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王旭說畫史》：談嶺南畫壇及廣東繪畫名家
故宮學院中國畫研究院學者、《崔如琢評傳》作者王旭
優勢與不足
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廣東沒有多少優勢可言，明代雖有陳獻章、湛若水這樣的心學思想家，林良這樣的水墨寫意花鳥畫家，但與浙江的王陽明、徐渭比，對後世的影響要小一些。嚴格來說，陳湛之心學沒有完全擺脫朱熹、陸九淵的束縛，林良在寫意性上也沒有逃出宋人之藩籬。不過，他們是了不起的，對中國學術思想、藝術發展起著奠基和推進作用，若沒有他們的推波助瀾，或許就沒有王陽明、徐渭之成就和高度。
自近代康有為、梁啟超開始，廣東迎來了它文化史上最輝煌的一頁。這個時期，廣東畫壇上活躍著以居巢、居廉兄弟、何翀為首的名家，其畫風沉鬱濃豔，開一代風氣。尤是居巢、居廉一脈，繼之者有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三人，今稱“嶺南畫派。”最有成就和特點的當屬高劍父先生。後來追隨者有何香凝、關山月、黎雄才、楊善深、方人定等。另外，關良特立獨行，將陳洪綬、揚州八怪、任伯年遺留的、與浙江豐子愷面目一致的凡俗文學趣味放大，形成另一種與新文學相匹配的通俗繪畫，即插畫。
總體來講，廣東近現代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史是由留洋人士，特別是留日人士創造的奇蹟。像康有為、梁啟超、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關良、何香凝、黎雄才、楊善深、方人定等都有留日經歷。
康有為作為一個從萬木草堂裡走出個落魄書生，逆天改命，硬生生地用他託古式的新經文經學說策動了光緒，發動了“戊戌變法”，催生了現代革命的早期到來。歷史上，能人盡其才、用儒學改變歷史、終結一個王朝或者一個時代的，就是康南海先生。一些學者認為，若不是他反對民國，其儒學成就能比肩孔孟、趕超朱熹、王陽明。所以，人稱他“康聖人。”在留日精英里，康有為的影響是最大的，但他學術成就卻不在日本。
事實上，從學術的角度講，康有為之儒學屬於清初以來的實用政治哲學，夾雜西方科學、基督成分，如他的“大同三世”說。因此，將他與孔孟、朱熹放在一起比較似乎不大合理。
廣東還有一位鄉村出身的近代歷史人物洪秀全，他的地上天國構想也是儒學及半生半熟的基督教結合體。與康有為相同的是，他們都是讓清王朝直接或者間接走向滅亡的人。而他們的晚輩、純正的留洋人士孫中山先生是直接讓清王朝滅亡的人。有意思的是，這三個人都有基督教情結，如孫先生的“仁愛”二字出於基督。另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思想主要來源於美國。
值得說的是，傳統文化在康有為處是一個轉折點，成敗皆因為他的學術和政治主張。他得意時，以宋明心性、道釋情懷為體的傳統寫意繪畫與他越過宋明的崇古說教不符（如《新學偽經考》），導致了時至今日人們對“元四家”尤其“清初四王”的偏見。他失敗時，原本與他沒有多少關係的這段歷史文化，又成了替罪羊，站在了時代的對立面。
要說他美學方面的優點，那就是符合他學術思想的古老文藝價值，比如西周、秦漢期間的金文、碑刻、篆隸。這個問題的本質，實是向民族精神、民族血脈最純正、最強大處靠攏。事與願違，嶺南畫壇除了崇洋和現代革命意識，自始至終沒有繼承和發揚這方面的優勢，反而海上畫壇、京津畫壇、金陵畫壇、浙江畫壇在這方面上大有作為。
梁啟超是康的學生，“戊戌變法”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逃亡日本後，將日本的學術研究方法引入中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歷史研究法，說白了就是科學的、現代的歷史研究觀念。他文筆能抵千軍萬馬，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讓袁世凱復闢夢一夜破碎。這篇文章也被認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山範本。
繪畫向來與文學相依為命。新文學的實質是西方標準、西化概念。自然而然，梁啟超所主張的美學價值要比康有為更激進，更實用、更西化。
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三人借用或者折中近代日本繪畫風格，創立了獨具特色的嶺南畫法，從此，廣東畫壇終於多了一個引以為傲的畫派，同時也多了一個緊箍咒，自此開始走向表面上的繁榮，根本上的衰敗。客觀上，嶺南創始人在格調上、筆墨上失去了與吳昌碩等代表的其它畫壇的抗衡優勢，媚俗成分已初顯，尤其是商業與世俗價值。
高劍父作品
到了何香凝、關山月、黎雄才、楊善深、方人定、趙少昂、黃幻吾等第二代嶺南畫家處，嶺南繪畫在意識上轉向真正的革命文藝，創作上不善傳統書寫、筆墨不夠精煉、亮點不夠突出。再往下，當代嶺南傳統畫壇基本上喪失了創作能力，前輩們留下的家底兒只能當做一種遺產固守。似乎，除了吳靜山等極少數的老先生，確實找不出人來。
吳靜山出身廣東，其畫由浙派潘天壽及元代王蒙、清初遺民髠殘等歷史名家法而來，嶺南影子比較少。
油畫家，像陳衍寧、黃建南等是嶺南走出來的名家，特別是黃建南先生，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屢次創造天價，連續幾次都蟬聯胡潤藝術榜前十位置。
總結
從廣東走出來的畫家有一個十分突出的共性，他們的時代擔當意識大於繪畫情趣。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關山月、黎雄才、楊善深等兩代藝術家都是借現代繪畫觀念來體現他們的時代立場。自嶺南畫派從20世紀初期形成體系之後，給人最大的印象除了繪畫面目上明豔濃烈，日本因素是其主要特徵。在那個借鑑西式經驗救國、強國的迫切時代裡，具有革命身份的嶺南畫派先驅者將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價值融進了自己的繪畫，極具啟示意義。
由於20世紀初期中國文化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帶給嶺南繪畫在精神上的焦躁、氣質上的柔媚這一弊端，正考驗著新一代嶺南畫家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智慧。實際上，當代嶺南畫家所面臨的此類問題，恰恰困擾著當代整個中國畫壇。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嶺南畫家在發揚歷史文化優勢的同時，也會放大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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