。中國越強，海外全球資本反而被配置的會越多。堅定的投資中國科技創業公司，本身就是全球產業資產中最有潛力的一部分。
上週，美國的華裔政治明星，前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楊安澤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
題目是：《我們亞裔美國人不是病毒，但我們能成為治療的一部分》
“Andrew Yang: We Asian Americans are not the virus, but we can be part of the cure”
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美國亞裔群體很多批評。馮斯基也是在美國讀的書，然後又工作過。至於西方人對亞裔的歧視也好、偏見也好。這個是客觀存在的。對英語是母語的ABC，尚且如此。想想移民第一代，英語都沒有說溜的會怎麼樣。
如果到美國是去純消費的，不用顧慮這些；但絕大多數在美國需要長期生活的人，勢必無法避免的是與當地的環境相配合，以及Fit in這個工作環境之中的問題。這才會真切體會到，身在異鄉的不同。
大多數人都不希望中美走向對抗，但現在看越來越難以避免。美國是不會允許出現一個構成威脅的競爭者。而中國的體量和人口，決定了中華民族要走向復興，必然在總量上對美國構成威脅。而文化、種族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讓兩國更相互提防。
試圖腳踏兩條船的精英們，未來腳踏兩條船越來越難，遲早要選擇的。
如果真的要投奔彼岸，就下定決心走吧，一別兩寬各自歡喜。選擇了美國，就要像楊安澤這樣，竭盡全力去證明對美國的忠誠。
要留下來的，就不如和國家同甘共苦。沒必要抱怨什麼，做好本職的工作，養好家，教育好孩子，就是對這個國家最大的貢獻。也沒必要處處鄙視自己的國家，吐糟這樣那樣的環境和制度。不是沒有選擇權，絕大多數人是沒有努力提高選擇的能力。
中美的對抗是很難避免的。但對抗應該不會發展到熱戰，就是兩國的和平競爭，遏制與反遏制的競爭。尤其是科技、金融領域、國際經濟的競爭。
這段時間可能是10-20年。如果中國成功突破了，那就是世界級的國家和國際地位。對於中國人和海外的華人，也一定是個好事。中國的資產也會爬到金字塔的頂端：出現真正世界級國際化的科技企業，以及其他各類資產、不動產的保值增值。吸引全世界主權基金、私募基金的配置。
十年後的世界會怎樣？我們會怎麼樣？時間會證明一切，而我們是這場國際形勢和經濟全球化鉅變的觀察者，參與者。
有些事兒，沒辦法的，只因為你就生於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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